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5月2日，傍晚的北京，與平日里車水馬龍的堵車高峰相比較，這時的北京街道上暢通無比，甚至順暢得讓人恐懼。我開車去辦事，車行至西直門處，在立交橋上看見的一個畫面，終生難忘。
由於我車行在高處，向下看，一個居民的院里，一根繩子上正晾曬著兩件物品，一件是內褲，一件是口罩。很奇妙的是，除此之外，繩上再無其他。我當時就開始後悔，如果不是在立交橋上，如果我們帶了攝像機或照相機，實在該把這一個畫面拍下來。因為再沒有哪個畫面能更好地記錄當時的現實，內褲與口罩，一個守護著尊嚴，一個保護著生命。這可能是危急時刻，人們最後的底線。
當時，正是SARS肆無忌憚的時分，整個中國病了。
事情從同學聚會的那一刻起，就顯得有些不對勁。
2003年2月，春節剛過的一天，當晚我們要開始和水均益《直通巴格達》，去關注遠方硝煙漸起的戰爭。
之前，有同學從廈門遠道而來，於是，小範圍同學聚會，沒想到，飯桌上，她開始向我們「求援」，懇求幫忙找一箱「板藍根」，說剛從廣州來，那兒的醋都快賣光了，正流行一種怪病，怕廈門也買不到板藍根，所以提前防範。
我們不算閉塞人士，身在媒體，按理應當早有信息，然而，奇怪的是，或許是中國人十分強調春節期間的安樂祥和，任何與此相關的信息都自覺地「人間蒸發」。再加上當時，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方面，輿論環境仍採取寧緊毋松的管理模式，於是，這SARS已在廣東「發展壯大」了兩個多月，但硬是做到了「好事傳千里，壞事不出門」。因此，當時的我們也並不知曉。
同學的「求援」讓我有些警覺，估計不是一般的小事，然而當時的頭腦中，是絕對沒有「SARS」或「非典」這個概念的。
第二天，我接到廣州知情人士的「爆料」，是傳真過來的，說：「廣州爆發奇怪的禽流感，全城恐慌，可否來報道？」
當時我是《時空連線》的製片人，這是一檔《東方時空》中十來分鐘的日播新聞專題節目，追新聞是我們的目標，加上有過前一天同學要板藍根的不同尋常，於是當機立斷，當天派記者隋笑梅和攝像趕往廣州，沒想到，這一個決定，讓我們擁有了眾多SARS報道的「第一」。
記者到達廣州後發現，事情不是「奇怪的禽流感」那麼簡單，情形複雜得多也危險得多。2月11日，在廣州舉行了一個新聞發布會，這是地方政府面對SARS舉行的第一個新聞發布會。我們的記者在場。
之後是前方記者緊張的採訪，而後方，我們調整了節目方案，因為已經很容易判斷出事態的嚴重，於是，原定的一期節目，被我們改為三天三期。也就是說，《時空連線》用持續報道，來關注一個剛剛開始掀開蓋頭的怪病。
頭兩期節目，我們關注病情、事態的發展、相關的恐慌與防範，以及相關人員的採訪與提醒，我們的記者成為第一個走進患者病房的央視記者，第一個採訪到鍾南山並在之後使之成為眾多媒體焦點人物的起點。這兩期節目也成為在京主流媒體最詳細最快速關注SARS的報道，甚至有人稱之為中央媒體中的「唯一」。
但是，僅有這兩期節目是不夠的，在幾天的時間裡，我們意識到，這個傳染病的威脅不小，而如果大家不能從政府那裡獲取更透明的信息，政府的信息不能公開，那麼對於整個社會來說，將會是災難。
緊跟著，第三期節目，我們製作了「政府信息應當公開」這期節目，請到廣東省副省長與著名傳媒學者喻國明，跨地連線，在SARS的背景下，探討「政府信息公開」。雖然由於這個話題的敏感性，那一夜，我們屢屢經受波折，但在爭取、說服和適當地妥協之後，這期節目還是在第二天早上如期播出，政府信息應當公開，被我們在節目中大力呼籲。
這三期節目的播出，是在2月的中旬，幾乎絕大多數的媒體還由於各種各樣的原因處於對SARS無法言說的狀態中，這三期節目則給了同仁以提示和信心。
並沒有打算結束，雖然這三期節目播出完畢，暫時已經無法再繼續跟進，但我覺得，眼下沒有機會，自己卻不能放棄，我們的記者應當在前方留守，繼續採訪和記錄，一旦開閘，我們有第一手的東西。不難想像，這個時候，記錄的重要性和價值有多大！
