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中午一點左右，我突然接到部門副主任打給我的電話。
電話里的聲音很慌張，「小白，聽說你自殺了？」
正在發生的極具魔幻色彩的對話讓我一頭霧水，繼而樂了，「你能告訴我，為什麼嗎？」
這是我對這條消息的第一個反應。
「是中心主任讓我問的，在國外的一個微博網站上，一條微博說你自殺，警方正調查情況……」
「扯淡，我會嗎？……」
我把手機掛了，依然不認為這有什麼，都說無風不起浪，這年頭，無風，也起浪。習慣中。
上午，我給台里要駐外的記者進行了培訓；中午，剛照完台里掛曆的照片；下午，例行的足球訓練；晚上，要在家裡，為剛從全運會上回來的劉建宏、段暄們接風。
怎麼看，這都像是一個正常人的健康並且樂觀的生活。
沒怎麼受干擾，我去踢球，見到隊友們，他們比我更早知道這條消息，開起了我的玩笑。陶偉一會兒來了，告訴我因為我的「自殺」，他剛接受了別人的採訪，他的回答也很搞笑，「他會自殺？」
踢完球，我和段暄等人開車回家，沒想到，這時，娛樂已經拉開了網，「自殺」不真，可娛樂卻真真切切地登場。我回家甚至到家後的情況，均被「勤奮」的娛樂記者偷拍，並上傳到網上。你無法譴責他們視隱私為無物或者不道德，因為，對他們來說，娛樂才是道德。
回到家，接到一家我很尊重的南方報紙記者的電話，問我關於「自殺」的新聞，我在電話里只說了兩句話：「不太清楚；對不起，我不接受電話採訪。」
奇妙的是，第二天這家報紙登出了大半版的與我「自殺」相關的新聞，我驚訝地發現：我說過這樣的話——「我以前該怎麼做新聞接下來還怎麼做。」我莫名其妙地第一次知道「白岩松一下午，兩個手機都被打爆」，可惜，十多年來無論手機還是老婆都只有一個。
我依然會尊敬這家報紙，因為它有值得我尊敬的理由，可我替這名記者有些擔心，為什麼可以替被採訪者說話並安排生活細節？
但是恐怕也不怪這名記者吧，娛樂至死已是時尚，誰也無法抵抗。唯一令我好奇的是：為什麼會製造我「自殺」的新聞？然而幾乎沒有答案。這個過程中，有人故意將我的「自殺」與新聞環境不順暢往一起牽連，對此，我和別人開過玩笑：如果因為這個原因的話，我已經自殺一千多回了！
一段時間以內，見到我的人都會一樂，參加四川的公益活動，也會被媒體以「自殺後首度現身」來開頭，並加註：「白岩松看上去情緒還不錯……」
於是我弄懂了，這不過是一次與我有關但其實又與我無關的娛樂，人家不求真假，只求完成這樣一個娛樂的過程。後來陸續收到一些簡訊，也有以往「被自殺」的名人們，一想也就釋然了。在地鐵里，成龍、劉德華、趙忠祥，已經被自殺二十多年了，我這偶爾被自殺一回又有何妨？
所以，我終於明白，自殺的不是我，而是這個時代，是人心。
我雖然做欄目製片人的時間不長，兩年左右，但在我做《東方時空》牽頭人的後期，我越來越為一種現象被大家習慣而感到不安甚至悲哀。每天早上編委會開會之後，半屋子的年輕同事，沒人對形成的選題及操作方法提出異議，都只是眼巴巴地等著分配任務然後去執行，一天的工作也就完成了！
終於有一天，我忍不住了，開完會之後我發問：「為什麼你們永遠不說不？為什麼你們不對自己不認可的東西表達憤怒？為什麼你們不認為：不，應當這麼做！」
年輕的編導們目光茫然，似乎不知道我為何如此這般。認領任務然後完成，天經地義，還有什麼錯嗎？難道一群製片人定完的事情，年輕的同事還可以爭取並改變嗎？
可是，為什麼不呢？難道這些年輕的同事，一直都沒有注意到，這麼多日子以來，開會及日常工作時，對他們的鼓勵與期待甚至縱容？
或許真的沒看出來，又或者時代不同了，不再有雞蛋碰石頭的故事，也許更重要的是，這不就是一個工作嗎，怎麼干都是工作量，認真箇什麼勁兒！又傷了和氣，又可能讓領導不高興。節目做不好，小事；職場中做人做不好，可是大事。
說句實話，面對這樣一種尷尬與無奈，我時常會想到十多年前時的工作氛圍，想起自己的成長，以及一路爭吵所走過的道路。做事的時候做事，做人的時候做人，兩面都沒耽誤，爭吵的同事，反而擁有著至今難忘的真摯情意。
