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內行人的話。金應熙在學術領域中涉獵之廣，收穫之多，單以史學而言，正如「金門」大弟子陳華（暨南大學退休歷史系主任）所說：「幾十年來，他在中國古代史、中國近現代史，中國哲學史、印度哲學史、中俄關係史、東南亞史、華僑史、菲律賓史、香港史等許多領域都寫下大量論著，作出了重大貢獻。」 且還有外文專著《中國古代史綱》《國外關於中國古代史的研究》等等 。但方面雖廣，卻又似乎都未達到「成家」的地步。
所以我始終尊敬金師，因為人不可能永遠正確。而且，陳寅恪的晚年遭遇，固然是個悲劇，金應熙的一生又何嘗不是一個悲劇？香港有個構成「控罪」的律例，叫做「官職與收入不相稱」，仿此，金應熙的「學問與成就不相稱」，又去向誰控告、詛咒？有人說，悲劇在於身分的矛盾，有兩個金應熙，一個是黨員幹部金應熙，一個是學者金應熙。更確切的說，把身分矛盾和思想矛盾都包括在內的說法應是：陳門弟子和馬列信徒的矛盾。有時義寧之學佔上風，有時馬列主義佔上風。但在他的晚年，這個矛盾卻似有所緩和。因為他致力的香港學和義寧之學並無直接衝突，不像在反右和「文革」時期那樣。根據我所能見到的資料，舉幾個例。一九八五年寫的《陳寅恪》評傳，八八年寫的《略論東漢之宦官》 ，都是很有分量的文章。金應熙是從籍貫入手研究宦官問題的，這正是受到陳寅恪獨特的「區域性分析法」治史的影響。今年出版的《陳寅恪之史學》，其作者李玉梅亦提及她曾得到金應熙的從旁指引。
最後一件有關他與象棋之事可用廣東社科院悼金文中的這一句話來作說明：「他（金應熙）曾表示在晚年實現《中國象棋史》一書寫作的夙願。」
⑴羽生按：清華文叢之二《陳寅恪詩集》第九五頁載有此詩。但此句作「金鈿申申詈休休」，似誤。
陳寅恪史學的特色就在於創見多、爭議大 。其「大」者如李唐源流考、關隴集團說；其「小」者如李白是漢人還是胡人、楊貴妃是否以處子入宮等等，都曾引起爭議。例如在李白的胡漢問題上，和他打筆戰的就是史學界的「頭號人物」郭沫若。郭認為李白確生於中亞細亞的碎葉城，但他肯定李白是漢人。
關於金應熙的師門恩怨，我亦有一種「甚難評說的人生」 之感。難以評說，只能略抒所感所思。
但畢竟是會少離多，許多有關他的事情，都未能向他求證。八七年底他回港工作，我已移居雪梨，如參與商，相見無從。最後一次見面在九一年三月，由於我是匆匆來去，亦無深談機會。見面後不到三個月，他就去世了。所以我所寫的只能是我所認識的金師（主要是在嶺大這段期間）。治史者重視第一手資料。對於他的身後是非，我是沒有資格發言的，有的只是所感所思。而這些感思，也只是憑過去的認識得來。錯否不自知，只能求教於對金師認識更深的智者。金師友朋弟子遍天下，這樣的智者當不難求。
金應熙並非教條主義者，但無可置疑，馬列主義一直在他的思想中占著主導地位。這種情況，直到他的晚年，才好像有所轉變，但也未曾破繭而出。陳、金之間，除了價值觀的不同（一個視馬列為俗諦，一個則奉之為真理）之外，在道德觀方面，恐怕亦有分別。例如陳寅恪認為李商隱出自「新興階級」，並得牛黨提拔，就應「始終屬於牛黨，方合當時社會階級之道德」。這一觀點，金應熙就未必會贊同了。且莫說共產黨要求從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脫胎換骨」，即用梁啟超的說法——提倡「以今日之我打倒昨日之我」，亦是並不贊同「從一而終」的。
但金應熙未完的「夙願」又豈只象棋史，連香港通史，他都尚未完成呢！
在「文革」期間，和左派朋友們的想像相反，我和簡又文的接觸不是少了，而是多了。簡師在為學和信仰方面都是非常專一的，只磨一劍——太平天國史，只治一「經」——「聖經」。我則對任何宗教，都是抱著非信非不信的態度。基督教尤其是我的「弱項」，讀了四年教會大學，對聖經還未真正用心從頭到尾念過一遍。簡師也知我的態度，並不勉強我受洗禮。「文革」期間，我採取的對策是「躲進小樓成一統，管他冬夏與春秋」。但最苦悶的時候也正是最需要朋友的時候。左派朋友，我已是敬而遠之；右派朋友，又找不到真正知己。可以與談心事的就只有視我如子侄的簡師了。簡師給我看一段聖經：「立志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故此我所願意的善，我反不作，我所不願的惡，我反去作。……我真是苦啊！」讀了這段聖經，我受到很大震撼。「文革」期間，許多值得人們敬佩的學者作家，包括巴金和金應熙在內，不也正是如此么？
