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93年進入中央電視台，到現在，已經整整過去十七個年頭。十七年，說短也長，把自己從一個二十五歲的青年變成了一個四十二歲的中年，這樣的十七年，說是生命中最寶貴的年華不為過；可十七年說長也短，到2010年，中央電視台建台五十一周年，我的十七年，僅僅佔了三分之一，對於CCTV這艘大船來說，我可以驕傲地說自己是主人，但更清醒地明白自己也就是個過客。主客之間，總有難言的情感縈繞，就從那一個上午說起吧！
2001年9月12日上午，大約十點半左右，一位中年女性很憤怒地推開我辦公室的房門，手指顫抖著指向我的臉，開門見山地質問我：不是說只要有大事就能看到你嗎？昨天為什麼沒有看到你？
這一瞬間來得突然，我沉默著站立，辦公室里的其他同事也驚呆了，沒人回話，沉默進一步在空間里瀰漫。這一瞬間顯得格外漫長。
這位大姐看樣並不打算久留，只為不吐不快，話音落地，又盯著我看了兩眼，氣鼓鼓地轉身走了。
那個時候，我們並不在台內辦公，而是在電視台西門對面科技情報所的樓里辦公，樓外沒有森嚴的警衛，樓內還有眾多其他的辦公單位，因此才會有大姐闖入我們辦公室的場景出現。
這位大姐我並不認識，奇怪的是，我之後也沒有再見過她。或許是被指責時的心虛讓我未能記住她的容貌，又或者她只是為譴責而來，平日里並不在這座樓里辦公；甚至，是我根本無法記住她的面容，因為她的話語已經讓我終身難忘。
這指責有道理，我無從還嘴；或者說，她指責的不是我，是我供職的中央電視台。
之所以有這個場面出現，是因為頭一天晚上發生了舉世震驚的「9·11」事件，而在這個事件的傳播中，CCTV除去小小的一條新聞，幾乎失語。與此同時，包括鳳凰在內的媒體卻全程直播，讓CCTV陷入尷尬的境地。
這該是怎樣一種沉默與失語呢？
「9·11」事件發生幾分鐘之後，我在家中，便接到同學從福建打來的電話，他或許是從台灣媒體中獲取的信息，他告訴我：美國發生了大事，火速關注媒體。又問：你們會直播嗎？
我第一時間打開電視，全面搜索了一遍，當時還沒有任何一家媒體開始報道。
我馬上拿起電話，給兩位主任打了過去，一位是時間，時任《東方時空》總負責人，一位是陳虻，時任新聞評論部副主任。
電話很簡短，更像是請戰：美國出事了，看樣是真的，如果要直播，請火速通知我，我已準備好，隨時可以出發。
電話放下不久，電視上開始出現相關的直播報道，上海東方衛視、鳳凰衛視，我印象中還有內地的一家衛視。像大片一樣震動人心的新聞畫面，直白地展現在電視屏幕上，我為此變得更加著急，直覺告訴我：這是歷史性的大事件，按理說，我們不該缺席。
我的家，離電視台五到十分鐘的車程，只要定下直播，我會迅速到位。
然而，電話卻遲遲不響。新聞事件進一步發展，一分鐘的錯過，便意味著新聞快速地死亡，正步入歷史的陣營。這個道理很多人都懂，沉默電話的那一邊，該是另一通電話的此起彼伏，爭取、說服、焦慮、盼望……都是新聞人，都有著同樣的衝動和擔心，我相信時間與陳虻，我也相信中央電視台在面對大新聞時最本質的衝動。
電話依然不響，我打開電腦，網路上已是眾聲鼎沸，讓人痛心的是：幾乎一邊倒的網上留言都在幸災樂禍。當時，還不知到底有多少生命逝去，也不知這些生命中，會有多少華人。可能是美國誤炸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的事情才剛剛過去幾年，因此，一種憤怒本就無從消解，「9·11」意外地到來，給了很多人一種解恨的感覺。然而，這是多麼可怕的一種情緒，在這種情緒之中，又蘊藏著怎樣的一種對生命的漠然。看著這些留言，我在想：如果一會兒直播，我該怎樣說，又該怎樣去追悼生命？
然而，我註定不會有這個機會，「9·11」事件的直播，將註定不會出現在CCTV的屏幕上，也因此，CCTV將長久背上一個自己根本背不起的重負。
我正在美國紐約進行報道，為了攝像機位，我不得不高難度地站在一個柱子上，因為在我的身後，是「9·11」廢墟的重建工地。2001年事發時，我們未能同步直播，即使幾年後到了現場，這一課似乎也無法補上。
