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獨抱琵琶望，——」紅線女一首《昭君出塞》的主題曲，瘋魔了新港兩地觀眾。
「昭君出塞」是悲劇還是喜劇，說起來倒是個有趣的問題。
杜甫的詠王昭君的詩（《詠懷古迹》五首之三）說：
這是一種看法，著重一個「怨」字。
但王安石在《明妃曲》（兩首）中則大做翻案文章，一則說：「家人萬里傳消息，好在氈城莫相憶。君不見咫尺長門閉阿嬌，人生失意無南北。」再則說：「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這又是一種看法。著重「相知」二字。既然失意無分南北，與其留在漢宮做被困長門的阿嬌（其實對王昭君而言，甚至做「阿嬌」的機會都沒有），倒不如在番邦得到個知心夫婿了。
兩種看法，演成三種劇本。第一種是寫「昭君怨」的，結局是王昭君投崖自盡（在粵劇《昭君出塞》之前的劇本大都如此）；另一種是曹禺的近作《王昭君》，他比王安石更「進一步」，不是只著眼於漢恩、胡恩的深淺，也不僅局限於夫婿是否知心，而是一反前人的見解，從「民族友誼」出發，把王昭君寫成懷抱著「匈漢一家」的崇高理想，是一個自願「和親」，而不是「和番」的「勇敢女性」。他是把《昭君出塞》寫成喜劇的。
不過，想來曹禺也遇到棘手的問題，王嬙的崇高理想，是怎樣孕育出來的呢？這個問題必須解決，否則無以感人。
第三種是紅線女這次演出的劇本，看來似是介乎二者之間的。
曹禺的《王昭君》據說是奉周恩來總理之命寫的。他曾經和一個訪問過他的記者談及：「那是一九六零年以前的事，周總理指示我們不要大漢族主義，不要妄自尊大，這是從蒙漢人聯婚問題談起的。周總理說，要提倡漢族婦女嫁給少數民族。說到有個王昭君，周總理就指著我說：『曹禺，你快寫。』他要我寫個王昭君的劇本。」
台灣大學出身的留美學人劉紹銘在評論曹禺的《王昭君》時，雖然不以「遵命文學」為然，但卻贊同曹禺這種寫法。他說：「在曹禺的這個劇本出現以前，昭君這個漢家女子出嫁匈奴，在國人的想像中是『和番』而不是『和親』，一字之差，就足以說明在曹禺以前我國『想像文學』作家對這一歷史人物『傳說』態度的不同了。那毫無疑問，是大國沙文主義想像力之結晶。」（見一九七九年一月五日、六日的台灣《中國時報》）
不過，也有不同意見。台灣的留美作家李黎，去年十月，在上海訪問巴金時，談到曹禺的《王昭君》，她就是這樣提問的：「作家創作文學作品，當成接受一個任務來做，是不是個好辦法？王昭君以一介民女身份，不但有偌大見識，而且遠嫁匈奴後，比咱們志願支邊的知青還適應得好？」巴金也只能「玩笑地」承認「這是他還有點三突出！」（「三突出」是「四人幫」時代的一種文學理論，即突出正面人物，突出正面人物中的英雄人物，突出英雄人物中的主要英雄人物。英雄人物是不能有缺點的。）
兩千年前的王昭君真的就有那麼大見識和崇高理想？的確是值得懷疑的。
比較來說，粵劇的《昭君出塞》就合理得多。它是寫昭君先悲後喜的。「人生小別亦凄惶，何況長辭父母邦。……幾番勒馬回頭望，錦繡江山再見難。」遠適異國，昔人所悲，何獨昭君？她是到了匈奴王親自來迎接她，看到了匈奴王為地在塞上建造的江南故鄉景物，深受感動，這才轉悲為喜的。匈奴王的一句唱詞「有道是日久他鄉即故鄉」，打動了她的心。
