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那首《元日》詩是他當宰相後寫的。他當宰相，主張變法圖強，但他的「變法」卻因被士大夫反對而沒有成功。
在反對王安石的「新法」中，有一個出名的故事，故事主角是兩任宰相的元老重臣文彥博。他在殿上和皇帝（宋神宗）辯論，他說：「祖宗法制俱在，不須更張，以失人心。」皇帝反問：「更張法制，於士大夫誠多不悅，然於老百姓何所不便？」文聽了馬上說：「為與士大夫冶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也！」這一針見血的說話，也說明了王安石的「變法」非失敗不可的原因了。
王安石被當時的人們稱為「拗相公」，他有「三不足」名言道：「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流俗不足恤。」可見他的「執拗」性格。他在舊文人筆下是被形容成「不近人情」的怪物的。蘇洵《辨奸論》說他「囚首喪面而談詩書」，即是一例。「囚首喪面」和「囚首垢面」同義。形容他不注意修飾，頭髮蓬亂，臉上骯髒，如同囚犯一般。身為宰相而「形同囚犯」，歷史上恐怕也只他一人了。他的變法，功過如何，史家評論不一。我則是很欣賞他的「拗」的。他當宰相後，寫下那首《元日》詩，恐怕多少也有點寓「除舊布新」之意於變法的吧？
張春橋一九三四年在濟南時，曾寫文章贊成「中日提攜」、「共存共榮」。隨即到上海投靠周揚，在「左聯」做外圍工作，儼然「左派文人」。一九三六年三月卻又化名狄克，在《大晚報》攻擊魯迅。同年十月，魯迅去世，他去弔喪，哭得比誰都傷心。真是標準的兩面派！王安石是宰相，他也是想當「宰相」的。王安石行「新法」，他也想推行他那一套「限制資產階級法權」的「極左路線」，他是自比王安石的。但兩面派卻怎能比「拗相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