電話終於響了，這時，各個媒體的直播已經過去半個多小時，電話是時間打過來的，內容同樣很簡短：「洗洗睡吧，沒戲了，不讓直播。」
我聽得出時間的無奈與痛苦，我當然也聽得出CCTV人此前的爭取與請求，但是，一切都必須戛然而止。
作為一家媒體，即使是CCTV，也天然地對新聞大事件有一種直覺的渴望，它自己要放棄這個報道的可能性幾乎為零。後來成為中央電視台主管新聞的副台長羅明，當時正在美國，事情發生後，他迅速確定事實真偽，然後便火速與家裡聯繫，希望為有可能的報道提供支持。
然而，CCTV必須服從命令，而我更只是一個小小的卒子，請戰也顯得那麼微不足道。或許是有人擔心，我們直播會顯出我們在看美國人的笑話，因此「大氣」一些，不直播吧。但恰恰這一個「大氣」，小氣了許多，也錯過了一段真正的歷史。
當然，論及原因，還有另外多個版本的解釋：主管領導不在國內，聯繫不上，無法自己做主……但不管怎樣的版本，結局都是一致的，我們已經錯過了直播。
那一夜，我幾乎無眠，而我相信，那一夜，在CCTV內部，無眠的人，絕不只我一個。
八年後的2009年，我去做《岩松看美國》，在華盛頓，有一個新聞博物館，裡面的一個展板上，是2001年9月12日，也就是「9·11」發生後的第二天，世界主要國家最主要報紙的頭版。幾乎是同樣的選擇，不管哪一個國家的報紙，頭版都是昨天發生的「9·11」。而唯一的例外，是中國的大報紙，頭版頭條是別的內容，「9·11」只是一個小豆腐塊，藏在其他的文字之中。
這一個「例外」是如此的刺眼。看來，美國人並沒有領我們「大氣」的情，反而對這「例外」迷惑不解。
那是一個發生在美國的「9·11」事件，卻遺留了一些「傷口」在遙遠的中國。然而，也該感謝這「傷口」，讓人們開始集體思考媒體的職責與本分。
文章開頭提到的那位大姐對我的指責，是一種期望之後的失望，是一種超越了自身利益的良知與責任，我將終生銘記，雖然有時，僅僅有我一個人記住是不夠的。
時間到了2003年，剛一開始，人們就已經嗅出伊拉克戰爭的味道，雖然表面上談判與制裁在繼續，但幾乎誰都知道：戰爭在所難免。
也許是因為「9·11」之後，大家對CCTV的指責與不滿太多，又或者，這指責與不滿，讓各個層面的人都在思考並校正著自己的思路，總之，這次伊拉克戰爭的直播很早就已經開始準備。春節剛過，主管新聞的副台長羅明當面向我發出指令：從現在開始，你的活動半徑，就要在以CCTV為中心的十五分鐘車程之內，以便隨時開始伊拉克戰爭的直播。
說這話的時候很輕鬆，然而輕鬆話語背後的決心卻很明確。進入CCTV這麼多年，我從未接到過如此有趣又有味道的指令，不過，我卻非常高興地開始執行。
3月20日上午，伊拉克戰爭拉開大幕，中央電視台迅速開始直播，之後，我便進入了長達二十多天的直播戰爭歷程。當時，還沒有新聞頻道，直播是在寸土寸金的一套里進行，而這，可是CCTV有史以來，第一次大規模地直播一場不可預測過程與結局的戰爭，一個同步發生在國外的事件，一個全世界媒體參與其中的傳媒事件。
直播到第三天，接受《南方周末》記者的採訪時，我表達了自己的感受：我們正在直播一場悲劇，這場戰爭很可能既不像人們想像的那麼長，也不會幾天就結束。對於電視直播來說，我們最大的挑戰是：我們必須冷靜地判斷，哪一個信息是真哪一個是假，因為這是場真實的並且有電視介入的戰爭，因此，雙方利用媒體迷惑對方，這便給媒體帶來巨大的挑戰。
但是，真正的挑戰並不在我這兒，我只要堅守和冷靜判斷就可以。更大的挑戰，以一種預想不到的方式，出現在水均益那兒，當時，他已經到達伊拉克很久。
2月上旬，水均益就到了巴格達，之後我倆之間開始製作《直通巴格達》。前方戰爭的陰雲密布，水均益在做大量的報道與採訪，除去傳播信息，也是在為戰爭的直播報道做準備。
然而想不到的是：當戰爭一觸即發時，水均益卻被通知，出於安全考慮，必須撤出伊拉克！通知等於命令，由於來頭不小，幾乎讓水均益和電視台都無法抗拒。
很多人分析這命令因何而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