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在世時，曾經跟我說過，她在雲南有個堂兄。
母親堂兄的兒子，我們叫作表哥。大姐見過其中的二表哥，經常給我說起。說是在雲南，已經是港商，但常住在昆明。我往來於滇西北道上多年，窮在深山，生怕去叨擾富貴的遠親，因而一直未去拜見。
後來昆明的一家媒體偶然訪談了我，發表出來被表哥看見，他知道我在大理，便要我借道昆明時，一定去家裡小酌。我先是抱著禮節性拜望的意思去的，兩手空空，在大街上見到了我素昧平生的二表哥。但見六十歲的他，一身休閑裝，大大咧咧，腰圓膀粗，步履生風，完全看不出一點老態。他把我帶進他的私立藝術學校，不卑不亢地落座，一杯清茶，兩弟兄完全不像是平生的初見——直接就開聊了……
他的父親是我外祖父的親侄兒。我外祖父抗戰期間駐守昆明時，他父親是副官。他的外祖母是湖北天門的華僑，二戰時，他的外祖母和母親隨著英軍撤僑的軍艦，從非洲穿過亞丁灣來到印度，後來經緬甸回國。就是在昆明的湖北同鄉會上，我外祖父將我表哥的父親介紹給了他的母親，才有了他們一家幾姊妹的誕生。
表哥行二，上有一兄，下有倆妹。我坐牢時，他和其父去見過我的父母，但我現在已經見不到他的父母了。我們兩家各自在這個時代的遭遇，也可謂異曲同工，各有各的悲辛艱難。那一夜我們哥倆由茶到酒的長談，至今想來，仍覺心底的哀婉悱惻。而我和他，則似乎是這個龐大家族中，最為相似的兩個後人。我們各自的野蠻成長、驚心動魄的青春遊歷，竟然也是那樣的令人血脈賁張……
抗戰勝利凱旋之日，我的外祖父作為邱清泉的黃埔同學兼參謀長，並未跟隨邱部轉赴東北內戰。他接管武漢警備之後，表哥的父親（我應該叫大舅父）也隨之留在了武昌法院，那時，他的家人仍舊還在昆明。武漢易幟前夕，我外祖斃命於鄂西道上。表哥的父親一看大勢不好，也急忙卸甲趕回了昆明。
表哥的母系，是一個很龐大的華僑世家。他的外婆育有眾多子女，分別在南非、歐洲、印度、香港、越南和緬甸經商。龍雲在昆明起義前夕，表哥的母親和外婆，就動員他的父親帶著全家逃亡。他們完全可以經由越南到香港，他母系這一支人是見多識廣的商人，也習慣了這種亂離生涯。但是，他父親卻覺得共產黨不至於為難他們，遂阻止了大家的再度遷徙。
新政權初奪天下，各地都會馬上招募識文斷字的人為其服務。表哥的父親進入了供銷社，短暫學習之後，分配到曲靖鄉下。昆明是和平解放，前國軍人員最初並未立馬清算，因此他躲過了1951年的鎮反運動。但天下底定之後，眾多的國民黨官員未能撤往台灣，很多進入了新政府任職，其中也不乏潛伏分子。於是在1954年，又開始了讓人聞之色變的內部審乾和肅反運動。
這一次，我這位大舅在劫難逃，被捕入獄。經過一年多的嚴審，最終發現他只是文員，並無血債，於是放出來繼續就業。但是，隨著農村集體化和城市工商業的改造兼并開始，社會出現了頗多怨言和對立情緒。1955年3月，毛澤東在中共全國代表大會上講：「國內殘餘反革命勢力的活動還很猖獗，我們必須有針對性地、有分析地、實事求是地再給他們幾個打擊。」
同年4月，公安部報告說，反革命分子「利用一些群眾對農業合作化的不滿和工作中出現的缺點，造謠惑眾，製造騷亂和暴動；資產階級中堅決反抗社會主義改造的分子進行報復破壞活動；一部分反動富農破壞社會主義改造和農村各項中心工作」。於是，中央指出，必須「嚴厲鎮壓一切敢於破壞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的反革命分子和犯罪分子」，「目前要著重反對該捕不捕、該判不判、重罪輕判和該殺不殺的右傾情緒」。
於是，史稱「第二次鎮反」的運動又開始，表哥的父親再也難逃天羅。所幸，老實巴交的他只是被捕判刑，沒有綁赴刑場。
那時，表哥和他的哥哥跟著父親在鄉下生活，他母親則帶著兩個妹妹在昆明求生。兩個屁大的孩子，突然失去了父親，更不懂得如何去找母親聯繫，幾乎在鄉下餓死。他哥哥不得不學著偷雞摸狗，勉強和弟弟饑寒相依。等到他們的母親得到傳言前來接他們回城時，兩個孩子已經渾如乞丐，渾身爬滿了虱子跳蚤，餓得幾乎氣息奄奄了。
