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要說一說杜運燮的「近況」，他在北京出版的一本以介紹國外知識為主的雜誌《環球》擔任編輯工作。上月（一九八零年九月）廿三日，他接受西德有關方面邀請，赴西德訪問。定期半月，這兩天大概正在回國途中。
袁可嘉評論這首詩的特點是把「靜止的公路作為動物來寫，使它進入充分的動態」。詩人是以跳躍的想像，歌頌這條為中國爭取抗戰勝利的公路。
這首詩是一九四八年他在新加坡寫的，四十年代後期，他曾在新加坡南洋女子中學及華僑中學教書。他寫這首詩的時候，也正是他準備回國的時候。大概他是因為看到當時的那個正處於「方生未死」之間的中國有感而發吧？但這幾句詩寫的，不也正是有點像他自己嗎？
「文革」結束之後，我也得到一個「意外的收穫」，許多久已斷了音訊的朋友，好像雨後春筍似的，忽然又「冒」了出來，和我也重新恢複了聯繫。杜運燮就是其中的一個。
新奇的比喻，機智活潑的想像，在這兩首小詩中可見一斑。
說起來已經是三十年前的事了，《新晚報》創刊那年（一九五零年），他是翻譯兼編副刊，和我做了大半年的同事。後來他走了，他編的那個副刊《天方夜譚》就是由我接手的。
我是先識其人，然後才識其詩的。他寫過一首小詩《閃電》，開頭兩節是：
有烏雲蔽天，你就出來發言；
有暴風雨將來臨，你先知道；
有海燕飛翔，你指點怒潮狂飆。
你的滿腔憤慨太激烈，
被壓抑的語言太苦太多，
卻想在一秒鐘唱出所有戰歌。
但杜運燮的詩的風格並不限於表面的激情，他更多的詩像冷靜的智者一樣，觀察萬物，用雋永的語言，用機智和活潑的想像來寫。舉他兩首分別寫於少年時期和中年時期的小詩為例：
路，永遠興奮，都來歌唱啊！
這是重要的日子，幸福就在手頭。
看它，風一樣有力；航過綠色的田野，
蛇一樣輕靈，從茂密的草木間，
盤上高山的背脊，飄行在雲流中，
儼然在飛機的坐艙里，發現新的世界，
而又鷹一樣敏捷，畫幾個優美的圓弧
降落下箕形的溪谷，傾聽村落里，
安息前歡愉的匆促、輕煙在朦朧中，
溢著親密的呼喚、人性的溫暖，
於是更懶散，沿著水流緩緩走向城市。
而，就在這粗糙的寒夜裡，荒冷
而空洞，也一樣擔負著全民族的
食糧；載重車的黃眼滿山搜索，
搜索著跑向人民的渴望；
沉重的橡皮輪不絕滾動著，
人民興奮的脈搏，每一塊石子，
一樣覺得為勝利盡忠而驕傲！
微笑了，在滿足而微笑的星月下面，
微笑了，在豪華的凱旋日子的好夢裡。
三十年前，有九個年輕詩人出了一本他們在四十年代所寫的作品選集，名《九葉集》，杜運燮就是其中之一。也因此，他和另外八位詩人——穆旦、陳敬容、鄭敏、王辛笛、杭約赫、唐湜、唐祈、袁可嘉被人稱為「九葉詩人」。艾青在近作《中國新詩六十年》中曾這樣評論他們：「日本投降後……在上海，以「詩創作」為中心，集合了一批對人生苦于思索的詩人，王卡笛、穆旦、杜運燮……等，他們接受了新詩的現實主義的傳統，採取歐美現代派的表現技巧，刻划了經過戰爭大動亂之後的社會現象。」有一個尚未為外界知道的「佳話」是，艾青這篇文章原是在一九八零年六月在巴黎舉行的「中國抗日戰爭時期文學研討會上」宣讀的論文，在這段評論「九葉詩人」的文字中本來還有一句「這是屬於四十年代後期的像盆景似的園藝」的，後來有人對他提出不同的意見，艾青重讀《九葉集》也發覺這句評論是不大符合事實，因而當他把此文交給北京的《文藝研究》刊出時，就把這句話刪了。
杜運燮是一九一八年在馬來西亞吡叻州出生的華僑作家，在當地讀完初中回國就學，畢業於戰時昆明的西南聯大外文系。一九五一年從香港回到北京，初時從事新聞工作，後來到設在臨汾的山西師範學院外語系任教。「文革」期間和許多遭受迫害的文化人一樣，被送入「五七幹校」接受「改造」，實則是被打入「牛棚」。有位朋友告訴了我一件在當時被目為「大膽之作」的事，他在受批鬥之餘，悶極無聊，居然敢寫信去給當時也被打入「牛棚」的巴金，問巴金借一部《陸遊詩集》。陸遊雖然是宋代愛國詩人，但在「文革」期間，陸遊也是被列為「右派分子」的（此事甚趣，原來因為陸遊寫的一首《釵頭鳳》詞中有句云：「東風惡，歡情薄，一懷愁緒，幾年離索。」因「東風惡」犯了大忌，故而古代詩人亦不免獲罪矣）。巴金也居然寄了給他。
異邦的旅客像枯葉一般，
被橋攔擋在橋的一邊，
念李白的詩句，咀嚼著，
「低頭思故鄉」「思故鄉」……
彷彿故鄉是一顆橡皮糖。
節錄自一九四八年他在新加坡寫的《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