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曾經是離大陸最近卻最遠的一塊土地。
自打記事起，除去「我愛北京天安門」，幾乎頭幾個學會的革命口號里，就有「我們一定要解放台灣」這一句，在幾乎不知道地圖上大多數省份在哪兒長什麼樣的情況下，就知道台灣在哪裡，長什麼樣；當然，也一直心疼台灣同胞，估計都在「白色恐怖」中過著水深火熱的生活，於是，要解放台灣的衝動，成了幾代大陸人的童年記憶。
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很長時間，在解放軍還沒有「解放台灣」之前，根本沒想過，自己還有可能去台灣，並且不是一次兩次。
機會來得突然。
2001年春天，我接到通知，準備去台灣。
從八十年代末開始，台灣解禁，除去老兵回鄉探親，海峽兩岸的民間交流也日益增多，其中包括兩岸十大傑出青年之間的交流。由於我當選頭一年大陸的十大傑出青年，而成為大陸青聯訪台團中的一員，這個團由當時的青聯主席胡春華帶隊，團員包括閻維文、宋英傑、呂虹、范芳等十多人。
不過這次出訪似乎並不是時候。
頭一年，台灣政壇發生變局，國民黨在台幾十年的統治被推翻，民進黨陳水扁上台，本就敏感的海峽兩岸關係變得更加麻煩。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到達台灣，該如何與人相處？見到敏感的旗幟或標語怎麼辦？聽到不那麼悅耳甚至「反動」的話語要不要起身就走或者嚴正交涉？這一切，都成為「第一次」所必有的障礙與挑戰。
這是我第一次去台灣時的留影，背後這汪小小的湖面，我以為是日月潭的入口，沒想到它就是大名鼎鼎的日月潭本身！真是相見不如懷念，之後，我就再也沒去過。然而，沒去過之前，你會不去嗎？更何況，日月潭對大陸人的吸引力與大小並無關係。
緊張與陌生
第一次的行程註定漫長。
我們先要到深圳集合，然後進入香港，再飛往台北。
可比地理距離更漫長的，是心理上的距離。
在深圳，大家開了一個出發前的準備會，無外乎該怎麼說怎麼做，遵守什麼紀律以及遇到特殊情況該怎麼辦等等。這一個會，更加重了內心的緊張，原本應該是愉快的出行，因為目的地是台灣，而多了一份沉沉的悲壯感。
飛機在台北桃園機場降落，心跳開始加速，台灣，這一塊讓人緊張的神秘土地，將如何在我們面前一一展現？
負責接待我們的是台灣的新黨，當時的新黨召集人，是一位快人快語的大姐謝啟大，後來，她因官司，很長時間都在大陸居住。不過，在我們到達時，正是她和新黨都想有所作為並因此神采飛揚的時候。
台灣的第一印象，說句心裡話：一般。
2001年的中國大陸，發展已經進入快車道，尤其是機場、道路等硬體建設，更是大手筆，相比之下，久負盛名的桃園機場就落後太多。估計大陸人都會小聲嘀咕一句：「別說北京上海，一般城市的機場都比這兒強……」出了機場上高速，路不寬車不快，找不到騰飛台灣的感覺。
然而隨著訪問的深入，台灣的大與小才慢慢顯現出來。
去日月潭，可能是每一個大陸人到達台灣後必做的功課，不過我在那兒鬧了一個笑話。船離岸了一小會兒，我發問：「在哪個口進日月潭？」陪同告訴我：「這就是。」我笑了，原來在想像中，日月潭應當很大很大，因此自己認為，船開一會兒後會從某一個口進去，然後大大的日月潭出現在我們面前。可沒想到的是，那個我認為是入口的小湖面，就是日月潭本身。
去草山尋找蔣介石的蹤跡，去衚衕里探訪張大千的神韻，地方都不大，起碼沒有想像中的大，卻都小得精緻。在這樣的場景中，台灣開始在腦海中告別想像，慢慢真實起來。
相信每一個大陸人，到達台灣之後，都會有這樣一個與自己想像作鬥爭的過程。
政治與一碗酒
不過，當時的台灣卻處在一種亢奮的政治熱情之中，似乎每一個人都是參與者。
打開台灣的電視，晚上九十點鐘，各路名嘴都在屏幕上「參政議政」，好聽的話不多，口吐白沫，一個比一個激昂，一個比一個炮火猛烈。小小的台灣，起碼十來個電視頻道在這個時間干這件事情，於是，你想不被政治打擾都不可能。
