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到中年，與年輕時相比，總會有一些變化，比如對陽光與溫暖的態度。
年輕時，我可能因為來自北方，一向喜歡寒冷的冬天。家鄉的太陽，不管冬天還是夏日，總是充沛，於是，並沒有格外在意。
然而年歲增長，發現自己的喜好悄悄在變，對寒冷的喜好，似乎正讓位給溫暖，與此同時，對陽光的期待與喜愛前所未有。每天清晨，打開窗帘，不管冬夏，如果艷陽天，接下來的都是好時光。
2010年的春天，卻讓我格外地受打擊，冬天遲遲不去，春天一直遙遠，這幾乎是我在北京遭遇過的最冷的春天，或者說，是最長的一個寒冬。而陽光也格外地吝嗇，一個又一個的清晨，一次又一次拉開窗帘，天空總是灰濛濛的，心情，也在這個春天慢慢低落。
季節的寒冷也就罷了，生離死別的打擊卻再次降臨。或許，我們都沒有想到，悲劇可以重來，眼淚居然再落，打擊竟然複製。
2001年，我在台灣「9·21」地震的廢墟旁，似乎是用十字架的方式為死難者致哀。沒想到，七年之後，面臨汶川之痛。
2010年4月14日，青海玉樹發生強震，幾千名同胞的生命轉瞬即逝，此時，距離上海世博會的開幕還有不到二十天時間，中國人，在哀傷中沉默。相信大多數人，都在玉樹地震後，想到了不到兩年前的汶川「5·12」地震，想到了那一段時間自己的心情。
2010年的春天，因為玉樹地震，變得更加寒冷，痛徹心扉，而疼痛的感覺，兩年前的體會更加強烈。在這兩年中，兩場大地震，讓每一個中國人不管身處何方，都無處閃躲。其實，我們都是災民，都要一起去面對那打擊和傷痛。
2008年4月中旬到5月上旬，我有兩次近二十天的時間在日本進行採訪和報道，尤其是後一個十天，胡錦濤主席訪問日本，媒體稱之為「暖春之旅」，我們的大量評論和報道都在日本進行，忙得不亦樂乎。
5月上旬的一天深夜，大約一點至兩點之間，剛剛熟睡的我被「吱吱」的奇怪聲音喚醒，發現自己的床正撞擊著旁邊的牆，「吱吱」的聲音是房門被擠壓時發出的。
我知道，地震了。因為上一次製作《岩松看日本》時，專門做了一集日本的防震減災專題，做過震級體驗，因此夢醒時，憑著有限的經驗，感覺這次地震不會太大，三級以上，應該不到五級。
電話響了，同事打來的：「地震了，趕緊下樓……」
我沒有下樓，只是打開電視，看日本媒體的反應。果真很快，屏幕上已經飛起字幕，東京及周邊地區，不同的震級，一遍又一遍地在屏幕上飛過，與我感覺的震級差不多，由於住在高層樓上，地震那一瞬間，生理及心理感覺都不太妙，但不知為什麼，我不僅沒下樓，還很快睡著了。一夜平靜。
而給我打電話的同事們則真的奔下了樓，一夜無眠，散步到天明。
那一夜，其實真正緊張的不是我們，而是日方和中方負責胡錦濤主席等中國貴賓安全的人們。胡主席一行也住這棟樓，而且比我們的樓層還要高，憑地震的震級和我的身體感覺，領導們也很可能被地震震醒，而在中國國家元首訪日時發生地震，當然是大事。地震發生後，轉移領導人的準備，就在樓下迅速展開，一切迅速到位。但估計是日本經歷相當規模地震的頻率極高，因此可以快速得出定論：不會再有危險，於是那一夜，中國貴賓並沒有轉移住地。
第二天早晨，我們有些擔心，按出訪行程，一天滿滿的，可昨夜的地震，會不會讓領導們很疲憊？
一項又一項的議程陸續展開，一切正常，就像什麼都沒有發生過一樣。中午時分，胡主席探望清水芭蕾舞團，出門時，在車裡看到正在旁邊做報道的我，還衝我笑著揮了揮手，我回了一個微笑，感覺，昨夜的地震，看樣真沒影響什麼。
一切報道完畢，2008年5月11日晚九點左右，我從日本回到北京。一場不大不小的地震，在日本之行中甚至算不上回憶的一部分。然而讓人想不到的是，僅僅一天過後，在中國的四川，會有一場讓全體中國人痛徹心扉的大地震等待著我們。
大地震，隔了三十二年之後，在中國，再一次製造了讓人無法忘懷的悲傷。
地震的那一瞬間，我還以為，只是一次微小的晃動
由於頭一天晚上剛剛結束前後兩次長達二十多天的日本採訪報道，按計畫，我準備休息幾天。12日上午我飛赴雲南，去參加一個與當地青年有關的交流活動，藉機也調整一下自己，否則身心俱疲。