「六王奪鼎賽」期間，金應熙是文園的座上客，偶有缺場，亦必補錄。我曾見過他的手抄本。
兩位對我影響最大的老師，相同之處不是沒有，但相異之處，卻更大更多。
我說：「章士釗的《南遊吟草》你可曾見到，其中有兩首章士釗贈陳寅恪的詩。」章士釗的《南遊吟草》是他的香港友人劉伯端為他輯印的，非賣品。他說：「在香港報紙上見過一首。」我說：「是否起句為『嶺南非復趙家莊』那首？」他說：「是。」又說：「我好像也聽說過有兩首，我不便去問寅老。你記得最好。」我不知他們師弟之間已有嫌隙，聽他說未曾見過，便道：「第一首傳抄者甚多，第二首在香港也是很少人知道的。」一面說一面寫出來（此詩前有題記，當時記不齊全。題記部分，是後來補抄的）。
不過在這四十多年當中，有關他迷於棋的趣事倒時有傳來。例如下面一個：
至於受教於金應熙，則又是另一番機緣巧合了。我在嶺大讀的是經濟系，金應熙則是歷史系的講師，經濟系允許學生選讀一科文科課程，我就選了金應熙開的「中國通史」。何以選他，一來因為興趣，二來亦多少有點偶像崇拜的心理也。他是嶺大最年輕的講師，在當時一班要求「進步」的學生群中，又年輕、又左傾的老師是最具吸引力的。
心理學家說，童年、少年時代所欠缺的東西，往往在長大後要求取「補償」。我在大學時期，大量的閱讀近代武俠小說，或許就是基於這種「逆反」心理。
簡又文視我如子侄，金應熙則自始至終把我當作朋友。他不但絲毫不以師長自居，甚至完全泯滅了師生的界限，例如可以互相作對方的戀愛參謀。
據《胡適雜憶》一書 的「附錄」 所記，胡適此詞作於一九一七年四月十七夜。原來在「十月革命」之前，那年三月俄京已經爆發過一次規模頗大的暴動，史稱「三月革命」，作為「十月革命」的先驅了。「烏衣藍帽」是當時俄京參加三月革命的大學生的服色。「獨夫『沙』」即沙皇。
我在學術上毫無成就，但平生有幸，倒也曾遇到過不少明師。對我影響最深的兩位，一是簡又文，另一就是金應熙（為了行文簡潔，請恕我省去「先生」二字）。
我不覺潸然淚下。雖然在我大學畢業之後，和金師見面的機會不多，四十多年，大概也只有十來次吧（「文革」期間，更是根本未曾一見），卻也沒有疏離之感。金應熙在我的心目中，始終是一位「亦師亦兄亦友」的良師。
追求失敗後，還有下文。原來這位盤同學是早就有了男友的，在外省大學讀書，那年暑假，來到嶺大探望女友。金應熙給他安排住所，對他照顧得無微不至。他自稱對盤同學的感情也早已「升華」了。和金師接近的一班學生，有的說這是「詩人氣質」，有的說這是「馬列主義者的風格」，有的說這是「戇居」。多年後，我把類似金師的戀愛故事寫入小說中，亦受到評家的指責：「拔高人物，不真實！」
是為正文前的閑話。
我在大學時代和金應熙比較接近，有許多原因，「氣味相投」是其中之一。我們有幾樣共同的愛好。第一樣是象棋。我最初是學圍棋的，後來因為圍棋對手難覓，改下象棋，經常廢寢忘餐，自己和自己下棋（擺棋譜）。但迷的程度還不及他。
這個見解和中共曾一度提倡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倒頗有相通之處。如果只把馬列主義作為百家中的一家，並非「獨尊馬列」的話，我想應是無背於陳寅恪的治學精神的（他本人縱貶馬列，但不是非認為馬列毫無價值，否則他不會花那麼大的功夫去讀《資本論》原文）。可惜的是「雙百方針」，到了反右期間，變成了「百花凋謝，一家獨鳴」的局面。共產黨員金應熙，屈從領導旨意，貼乃師大字報。唐篔抄下來，回家哭著念給丈夫聽。陳寅恪勃然大怒說：「永遠不讓金應熙進家門。」師生決裂，遂一發不可收拾。
思想分歧，俗諦桎梏，造成了師生的分裂。而這桎梏也的確影響了金應熙的學術成就。
二、他們的詩，都「不容易懂」。藍於說，義山詩之所以難懂，「一是因為他愛用典，而且有的到現在已成為僻典；一是他的不少詩因為在當時有所關礙，不得不隱晦。」這個解釋，完全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