曹禺寫《王昭君》，由於受到「四人幫」的干擾，經過二十年方始寫成。他不但博覽有關王昭君的史料，並且去了內蒙兩次，訪問了當地的馬頭琴大師巴主和一些老一輩的族人，搜集了漢蒙兩族有關王昭君的傳說，寫作態度是非常認真的。
對曹禺的寫法（他把王昭君寫成了抱著崇高理想自願和親的勇敢女性），儘管有人不同意，但對他的寫作技巧，尤其是文字方面，則似乎是眾口交贊的（最少我就沒見過相反的論調）。
劉紹銘在論曹禺的《王昭君》一文說：「在戲劇性經營方面，曹禺真是寶刀未老。他善於製造情節，賣弄關子。其得心應手處，如四十多年前的《雷雨》《日出》和《原野》。對一般讀者和觀眾而言，最能防止他們打瞌睡的，莫如製造正派人物和反派人物衝突的氣氛。傳統的反派人物毛延壽既不在場，曹禺就用溫敦（呼韓邪的妹夫）來代替。這個陰謀家陷害單于、嫁禍昭君的種種措施，自自然然成了觀眾關心的對象。文字方面，曹禺一直是個中翹楚——流利漂亮而時見詩意。」
他尤其欣賞曹禺在劇中用的「西方式的獨自」，例如下面這段：
王昭君（望著牆外的春天）：
母親，你生我為何來？難道這青森森的宮牆要我來陪伴？難道這青松翠柳，望不斷的欄杆要我去看管？
啊，這一天三遍鍾，夜半又宮漏，一點一滴，像扯不斷的絲那樣長！
姑娘啊，你錯了未算，欠思量，急急慌慌把我送進這三丈八尺的宮牆。
不錯，這段獨白豈止具有「詩意」，它本身就是音韻諧和的詩。
曹禺寫的《王昭君》，惟一令劉紹銘不滿的地方，是曹禺在結尾時候所用的一個象徵手法：
那合歡被，一陣風把它吹起末，就忽忽悠悠地跟著那金色的大雁飛走了！
飛上天去了！
你們看，天上，天上！那不是大雁？那不是合歡被？
（大雁在空中鳴唳，一片光明的彩雲在藍天里悠悠飛過。）
劉紹銘認為這是曹禺在「向中國老百姓灌輸封建式的迷信思想」。不過，這似乎是個見仁見智的問題，假如用電影形式表現，合歡被被風吹走，接著天空出現金色大雁，白雲悠悠飛過，這樣的剪接，不正是甚富戲劇性的浪漫聯想嗎？在現實的世界中合歡被當然不能飛上天化成大雁，但在文學的創作上，我認為是不妨運用類似電影「蒙太奇」的剪接技巧的。
劉紹銘是研究曹禺的專家（他曾用英文寫作《曹禺論》，是一九六六年寫成的）。一九八零年四月，曹禺訪美，他也得到了和曹禺見面的機會，並寫了一篇題為《君自故鄉來》的《曹禺會見記》。
說來有趣，他的《會見記》寫道：「我首先向曹禺招供，如果我今天重寫《曹禺論》，我對他的劇作的評價會高許多。我對《雷雨》和《日出》二劇批評得極不客氣，理由不外是那時我剛念完比較文學的課程，眼中儘是希臘悲劇以來的西方戲劇大師……那時我沒好好考慮到，第一、曹禺寫《雷雨》時（一九二三年），年紀才廿三歲。第二、而且也是最要緊的一點，他的作品與易（易卜生）、契（契訶夫）、奧（奧尼爾）諸人比起來雖然失色，但在中國話劇史上，他實在是一代宗師。」對曹禺著《王昭君》的看法，他也有若干修正。
在美國參加會見曹禺的台灣作家還有夏志清、李歐梵、白先勇、水晶、陳若曦等人。夏志清和陳若曦也都寫了文章。內地大陸和台灣的作家，這一兩年在海外常有交往，我覺得這是一個好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