殘忍，對人而言，究竟是作為動物的天性，還是家族血統的遺傳？是某個特殊社會的迫使，抑或是個人教育的缺欠？我們是不是可以套用托翁的一句名言——所有的善良都基本相似，而殘忍卻各自不同。
許多年前，我還在禁中時，母親來信說——我的女兒（當時不到六歲，也不識生父）性格變得有點乖戾。比如，她會用一壺開水慢慢倒進小魚缸，看那些魚絕望掙扎又無路可逃，最後被燙死。母親對此充滿憂慮，老人在這一純粹的孩提遊戲事件里，看見了殘忍。這使我忽然驚悚，我隱約意識到，幾乎人類所有的殘忍都具有一種遊戲的表象，而多數的遊戲中，都埋藏著一種殘忍的本質。
當然，我不能不原諒我的女兒。一方面可以推諉她的幼小和父位缺失，尚未獲得文明社會某些宗教式的護生教育，她只是在重複早期人類的原始野蠻。另一方面，我想起了我在那個邊區小鎮所度過的粗野童年，想起了我在這個國家所經受的全部殘忍教育。當成人猶在主持或者默許各種變態的殘忍遊戲時，我實在羞於去譴責一個孩子。
我從四歲開始進入那個著名的十年，於是我天生就是個野孩子——沒有幼兒院的正規學前教育，自然也缺乏什麼益智的娛樂。鄉村大孩子帶我學會的第一種遊戲，就是去田野抓癩蛤蟆，然後用泥巴糊一個小窯，裡面鋪一層生石灰，將癩蛤蟆關進去用稀泥封閉，上留小孔再注入冷水。生石灰遇水變化，產生極高的溫度，蒸汽裊裊中，一陣陣「呱呱」的受刑慘號由強變弱。汽散聲絕，扒開泥窯，但見癩蛤蟆的醜惡皮膚完全剝離，露出初生嬰兒般的晶瑩胴體，在死亡中顯出一種純凈的美麗。
如此殘忍的遊戲，最初又是誰發明的呢？遊戲源於模仿，孩子們到底在模仿什麼？
若干年來，我幾乎不斷重複的一個夢境就是，我站在深秋的藍天下，赤身裸體，搶著收集陽光過冬——那時的冬天太冷了。我看見殘陽越過高牆，把我的影子誇張地貼在對面牆上，而電網的投影恰好橫過我的頸項，使我的頭顱在牆上的畫面，像懸掛在枯藤中的一隻搖搖欲墜的野果。
我在那一刻開始知道，殘酷的現實往往需要殘忍的心靈去適應。這一曾經真實的場景，因其起點令人不寒而慄，在往後的平淡生活中，被複製成了經久輪迴的夢影。我在對往事的轉顧中，力圖去找到我對殘忍竟能熟視無睹的源頭——我們從何時開始，把惡行和暴力視為情有可原且法無可懲的正常生活？
六歲，對，六歲時我是一年級的學生。1968年的初秋，放學集合，一個血氣方剛的教師拆散大掃帚，給每個孩子發一根竹條，然後排隊，去打強盜。當小街上走來我們這支武裝童子軍時，圍著那個小偷的鎮民們開始喝彩歡笑。小偷被罰站在一個水泥圓管上，衣衫襤褸，褲腳挽在膝蓋上，似乎剛剛下田歸來，腳下是一雙草鞋。我深刻記得這些細節，是因為我們的高度只能夠到他的踝骨。大人們不斷吆喝「打，打」，於是小鎮的狂歡節開始上演。
村裡的孩子從六歲到十六歲不等，倚仗大人的鼓勵第一次可以打大人，無不心花怒放。那個中年小偷被無數竹枝抽得像陀螺一般跳動，在水泥管上來回穿梭，彷彿一場沒有盡頭的舞蹈。事實上他無處可逃，所到之處帶動的只是更密集的鞭笞和喧囂。我清晰地記得他的小腿——那粗糙的還帶著泥巴的皮膚，慢慢由紅變紫，漸漸腫大發白，一如半透明的蘿蔔。他不停地哀號，絕望地手舞足蹈，汗如雨下，雙眼現出死亡的寒光。我揮了幾下便因恐懼而悄然住手，而成人和孩子還沉浸在自己編織的絕妙遊戲中。最後，我看見他喉嚨嘶啞只剩魚唇般的無聲張合，身體搖晃如失去平衡的風箏，在極限的一擊下砰然栽倒……
在圍毆時我們已經從大人的咒罵中知道，他是鄉下來趕集的一個農民，在試圖偷裁縫鋪的三尺布時被抓的。在我成長的歲月里，我一直為此深深內疚。我總在想，他和我一樣要面對人生的冬天，他的孩子還衣不蔽體，他實在沒錢去給那個和我一樣大的兒女增添一縷溫暖，這時，他看見了那要命的三尺布。我每每想起這一畫面時，內心的痛楚就在深化。走筆至此，我忽然淚流滿面，我依稀可以確認，這，正是殘忍教育的起點。
殘忍，許多時候是難以分清其善惡性質的。我們在一個充滿蚊蟲的房間，緊閉門窗，點燃毒氣，徹底消滅害蟲，沒有人會質疑這樣的行為。那麼老鼠呢？它傳播疾病，盜竊糧食，當然也應該滅絕。至於滅絕的手段，一般不會被追究。