在我們電視台，一直流傳著一句話：「計畫沒有變化快，變化沒有電話快。」用以形容傳媒人習慣面臨的改變和總是突發的新選題，然而這一次，突如其來的，不是電話，而是大自然的變臉。
下午兩點二十八分，我正好在昆明飛機場候機樓，那一瞬間，我有明顯的震感，然而強度，和幾天前在日本夜裡所經歷的那一次差不多，甚至更弱一些。當時，我沒覺得怎樣，只和身邊的人說：「像是地震，但沒事，震級不大。」當時的昆明機場，許多人也只是一瞬間小小的猜疑，臉上很快恢複了放鬆的笑容。
中國人不像日本人，絕大多數，對地震沒有太多感覺，過去了，沒什麼危險，也就覺得有趣罷了。
然而過後不久，人群中似乎瀰漫起一種不對勁兒的情緒來，開始僅僅以為是雲南經歷了小地震的人們，通過手機等方式，陸續明白，真正的地震並不是發生在雲南。
最早，大家都與北京的朋友聯繫，知道北京震感強烈，因此，以為那裡是震中。
這麼一想，就有些可怕了，那麼靠北的地方，地震之後會讓昆明有明顯的震感，那會是多大的地震！可透過電話，北京又似乎沒有太大的問題，那麼，是哪兒出了問題？
很快，機場的電視被鎖定在央視新聞頻道，也真的很快，屏幕上開始播放：四川發生了大地震！情況還不明，但通信已中斷……
從這一時刻起，眼睛就很難再從屏幕上移開，陸續地，在屏幕上，前方傳來片段的消息：地震局的發布會，總理要去四川……
一切的信息組合在一起，我明白：奧運前的中國，真的來了大事情，幾乎可以肯定，是一場悲劇，人類的悲劇。
一邊看著新聞頻道的直播，我同時又在隔一會兒搜一下四川台，地震發生後的幾個小時內，四川台一直在正常播出，與地震有關的新聞雖有，可還不多，晚上還有電視劇，這樣的畫面甚至讓我心生希望：眾人的擔心不過只是擔心，實際的情況沒那麼嚴重？而與此同時，我也在給我的同事發信息、打電話，其中一個意思是：災情的詳細信息我們還不掌握，隨時會有變化，要關注已經確定的事實，提醒演播室的主播們，不要輕易下結論，尤其在傷亡人數上，這一定是一個動態變化的數據。
第二天一早，原定的與當地青年的交流活動一開始，我提議現場的青少年，集體起立為四川地震中的遇難者默哀一分鐘。我不知道，這一分鐘的默哀是不是汶川地震發生後的第一個，但我清醒地記得，當時我對在場的青少年表達了我的擔心和希望：但願傷亡不要超過千人！
其實當時，我自己，都已經不敢相信自己的期望了。交流完畢，其他全部的後續活動取消，我已經歸心似箭，當天就回到了北京，開始了當時還沒有想到的長達一個多月的地震報道。
直播開始後，我一直在想的是：抗震救災，媒體能做什麼，該做什麼？
13日深夜，我進入了直播演播室，面對的還是不全面的信息，救人是最主要的使命。這時候，記者大部分到達四川，然而一些重災區，別說記者，連部隊都無法到達。因此，任何來自前方的信息，都是寶貴的，也都是電視機前觀眾急切想知道的。那個時刻，作為直播的主持人，我已經清晰地感受到電視機前的觀眾有多少，即使深夜，關注都不會減少。
14日凌晨，當我結束了一個段落的直播，打開手機之後，一個快速顯示的數字證明了觀眾的痛苦關切，我的手機上，接到幾百個簡訊，這些簡訊雖然內容各異，然而撲面而來的悲傷與焦急卻輕易地就能讓人感受得到。而第二天，也就是15日凌晨結束直播之後，簡訊的量達到了高峰。這種情況，在我十多年的直播經歷中，從來沒有出現過。我知道，手機的另一邊，是一個又一個關注者，他們發送的已不是簡訊，而是焦慮及想到現場救援卻不能的無奈與痛苦。
在14日晚上的直播開始前，我認真地思考了很久，這個時候，媒體該做什麼，能做什麼。
我的答案是：在悲傷與加油的情感表達中，必須去推動和幫助整個救災更有效率地向更正確的方向行進。悲傷中，如果也能給理性一點空間，我們的損失或許會更少。
14日晚上，直播的前半段，演播室嘉賓是民政部救災司司長王振耀，在與他的訪談中，我也表達了三個意思。第一，這次救災不會是短期的攻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