再過兩天才是立春，此際的台北已經和風煦然了。宋朝詞人周邦彥形容——正單衣試酒，悵客里、光陰虛擲，彷彿正是眼前我的況味。確確乎是一襲青衫，我竟然就闖到了基隆河畔的忠烈祠。
出發時還很晴好的天空，忽然間暮雨飄瀟起來。我拄著一柄民國式樣的彎把黑布長傘，穆然佇立於沾衣欲濕的細雨中；當我仰望大書「成仁、取義」的莊嚴牌坊時，台北冬季的雨，瞬間沁濕了眼底。這些海峽上空聚合的水分，似乎天然如淚一般咸苦。就這樣噙著雨痕，我萬里渡來，偏要參拜這一座久仰的祭壇了。
台北忠烈祠始建於1969年，由蔣公親筆榜書。正殿及兩邊配殿層疊樹立著密集的神位，有名有姓的享祭者凡49萬餘人。僅僅抗日戰爭八年，民國折損的將官竟達兩百餘名。整個二戰的盟軍戰場，可以肯定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曾經付出過如此慘烈的代價。我獨自憑弔在空曠的殿堂中，彷彿置身於漫無邊際的墳地。那些早就在史書上熟悉的名字，漸次湧入回潮的眼眶；一個世紀的亡魂似乎仍然列陣於戰火未盡的雲天，在等待我這個晚輩前來追問和祭奠。
我來到管理處（他們仍叫指揮部），查詢我外祖父的信息。他們一番殷勤檢索，最後總指揮親自出來敬茶，愧疚地告訴我——有這個名字，但是沒有籍貫沒有死亡詳情。為了表示歉意，他非要送我兩幅照片，是每年春秋兩次祭典的神聖儀式。最後，一個老者執意要在雨中送我出門，他無限感傷地說——近七百萬人的死亡，我們實在沒有辦法搜集齊全。
外祖父於我，只是生命源頭之一。他在我外婆之後，另娶新婦為他生育了兩個兒子——論輩分血緣，算是家慈的異母弟弟，是我不知下落的舅舅。外祖父被擊斃於鄂西道上之後，他的一個舊部竟然帶著他的長子（我該喚作大舅），萬里硝煙中輾轉撤退到了台灣。這要怎樣的古風高義，才能如此艱難地拯救同袍遺孤啊。而留在內地的小舅，則和他的母親一起承擔著匪屬的待遇。我能從前輩族人那裡獲得的僅有信息便是——大舅成長為彼島的高級軍官，小舅淪落為此岸的下崗工人。因為吾母的原因，我們與他們素無聯繫，甚至不知道名字。
看過龍應台先生的《大江大海1949》，就知道那一年是海峽般寬闊的傷口，是我們至今難以超越的苦難，至今未能彌合改變的命運。
就這樣帶著一本書，我像穿越時空隧道一樣，從共和國走回了民國。從桃園機場到台北腹心，感覺也就像從莆田到泉州，像從今天回到90年代。山河人物，皆無異樣；禮俗談吐，俱如中原遺韻，無一處不顯得名門正派字正腔圓。
台北幾乎從來就沒有追求過國際大都市的虛張格局，儘管它也有迪拜塔之前的亞洲第一高樓，但它依舊顯得十分古舊。街道很窄，巷陌密集，樓房多數不新不高更不珠光寶氣。滿街多是輕型摩托飛馳，幾乎看不見警察，但是人車卻能井然有序地尊重紅綠燈。地面很老，看不見任何一點煙頭垃圾痰跡，也沒有戴著袖箍的男女掃地或者罰款。這種古舊，像一個家道中落的老派貴族，低調而有教養地嚴守著規矩。即便是一領舊衣，穿出去依舊熨燙著摺痕。
入夜的台北有著書卷中曾經熟悉的那份嫻靜與繁華。獨自徜徉於那些南洋建築風格的騎樓之下，張望著懸滿街頭的霓虹繁體字，有著突然置身於20世紀30年代上海灘的幻覺。這是一種被歷史打斷過的炎黃貴氣，現世的榮華中一點兒也不鬧熱，沒有浮誇的措大嘴臉。似乎清明上河的市井，就該有這樣一份靜好，十分的風流蘊藉，卻都又顯得像國畫中的金碧山水——美在那半吐半露之間。
冬季到台北看雨的多是斷腸人。撐一把傘小駐檐下，看台北的女人魚群般飄過，那是你對民國最初的驚艷。問路抑或搭訕，會邂逅沒有張皇遲疑的微笑；那近似吳儂軟語的國語，透著從容自重和良善。大陸人道聽途說的多是檳榔妹，那也只是台南才有的鄉韻。且人家的露背露臍，還只為兜售新採的鮮果，而非推銷你假想的俗艷。
近乎古肆的街角，斜搭了一處玻璃房，寬僅容膝一般。櫥窗上零落著一些手工掛件飾品，散發出唐宋明清一樣的雅緻。女主人獨自在几上編織她的黃昏，我擅自入座旁觀。結繩綴玉的古老技藝，復活在她的纖纖十指上。笑是莞爾的，清淺且清純，全無主顧來也的強作歡顏。問罷，只是低聲嘆一句——工藝美院畢業的，唉，淪落街頭了。那一聲唉，似乎道盡了滄桑。聽我口音，知是陸客，便多了幾句訊問。然後我走，復低頭綴網勞蛛。前人說：道心如恆，無送無迎。指的約略便是這樣的淡定。