我十歲左右時被母親送到了煤礦，那時父親正經受被打倒後的各種體罰。他的同僚不堪忍受而自殺，母親擔心他的絕望而將我送去作陪，於是我開始生活在真正的工人階級之間。那時的煤礦老鼠很多，每天經歷死亡的井下工人沒有娛樂，滅鼠就成了他們的閒情逸緻。
他們用各種智慧的方式活捉老鼠，然後將生黃豆塞進其直腸，再將其肛門縫住。黃豆在體內發脹，痛不欲生的耗子在放生後開始瘋狂亂竄，闖進它們熟悉的家撕咬同類，一場大規模的自相殘殺壯觀而刺激，比任何毒藥更慘絕鼠寰。或者將鼠尾捆上浸透汽油的棉花，點燃後放手，再欣然觀看那團狂奔的火球。我每每為此觸目驚心的場景油然而生一種徹骨的恐懼，因為厭惡和仇恨，他們如此折磨鼠類，是代表人類的正義嗎？
那麼人類自身的相互殘殺呢？納粹對於猶太人的厭惡以及導演的屠殺，與此無異，自不用舉例。我們曾經對所謂剝削階級的仇恨，似乎也不亞於此。我的故鄉有個大地主叫李蓋武，在土改時被憤怒的農民裝在籠中，架在火上烤死。我們可曾分擔那種灼痛？那是怎樣一種漫長煎熬的死亡啊。如果再看看我們的刑罰史，了解凌遲和幽閉等的含義，我怎能相信族類的理性？
我們從小所受到的教育就是——對敵人的溫情就是對人民的殘忍，這種政治倫理觀一直主導著我們的社會生活。被奉為金科玉律的英雄格言要求我們——對同志要像春天般溫暖，對敵人則要像秋風掃落葉一樣無情。我們知道，情，是構成人性的基本元素之一，佛陀謂之有情眾生。無情，則意味著我們只需要服從政治立場，摒除人之為人的底線思考和本能惻隱，對一切異己者可以採用無所不用其極的懲處方式。
當自然界的益蟲和害蟲我們都難以真正分清時，我們又如何能正確區別同為人類的敵我呢？於是，最終的抉擇和解釋都只能歸屬於強權。最高當局宣稱麻雀是害蟲時，這些無辜的生靈就要被全體人民所驅逐。小鳥的天空驟然縮小，橫遭屠殺，成群地累死於逃亡之路。鳥猶如此，人何以堪？平心回顧一下整個20世紀，所有曾經被我們命名為敵人和害蟲的，其中究竟有多少是十惡不赦的壞蛋？這些可憐的師尊、戰友、親人或鄰居，隨高深難問的天心喜怒而朝生夕死，有誰不曾體會過人世的殘忍。
1976年我是小城初中的學生。那一年這個國家充滿了各種內涵的哭與笑，史學家後來視此為一個可以斷代的年份。那個冬天，我們被組織起來去參加一個公審公判大會——要槍斃一個叫楊文生的反革命。在那些含糊不清的判詞中，我們隱約聽出，這個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的人，其罪行原來是在上面抓了那四個人後，他依據傳統演義小說的推理和經驗，堅持認為這是一次宮廷政變。他不斷到處演講和張貼大字報，反對華國鋒的中央，號召人們要繼續捍衛毛，堅決反對「走資派」的復辟。在此之前，他還是小城著名的「造反派」，當然，也肯定迫害過一些基層幹部。
那時的死囚還基本保留古代的形式，人被五花大綁，讀完判詞即被插上寫有罪名的尖銳木標。我看見那削尖的木片從他後領中猛插進去時，他齜牙咧嘴顯得很痛苦，但喊不出聲音來。我們一些膽大的孩子騎著自行車狂追囚車，就在城郊的田野上，他被掀了下來，踢跪在凍土上。行刑者熟練地在一米之內對其後背開槍，他猛然撲倒，蜷曲的身體掙扎了幾下，便永遠地安靜了，槍聲似乎還在山谷里泛出迴響。無數男女老少都在圍觀，殺人實在是像這個無聊社會的一場喜宴，死者的血正好成為大眾調味的鹽。有個成人去把屍體翻過來，並解開了他的衣服，我們驚奇地看見了左胸上的彈孔還在汩汩淌血，最後的餘熱裊裊飄散在寒冷的大地上。
一個生命就這樣打發了。在此之前，北方還有個叫張志新的女人，死得更慘。這兩個人的罪名完全一樣，但罪行的內容恰好又完全相反。我們可以稱張是死於她的智慧和清醒，但楊卻更像是因其愚蠢和迂執而死。問題是他們都是那個時代敢于堅持自己思想和表達的人——不管後世如何評價其思想的正誤。他們除了思考和表達之外，並未去組織造反殺人放火。是的，他們是以言獲罪的人。在那個年代，為了言論自由這點寫進憲法的可憐的公民權利，張成了悲劇英雄，楊則永遠還是小丑。
人在這個世界偶然地經過，因為五官六欲所能感受的短暫快樂，多數時候難免貪生。為了自己的生存而要去與別的物種爭奪生命的機會和空間，這種惡基於本能，我們常常無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