表哥的外婆和母親，原本是牙醫世家，且是華僑身份；雖然新中國不讓他們個體執業了，但是最初好歹沒算太受迫害，安排她們進了公私合營的服裝廠工作。他的母親獨自帶著四個兒女，靠著過去的積蓄，勉強支撐著這個瀕危的家。但是她開始深深地怨恨丈夫——他們本來可以出國尊嚴生存的。為了孩子們不受歧視和牽連，她選擇了和獄中的丈夫離異。
就這樣，表哥一家顫顫巍巍地熬到了「文革」爆發。當昆明開始出現大規模打家劫舍般的查抄運動時，他母親把他外婆和多年珍藏的細軟，一起送到了鄉下他的小舅舅家裡。有一天，十幾歲的表哥獨自去鄉下看望外婆，忽然發現舅舅家遍地狼藉。他順著鄰人的指引來到操場，看見人群正在批鬥他的外婆，而舅舅則被捆綁著吊在籃球架上。他看見從舅舅家抄出來的所謂珍寶，竟然更多的是他們家在民國抗戰時，響應政府號召，在海外購買的愛國公債。這是他們華僑世家的拳拳之心，摞起來高達兩尺的債券啊，民國沒了，無人償債，但是他們終究也捨不得扔下的這些象徵性的財富，現在竟成了他們等待國民黨反攻大陸的罪證。
年少氣盛的表哥，實在不忍看外婆和舅舅的慘狀。他號叫著衝進人群，強行解開舅舅的繩索，和前來干預的紅衛兵對打起來。人群大亂，鄉下的紅衛兵對這個省城口音且來路不明的青年略存畏懼，而鄉民們則頗多同情他們一家好人，兩廂拉扯起來，舅舅便帶著外婆逃離了混亂的現場。
他拚命衝出重圍，引著追兵往鐵路上跑。他不知道鄉村亂象的出路何在，只知道沿著鐵路，他還能跑回省城，跑回那個在革命時代風雨飄搖的家。
其實，亂世中的家，皆如危巢。學校已經停課鬧革命，初中即將畢業的表哥，已經被編入上山下鄉的名冊。外婆和舅舅，實在無法再在那個小城苟安，這時也逃來了昆明。看著各地遣返逃亡「五類分子」，合家商議，只有把外婆偷渡送往緬甸的姨媽家，才可能逃過這一劫難。
可是從昆明到緬甸，必須要經由邊城瑞麗。而那個年代，此行一千幾百公里，坐車也得五天，更不要說進入邊境必須經過幾道邊關，沒有合法證件根本難以成行。表哥決定自己去探路，而這是他也從未踏上過的冒險之旅。
在過去子女多的家庭，往往總有一個孩子，天生就是這個家的頂樑柱。也許是艱危歲月的玉汝其成，我這位二表哥十幾歲開始，就已然膽大妄為敢想敢幹了。他獨自跑到知青安置辦死纏濫打，堅決不肯去原本安排的版納方向，而要去更為艱苦的瑞麗縣。安置辦被他攪得無法安寧，只好改派他去這個邊境小縣。他拿著戶口和一百元的安置費，直奔百貨市場。他異想天開地買了幾十雙解放鞋，包在一個被子里就上路了。
楚雄、大理、寶山、瑞麗，百二河山晝出夜伏，他抵達那個非常小的邊城時，幾乎身無分文。他沒有去當地的知青辦報到，而直接去了邊境線上的一個鄉鎮趕集。那個年代，邊民們趕圩都是隨時可以跨越國境的，而緬甸的山民則多要到中方來購買各種日用品。表哥的解放鞋正是當年緬胞的時尚，很快就以兩倍多的價錢一掃而空。一百元變成三百元，在那個年代，他頓時儼然腰纏萬貫。
他去知青辦尋求安置，該主任按規定，要把他分到一個知青部落。而他的目的是要幫外婆偷渡，當然繼續堅持要求去邊境線上的一個寨子落戶。主任堅決不允，他反正死活不去，每天到知青辦閑坐扯皮。實在無法，某日他跟蹤主任的孩子放學回家，然後一臉壞笑地對主任說：我也不下鄉了，以後就負責接送你家的孩子。主任實在擔心這些省城來的壞小子無惡不作，只好妥協，將他分配到了他想去的那個山寨。
那時的多數日用品，都是要憑票供應的。知青安家，可以去知青辦領票購置。他幾乎一天勞動沒幹，就成天往知青辦跑。今天要一點煙酒票，明天要一些布票肥皂票，拿著這些票證就去購物，轉手就去集市上倒賣。這個華僑後裔，似乎天生財商超人，十七八歲就精明多智，精打細算著自己好逸惡勞的青春生活。
完成越境的踩點之後，他給緬甸的親戚去信聯繫接應。他轉道昆明，帶著外婆和小舅舅，一路曉行夜宿穿州過府，終於繞過多道邊防軍的關卡，順利進入緬甸，將外婆交給了那邊的親戚。
但是那時正是緬甸排華風潮嚴重之時，那邊的親人也無法提供生存的機會給他們兩個男人。想到在國內所受的迫害和歧視，回去也毫無前途，於是他們乾脆就在邊境線上的佤邦，參加了緬共游擊隊。
關於緬共反政府游擊隊的來歷，而今很多人已經迷糊。實際情況是1948年緬甸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