奇蹟是三天後我忽然接到賓館總機的電話，說是有兩位女子在大堂請我下去，訝然見到的竟然是她，手上拿著拙著說要簽名。她說偶然聽電台對我的訪談，辨出我就是那個薄暮的訪客；好奇便買了我的書，遂讀出了她的眼淚。然後便打聽我的行止，竟然還能找見。之後她拿出精緻的工藝盒，是她手刻的一方虎印，用精緻的珠帶連在一匹玉馬上。她看書知道今年是我的本命年，說佩玉掛印可以驅邪魔。我知道那枚青玉價值不菲，卻之又不恭，只好覥然收下。問罷芳名，原來竟然是本家姓氏，心底便認下了這個隔著海涯失散多年的妹妹，想像未來的兩岸烽煙消盡之後，再喊她回家吃飯吧。
我們這一代對真實台灣的最初了解，大抵多由文藝而來。從鄧麗君的歌侯孝賢的電影，到鄭愁予的詩白先勇的小說。是這樣一些偷聽盜版和傳抄，使我們漸漸確知，還有另外一些中國人在享受著另外一種溫軟生活，在抒寫著另外一些明心見性的文字。
澎湖灣基隆港都是隨歌聲一起飄來的地名，忠孝東路淡水灣，從吉他的弦上延伸到我們的視角。一個海外孤懸的小島，從羅大佑到周杰倫，潤物有聲地浸透著此岸兩代人枯燥的心靈。儘管今日之台灣電影，似乎遠不如大陸賀歲片賣座，但是重溫侯孝賢那些散文電影，依舊會讓那些擅長所謂盛典的導演相形見絀。
《戀戀風塵》是侯孝賢早期的敘事，講述一對青梅竹馬的男女，打小並不自覺於所謂的愛情。後來一起去城市打工，女孩的媽託付阿遠，「你要好好照顧阿雲，不要讓她變壞了，以後，好壞都是你的人」。聽著就溫潤的囑託啊。阿遠應徵入伍了，阿雲送給阿遠的禮物是一千零九十六個寫好自己地址姓名並貼好郵票的信封。結果是阿遠退伍之前，阿雲和天天送信的郵差結婚了。
看這個電影，我常常想起沈從文的小說《阿金》，一樣不可捉摸的命運，透出悲涼的黑色幽默。
電影的外景選在基隆山下的小鎮——九份；也正是這個電影，使這個寂寞無名的礦區，成為今日台北郊野的旅遊勝地。這是大陸旅遊團不會光顧的地方，我決定去這一陌生所在，是因為陪我去的，竟然就是電影的男主角——阿遠的扮演者王晶文。
晶文兄應與我同代，歲在中齡卻依舊如當年劇中人一般純凈靦腆，不似我這般頑劣。一個當年的明星，重返他使之揚名的古鎮，卻絲毫沒有一點兒我們所習見的張揚，說話輕言細語，低調得生怕驚動了那個曲折深巷。在那早已廢棄的鄉村影院斷牆上，依舊懸掛著多年前那幅《戀戀風塵》的著名廣告——他扛著一袋米挽著阿雲行走在礦山的鐵軌上。但是已經沒有人還能認出，他就是那個不知將被命運之軌帶向何方的青年了。看著曾經的儷影，他低語說那個演阿雲的姑娘，後來去了海外。
我很好奇他這個當年電影科班出身且早早成名的男人，怎麼不再繼續活躍於影視的名利場上。他說他就像那個男主角一樣，演完電影就去金門島服役了——這是當年台灣每個大學生都要完成的一段使命。他在金門，愛上了運動和寫作，於是成為今天大報的體育記者，成為一個遠離鏡頭燈光的自行車漫遊人。
九份是日據時期一個廢棄的金礦開採區，至今仍保留著濃郁的殖民特色。沿山蜿蜒的小街，俯瞰著海市蜃樓一般的基隆港，家家門臉都在經營著各色點心和特產，一樣的喧嘩卻有著迥異於內地古鎮的乾淨。我們去一個掛著《戀戀風塵》景點招牌的茶肆吃茶，古舊的桌椅恬靜的茶娘，木炭火上溫著的陶壺咕嘟著懷舊的氤氳。茶具和茶湯都那麼好，只許一個好字，似乎其他皆難以形容。
沒有人還能認出這就是當日少年，我們在兩岸各自老去；我們隔著幾十年的政治烽煙，艱難地走到一起，溫一壺中年的午後茶，像董橋所說那樣沏幾片鄉愁，然後再迷失在海峽的茫茫之中。臨別我說，我在雲南的古鎮茶肆，等你來騎車。我們多麼渴望這是一個沒有驅逐也不需簽證的世界啊，我們這些大地上的漫遊者，祖國的浪子，可以自由丈量自己的人生。
提到二十年前台灣《中國時報》的記者阿渡（楊渡），是我真正該要好好感謝和寫一寫的人物。一個文人像他那樣參與並見證台灣政局的巨變，本身就是一個大時代的傳奇。
十年前的一次北京國際書展，書商的我曾經在傳說中劉亞樓的大宅院里，主辦過一次冷餐派對，招待國際國內書界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