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遺民老譚

去年,章詒和大姐忽然來電話,興沖沖地問我故鄉是叫利川吧,答曰是。她又問那你認識一個叫譚宗派的老人嗎?我笑問:您怎麼會知道他的啊?她說她第一次回故鄉安徽,在那裡的一個故老,和她談起了我的家鄉,並向她推薦了老譚——說這是一個埋名深山的高人。我對章大姐笑道——這是我的至交,沒有人比我更熟知其人其事,其悲辛的一生……

老譚——我一直叫他老譚,與我忘年相交三十餘年,其實算起來,他應該是我的父輩人物。從80年代初開始,我們就這樣沒大沒小地訂交起來,故鄉街面上,鮮有不知我與他的深厚淵源的。那時,我是縣教研室的菜鳥科員,他是縣誌辦打零工的編輯寫手。而他剛剛出獄未久,徹底平反的申訴,還正在頻繁奔走苦求之中。

他是50年代利川的文學作者,我是80年代山中的文藝青年。整整兩代人,卻因為閉塞艽野,有此同好者非多;雖曰蕭條異代,竟然也一見如故地相知相惜了。那時我大學歸來,青春潑皮,在小城橫來直去,很有些揮斥方遒的公子哥惡態。老譚則是身形魁梧,卻一身寒素。二十年深牢大獄回來,還不免有種劫後餘生的謙謹——但那表面的恭順與和藹背後,我依然能覺出其中的傲岸。在山中,他這樣一個50年代初的州府一中的老高中生,骨子裡是眼空無物,且不與人群的。

老譚身高一米八,與我初識之日,不過四十有六,正當壯年。那時正是改革開放的初期,國家撥亂反正,社會略顯鬆綁。牢釋人員的他,尚待政府更名其賤民身份,但依舊對未來積極樂觀,似乎看不出絲毫怨恨。他鏡片後面的小眼,總是笑意盈盈,和我們詩社那幫小混混,也多能玩笑一處。因為貧困,他從不煙酒。

其時,我和一幫兄弟在創辦地下詩刊《剝棗》,老譚雖非社中同仁,但卻是積極的參與者。我們組織詩會,則更多仰賴他的協助。他在勞改隊辦展覽,練就一手標準的美術字,但凡寫大字會標之類,全看他一個人在那兒畫字並剪貼。我們有些活動偏激,他便在一邊善意警告——我深知他的冤獄始末,也理解他的那種寒心和餘悸。

我和他走得更近,是因為我調到宣傳部之後,計畫編寫一本話說利川的閑書。我強調必須借用老譚,上級開恩,就成全了我這一企圖。於是,我和老譚得以在很長一段時間,一起出入整個縣域的鄉村山水之中。在那一段時間裡,我才算是真正了解了這個隔絕世界二十年的流徒,對故鄉民俗文化和文史的爛熟。

他帶著我走鄉轉村,深入邊僻之野,訪古問道。通常,在那些崎嶇泥濘中,我根本無法跟上他的昂首闊步。他初出獄那兩年,就是挑著擔子,憑藉一個漆匠的手藝,鎮日行走在這樣的艱難之中尋覓口糧的。他熟知哪裡有風景,哪裡有遺賢;他指著沿途的墓葬告訴我,這是巴人的懸崖穴墓,那是拾骨葬的古俗,這是苗民的合墓,那是古代漢民的廬墓——把墳墓安在家裡堂屋中以示敬祖的古禮。

那時鄉下沒有招待所客棧之類,我們總要借居農戶,搭夥寒門。老譚總是很快就能和山胞們搭訕熟悉,會將乾淨一點的床鋪讓與我睡;當然,更多的時候,我們則是抵足而眠。他熟知一切土家的民俗風情和禮儀,會唱山歌孝歌和號子。他仔細教我分辨哪種是石工號子,哪種是抬喪號子。可以說,關於故鄉的那些民間文藝,我的知識多半取之於老譚。

1983年的老譚,終於在他的固執申訴下得以改判無罪。國家沒有任何賠償,當年陷他於獄的警察和法官,沒有任何道歉。但是,他終於獲得了一份正式的工作——安排到工藝美術廠,再調入文化站、文管所,還算是用其所長。

老譚的妻子,是其出獄之後娶的一個極端賢良和勤勞的農婦,靠擺攤賣親手腌制的泡菜腐乳之類,勉強幫老譚貼補家用。他中年得子,白屋之中,珍如珠貝。老譚見我喜歡那孩子的頑劣,便送給我做「教子」,幾歲的娃娃,呀呀歡叫著我這個尚是童男的「教父」。按民俗,這樣的易子而教,也需行一個簡單的古禮。老嫂子專門備了一桌好菜,我則給孩子送去一套讀物和一把玩具劍,意思是要他長大也明白書劍恩仇。

後來我出山,每還,必與老譚長談。再後來,我又輪到了他坐過的牢房。他、劉鎮西和我,一代代山裡讀一點書的人,似乎宿命地都要押解到省城,想起他們前輩曾經的坎坷,也就不覺得自個兒的艱難了。等我出獄再見他時,他已然滿頭星霜。老少兩代罪人相視一笑,背身卻各自掩飾著各自的淚痕。依舊必請回家,依舊老嫂子親炊的土菜,依舊我獨酌,他陪茶,但他們二老的密布皺紋里,卻平添了一些哀愁……