說起來有意思，1993年4月30日晚，也就是《東方時空》正式開播的前一天，在《東方之子》內部，就發生了我與製片人時間之間的爭吵。為的是我希望按原計畫開會制訂接下來的工作安排，而不是臨時高興把酒言歡迎接新的同事，當時的我一怒之下甚至準備捲鋪蓋走人。然而，這樣的爭吵在當時是常態，製片人時間與同事們以及整個欄目組都非常適應，一番臉紅脖子粗之後，會議按原計畫召開，風雨過後照常前行。
其實，在《東方時空》開播後的幾年裡，各個欄目組這樣的爭吵天天都有，大家對事不對人，真理越辯越明，一個節目該怎麼做，向東還是向西，面紅耳赤，但節目就這樣上了台階。同時欄目組裡的每一個人，都會覺得事情與自己有關。有不同意見隨時表達，並不會去考慮複雜的面子、權威等問題，誰都相信，欄目真正做好了，才有面子，節目影響力大了，才真正有權威。
記得那時的製片人時間常常為某個節目的問題大光其火，甚至嚴厲到當場讓編導掉下眼淚的地步；反過來也常常如此，一群部下開會時將時間批得啞口無言是經常上演的情節。但這就是當時特有的電視創作環境，內部擁有著難得的民主與自由。往往在發生爭吵的幾個小時之後，大家又一起吃飯喝酒，就跟沒事一樣。
評論部成立之後沒多久，我得了一個外號「白文薩」，創意來自波蘭團結工會主席瓦文薩。起因是，當時的評論部成員來自四面八方，《東方時空》如同延安，但是大量的外來人員也帶來新的問題，生活待遇存在差距，在電視台內部不被平等看待，權益需要維護。
於是，我挑頭和一群年輕的同事一起成立了鬆散的工會，並要求與當時評論部的主任孫玉勝及其他領導對話，討論權益問題。有趣的是，面對這一草台班子，孫玉勝們竟真的答應，並一本正經地舉行了對話。雖然對話現場雙方都激動不已，都拍了桌子，但問題卻在隨後陸續走向解決。於是有好事者，給我起了個「白文薩」的綽號。
可能是慣出來的毛病，又或者在特殊環境下形成的特殊文化，在十多年的時間裡，我擁有著和幾任領導爭吵的記錄，而領導們也習慣了這種爭吵，大家都有一個不錯的開關。做事時開著，下班或平常相處時，關上。在這樣一種相對平和民主的氣氛中，「平等」，這一被寫進新聞評論部部訓的關鍵詞，才在工作之中，被真正地捍衛。而當它成為一種追求和生存的環境時，沒人會擔心或畏懼它會給自己帶來什麼不利的影響，而且，也真不會。反而是沉默無聲，沒什麼真知灼見，才有可能慢慢出局。
從我進電視台起，這十幾年，從來沒進過兩任台長的辦公室，從楊偉光到趙化勇。因為我覺得，沒什麼可找的，認真地把自己的事做好就行了。同理，這十幾年的時間裡，連新聞中心主任的辦公室，我進去的次數也屈指可數，而且無一例外，都是主任找我。我感謝這些領導，也堅信著自己的想法，做好自己的事，就是最好的立身之本，能有一個相對單純的環境，於做事來說，太難得。
然而我也清楚，不知從何時起，在局部的空間里，爭吵消失了，空氣中充滿著和諧，但總讓人覺得哪兒不太對勁，大家都開始做人了！可是，該怎麼做事呢？
或許，就像現在的人們懷念天曾是藍的，水曾是清的，奶粉曾是靠譜的，人與人曾是互相幫助的一樣，難道將來我們也要懷念：辦公室是可以吵架的，時常臉紅脖子粗是可以製造更牢靠的友情的，事情做好做不好是有人認真的，沒有什麼是與自己無關的，真理是常被人捍衛的，而和諧不是沒有爭論的，說真話是被人尊敬並歡迎的？
這近乎天真的語言，訴說著一種無言的悲哀。當年輕人不再擁有爭論或爭吵的環境時，也就會失去或推遲按他們想法改變世界的機會；而不年輕的人們，失去來自不同意見的衝擊，也往往會使自己更早走上錯誤不斷的路程。這中間，沒人是贏家，太和諧是最大的不和諧。我們都願意在夢想中寫入民主、自由、平等這樣的大詞，然而，有時，它必須先從辦公室里慢慢做起。
很多年前，歌詞里的兩句話，一直是我們思考的大問題：是我們改變了世界，還是世界改變了我和你？大家都唯恐答案是後者。今日，莫非這擔心已不再是擔心，就像這首歌已不再有人唱起一樣？
電視主持人是一個必須以出頭露面為工作方式的職業，出名是這個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