記者想回北京，我開始做她的工作，甚至為她找到了一個選題：廣東春節後個別單位出現的民工荒，讓她原地製作這個選題並同時採訪記錄SARS的發展。
最後記者還是放棄，回到北京，這讓我至今想起來都有一絲遺憾。這就是一種當時憑直覺的判斷，今天回頭去想，記者如果能夠留下來是最正確的選擇，或許，這也是我提倡組內民主的「惡果」。可在當時，離開也不太壞。隋笑梅們已用創造了好幾個第一的方式初步揭開了蓋子，勞苦功高。同時可以寬慰自己的是，早回來的好處是記者們沒有感染上SARS病毒，否則無法向她們和她們的家人交代。一切的一切，生命健康是第一位的。
在我們播出之後，《焦點訪談》也製作了一期節目，是當時的衛生部長張文康接受採訪，談SARS的事態，播出的節目中，強調的是有挑戰但要樂觀，能控制不必驚慌。但聽說，他在錄製時也說了一些「嚴峻」的話，只不過，不符合當時的大氛圍，那些強調形勢很危險的「警世恆言」被消解掉了，當然，做主的可不是電視台。
兩個月之後，張文康因對SARS防範不力被解職，有他的同事開玩笑說：或許，他用自己的離職，做了自己一直想做而沒有做成的一些事情吧。當然，這僅僅是個玩笑。
隨著《時空連線》與《焦點訪談》的播出完畢，關於SARS的報道戛然而止，一切又恢複了平靜，SARS彷彿只是停留在廣東的一個固定區域內的傳染病，不會遠行，全社會在一些樂觀的安慰中沒有警覺，並且注意力都開始轉移。對外，是那戰爭味道越發濃厚的伊拉克；對內，是3月初馬上召開的兩會。這可是一次換屆的兩會，萬眾矚目，舉世關注，祥和的氣氛重新佔據了人們的心田。而這時，SARS這個擁有超高智商的病毒，卻開始悄悄地北上，偷偷地長驅直入，它的目標是北京，即將召開兩會的中國首都。
時間進入到3月份，全國政協會3月3日開幕，人大會3月5日開幕。
其實，SARS已經在之前到了北京，僅比兩會開幕早了一兩天，假如當時有一些兩會代表或委員到醫院看其他的病而不幸感染上SARS的話，後果不堪設想。幸運的是，這種情況沒發生，然而，這僅僅是幸運而已。
兩會如期開幕，重大的議題加上換屆的內容吸引著人們的注意力，而當中國的兩會剛剛閉幕，美國就像商量好一樣，3月20日引爆伊拉克戰火，央視等多家媒體開始直播，日夜無休，事無巨細，全世界的目光都被吸引。這畢竟是人類第一次用現場直播的方式來關注展開的戰爭，中國人自然不例外，開始把注意力轉移到千里之外，哪裡想到的是：身邊，一場沒有硝煙的戰事已經迫在眉睫。更加可怕的是，在伊拉克的戰爭中，有固定的敵人，肉眼可見，而在中國，正在悄悄滋長和蔓延的這場沒有硝煙的戰爭，敵人無法看到又好像無處不在，可能讓每一個人在不知情中被「捲入」戰爭，甚至犧牲生命。
SARS攻佔了北京之後，並沒有打算收住腳步，它以北京為新的根據地，向其他的方向蔓延；後來證明，寧夏、內蒙、山西等地的SARS病人，大多與北京有關。
其實這個時候，媒體內部已經有所察覺，我們已經感知到了事態的嚴峻性，我在做伊拉克戰爭直播的後期，已經向相關負責人提出要求：咱們直播SARS吧，伊拉克戰爭大局已定，美國人都進了巴格達，沒什麼大變化的可能，而SARS就在咱身邊啊。
被請求者恐怕也想如此但又為難：一來當時的央視還沒有新聞頻道，嚴重缺乏資源；二來，或許有的人也希望繼續轉播伊拉克戰爭來轉移人們對SARS的注意力，但哪知道，敵人終將逼得你無法轉移；第三，也是很重要的一點，我們還沒有接到發起總攻的號聲，沒有號聲，寸步難行。
然而號聲已經不遠了。
當時的中央電視台，正緊鑼密鼓地籌辦新聞頻道，試播的日子定在2003年5月1日，為了這個日子，我一邊在直播伊拉克戰爭，另一邊以製片人的身份在管著《時空連線》的播出。更重要的是，為新聞頻道開播，我們欄目又研發了兩個新欄目，《新聞會客廳》與《中國周刊》，大家緊鑼密鼓地製作樣片，為的是儘早通過立項審查，讓欄目開始運行。
4月中旬，到了最關鍵的時刻，那一天，巧了，我帶著《新聞會客廳》的樣片來讓領導審，審片的領導級別高，包括廣電總局局長以及中央電視台台長趙化勇等人，審到一半的時候，中央台跑衛生口的記者急匆匆地跑進審看間，向領導彙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