原來我那「教子」如我,青春早戀,被老師訓誡和同學嘲諷,突然有些失常。原本是理科狀元的他,堅決棄學,眼看高考在即,二老束手無策。等到我在北京安營紮寨了,老譚電話求我,說孩子休學一年,依然考上民院,入讀之後又被網路迷途,堅決要求退學。他準備帶孩子到北大校醫那兒去治療,希望我略助一臂。

我急忙將他父子迎來寒舍同住,孩子入院治療,我則請老譚幫忙看稿編輯,順便開支一份工資以便聊補困窘。六旬退休的老譚,工資幾百元,老妻亦衰朽殘年,依舊還在寒冷的菜市守著那些罈罈罐罐。老話說,落葉添薪仰古槐——我是深知他們一家的捉襟見肘的。可是,布衣之交的我們,杯水車薪的涓滴互助,又何能盡釋寒門的重負?

我很多時候,只能說,他的苦難要麼是命中注定,要麼就是時代的造就。他在青春時代即被改寫的命途,便像魔咒一樣限定了他的後來。

很多時候,我想不清楚究竟該怎樣來給老譚定位。幾乎每一個縣市小鎮,都有一個或幾個類似於老譚的人存在。他們熟知本地的人文掌故,埋首於故紙堆讀寫並傳承著民間的道統。他們平生寒苦,不逐蝸名微利;白眼朝天,萬事雞蟲,看穿了浮世的淺薄與功利,只是低調,彷彿卑微,而實則睥睨冠蓋地活著。他們在漏雨深巷中堅守古禮,寒泉淡食甘之如飴,在世界的檻外、微醺的樽邊獨自冷笑,抑或歌哭……這就是貫穿千古中國的遺民。

老譚出生於1935年,3歲之時,抗日的武漢會戰開始,省府敗退鄂西深山。真正的亂世,正由每一個國民分擔。他們家並非巴人之後,他的始祖是蒙古軍官,元末被派往利川鎮守南蠻。元朝覆滅之後,分駐僻野的蒙兵無法北歸草原,只好在明初落業當地,他們祖上則歸為譚峒安撫司所轄,因此改巴人姓氏為譚。

其後明清兩朝,列祖有的當過總兵、知縣,封過侯爺,但多數都是平民,於歷史上無足輕重。老譚的父親在光緒新政時,曾出任縣衙吏員、警員,後辭職,在家和吏員葉松甫父女、仵作楊志清一起,悉心研習揚琴。其父是利川揚琴曲的首創人員之一,琴書自樂到民國,家道敗落,但他卻和秀才黃成緒一起創作了大量「揚琴曲子」(劇本)。可惜,這些劇本在「文革」中都被付之一炬。

鄉間的樂者,自古都是師曠一輩人物的精神傳承者,自命清高,不事經濟,以身入衙門為恥。老譚的家訓是「人生莫當官,當官必作冤。孝義要牢記,讀書足吃穿」。他在新政初年便考上州一中,成績名列前茅,卻因體檢而落第;而他的同學,則不乏清華北大者。他1957年便在省上報刊發表組詩,在當日的山中,可謂才俊風流。但是,未能上大學的他,則只好到硫黃廠打工。也許因為粗通化學,在養病中又被聘請到工藝廠研製肥皂。

也許正是散落在地方上的知識青年,聲氣相求的不多,才慢慢在他的身邊聚集了幾個同樣愛讀書議事的世家子弟。這幾位因為家庭在土改中被毀,難免對新政頗多腹誹,有的甚至在當年參與過暴動和抵抗。當時光推進到1958年之時,整個國家已經在土改、清匪反霸、鎮反、「三反五反」、「反胡風分子」等系列運動中,基本消滅了所有的異己分子,而山城利川還在「反右」。專政機關根據線報,很快便鎖定了這些世家子弟(多是教書人),以及他們身邊的老譚,是潛在的可能之敵。

於是,各種秘密偵查的方式開始運作,線民被派到老譚身邊釣魚。他們故意來宣說一些近乎反動的話,勾引這位年輕的鄉村知識青年出籠。1957年,大饑荒漸至,但凡天良未泯的讀書人,豈能真無怨言。他們跟著人家的言路,卻落下了自己的話柄。23歲的老譚,完全無意地掉進了「反革命集團」案的陷阱。

四五個文學青年的所謂謀逆大案,完全憑空構陷。這種所謂偵破,僅為貪冒功賞而不顧草菅人命。即便三木之下,依舊無法索求一致的口供。因為,他們這些民國過來的遺少,即便對新政頗有微詞,但確實不敢策劃任何的反叛,更不要說所謂的「現行反革命」行動了。尤其是老譚,原本對新社會不乏感恩,家族也素無讎隙,所謂意見,也僅限於對某些幹部的少許批評而已。

他們在利川的看守所腳鐐手銬,一關就是三年。腳鐐磨爛踝骨,膿血粘連鋼鐵,至今腿上猶有傷痕。最後酷刑之下,人人皆懷求死之心,而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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