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的學人中，我和簡又文、饒宗頤兩位相識最早。抗戰後期，我們同在桂東一個山城避難，那是一九四四年的事情，一彈指就是三十多年過去了。
卅年事屈指堪驚！撇開整個國家的大變動不談，人世間的變化也是令人不勝感慨的。
簡先生在完成他的兩部大部頭的著作（《太平天國全史》和《太平天國典制通考》）之後，去年已歸道山。饒先生則已成為譽滿國際的學者。他們是我的老師，兩位老師在學術上的成就是有目共睹，早有定評。只我這個不成材的弟子還是碌碌無成，在文化圈中只能算是「散人」一個。
抗戰勝利，我和簡先生回廣州，饒先生則遲了半年方始南下。我寄了一首詞給他，調寄《一萼紅》，詞的後半闋是：
少年時代的不成熟作品，本來不值一談，只因此詞說的與眼前頗有相似處，引起我的感慨而已。假如我現在廣州，寫一首詞給他，我想表達的意思和這首詞恐怕也差不多。
饒先生一九四九年解放前來香港，去國卅年，方始回去。據我所知，他很想到敦煌看看（他在「敦煌學」方面是很有成就的），大陸出土的一些文物，他也甚有研究興趣。但在過去，尤其是在文革十年的那種令海外學人搖首嘆息的年代，他怎敢回去。回去又能幹什麼？在大陸已經開始有了學術自由的空氣，他從巴黎趕回廣州，這才是適當的時機。
回首殊鄉作侶，幾同消殘漏，共讀西樓。班固書成，相如賦就，閑招吟鷺盟鷗。
問長卿歸來何日，向龍山醉與白雲浮。正是菊芳蘭秀，天涯何苦淹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