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紅樓夢新證》被譽為「劃時代的紅學著作」，不過，此「譽」是否「過高」，那就見仁見智了。另一位也是紅學家的周策縱（在美國）對《新證》的評論，我覺得很中肯。周說：「他挖掘史料之勤慎，論證史實之細密，都可令人敬佩。至於對某些問題的判斷和解答，對某些資料的闡釋和運用，當然不會得到每個人的完全同意。……『實事求是』首先要挖掘和知道『實事』，然後經過反覆辯論，才能求得真是非。恰如林黛玉對香菱說的：『正要講究討論，方能長進。』汝昌在考證方面給紅學奠立了許多基礎工作，在講論方面也引起好些啟迪性的頭緒。他自己也在不斷地精進。」
周策縱是很佩服周汝昌的，他們的會面也很有趣。一九七八年他回中國訪問，見到周汝昌，把他的一首舊作《客感》給周看，詩道：
周汝昌亦答以律詩一首：
這是他寫久居海外的感觸的，但也可移作詠曹雪芹。周汝昌讀了「靜靜地說」：「你詩作到這樣，我們是可以談的了。」於是一談就談了整個下午，還談不完。周策縱有《七絕》四首贈周汝昌，第一首就是紀此事的，詩云：
故國紅樓竟日談，忘言真賞樂同參。
前賢血淚千秋業，萬喙終疑失苦甘。
秋醉高林一抹紅，九招呼徹北南東。
文挑霸氣王風末，詩在千山萬水中。
久駐人間諳鬼態，重回花夢惜天工。
傷幽直似譏時意，細細思量又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