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間，大陸稍有點名氣的知識分子幾乎都被送到「幹校」去受磨練，但以幹校生活為題材的作品甚少，不知是否餘悸猶存，仍有顧忌之故。楊絳的《幹校六記》可說是寫這方面題材的好文章。難得的是她以「文革受害者」的身份，卻寫得不溫不火，娓娓道來，有如閑話家常。她寫的似乎都是小事，但從一滴水可以見到整個天空，「文革」的禍患，已是在她細緻的筆觸下浮現。
例如她記她的女婿得一在「文革」期間被逼自殺一事，得一在她的筆下是這樣「出場」的：錢鍾書是下放幹校的「先遣隊」，下放那天，楊絳和女兒阿圓，為女婿得一送行。「候車室里，鬧鬧嚷嚷，亂鬨哄，人來人往；先遣隊的領隊人忙亂得只恨分身無術，而隨身行李太多的，只恨少生了幾雙手。得一忙放下了自己拿的東西，去幫助隨身行李多得無法擺布的人。默存和我看他熱心為旁人效力，不禁讚許新社會的好風尚；同時又互相安慰說，得一和善忠厚，阿圓有他在一起，我們可以放心。」
但這樣一個樂於助人、和善忠厚的青年卻被迫自殺了，為的是不肯捏造「造反派」要他交出的「五·一六名單」。她記得一末了一次離開她的時候說：「媽媽，我不能對群眾態度不好，也不能頂撞宣傳隊，可是我決不能捏造個名單害人，我也不會撒謊。」就這樣，「工宣隊領導全系每天三個單元斗得一，逼他交出名單，得一就自殺了。」沒加評論，甚至沒發一句牢騷，已是令讀者和她同樣感到悲憤。前文所謂「讚許新社會的好風尚」云云，也都變成了對「文革」期間「風尚」的諷刺。
楊絳原名楊季康，曾任清華大學外語系教授。文名當然不及丈夫，但也是著名的劇作家和翻譯家。她的劇作《稱心如意》、《弄真成假》等曾在北京、上海等地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