在台灣看電視，走兩個極端。新聞時事節目中，要麼是鋪天蓋地的民生新聞，家長里短，無處不在，剛開始新鮮熱鬧，看幾天之後就看出了問題與憋悶。在台灣，由於種種特殊原因，幾乎沒有國際新聞，拚命找，一天也找不到幾條，讓你以為：這個世界除去台灣島本身，頂多就華人世界這麼大。這麼說的一個原因是，當時的大陸新聞在台灣屏幕上已經很多。
除此之外，就是脫口秀政治，全民開講，自由、混亂、亢奮、「秀」雜其中，讓人不由得感慨。
而娛樂節目，不說也罷，因為大多數都能在大陸找到克隆或山寨版本，也就不在台灣浪費時間。
當時的這種政治熱情十分正常，畢竟台灣政壇剛剛變局，每個老百姓都覺得自己也參與歷史其中，政治新鮮感未過，於是，讓外來人都能明顯感覺到。
來到台灣，蔣介石與蔣經國是繞不過去的兩個名字，但是蔣家第三代，卻大多不幸有台灣風水師說：那是因為蔣介石與蔣經國都葬在臨時墓地，未能入土為安所致。兩蔣照片下，正接受採訪的，是第三代中唯一的「蔣」門人——蔣孝嚴。不過，他也是剛從「章」姓改為「蔣」姓不久，是推動兩岸直航的重要人物。
對於我們這些初來乍到者，除去新鮮，有時還有些刺激，甚至刺痛。
一天在街頭，突然看見一個遊行車隊大搖大擺地行進，原來是在憤怒聲討蔣氏父子，蔣介石的待遇比蔣經國糟糕很多，名字都被打上叉，畫像倒掛，敲鑼打鼓，作為從大陸來的我們，自然不適應。奇怪的也是這種不適應，為什麼幾十年時間，我們都恨並罵著蔣介石，可街頭看見這一幕，竟有些要為蔣氏父子打抱不平的衝動。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看樣，在歷史又翻過一頁之後，在一個中國的大是大非面前，我們與蔣家的情感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只不過當時還不知道，幾年之後，國共兩黨又走到了一起。
相比街頭這一幕，更刺激的還在後頭。
生活中的很多事，想像時恐懼，然而真到了具體情境中，恐懼就消失掉，第一次台灣之行就是如此。
出發之前，擔心這個憂愁那個，可真到台灣之後，人與人之間的交流就化解掉這一切。做主人的，往往知道客人的為難，會有意照顧客人，避免尷尬，我們曾經擔心的各種場面，基本上都沒碰到過；而當客人的，也慢慢去除了沒必要的敏感，偶爾主人們脫口而出的敏感話語，我們也一笑而過。輕鬆地面對，一些為難反而容易化解。
也正是有了這種變化，才有了臨近返程之前最後一頓正餐的特殊酒局。
回來的頭一天晚上，在高雄，主辦方為我們擺酒餞行。現場，除去我們，也宴請了一些當地的青年才俊及有關人士。
酒桌上一聊，大家樂了，發現在我們這一桌十多人，竟有著海峽兩岸五個黨的黨員，我們是共產黨，台灣方面有國民黨、親民黨、新黨、民進黨，真是一個過去想都沒想過的奇妙組合。
酒過N巡之後，不知是誰提議：最後展開了一個「兩黨對決」，民進黨一位年輕議員為一方，另外四個黨選我為代表成為另一方，拿出一瓶金門高梁，分別倒滿兩個大碗，旁邊的人們群情激昂，鼓勵聲連連，我和這位民進黨議員，只好不辱使命，一人一大碗，一飲而盡。
十幾分鐘後，對方在走出門外幾步的大堂里不省人事。
我則堅持聊到最後，回到房間才沉沉睡去，算是贏家。
這成了以後我們每次團員相聚時必聊的話題，我一直好奇的是：為什麼海峽兩岸的這四個黨成了一撥，而民進黨成了另一撥？這是一個潛意識裡的「政治」決定，還是一個喝高了之後的酒桌行為？
至今，我沒有答案。
不過，正是在這一碗酒里，我結束了自己的第一次台灣之行，也結束了對台灣的想像，以及因距離而產生的敏感。
告別時，我有了新的期待：什麼時候，我以記者的身份再來？
告別台灣僅僅一年，我們有了和台灣媒體的第一次合作，這一次的合作，是由一個災難引起的。
2002年，華航空難。
空難發生時，我在《時空連線》任製片人，這是新聞，我們自然要跟蹤。
當時我的搭檔劉愛民，追著追著就追到台灣東森電視台那兒，原本只打算「試一試」的合作，對方竟然一口答應，這讓我們喜出望外。
記得當時我連線台灣東森記者，報道這起空難，耳機里真的傳來台灣國語的腔調時，我才敢相信這是真的。也正是因為東森的合作，這次海峽兩岸的連線報道順利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