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三十二 書呆

趙元任給友人信中寫道:「要是你收不到這封信,請你趕快通知我,我好告訴你是什麼時候付郵的。」

周善培說,任公常以不知一事為恥,因此,如胡適之流偶然有一篇研究一種極無價值的東西的文章,任公也要把這種不值研究的東西研究一番,有時還發表一篇文章來競賽一下。周勸他:「論你的年輩,你的資格,應當站在提倡和創造的地位,要人跟你跑才對,你卻總是跟人跑。不自足是美德,但像這種求足的方式,天下學術無窮,你已年近60,哪一天才能達到你足的願望呢?」梁啟超當時也一再點頭,而始終控制不住一個「名」字,因此就造成一個無所不通的雜家。

在政治和思想上,梁啟超多變,有人說:康有為太有成見,梁啟超太無成見。1900年他背離康有為的保皇立場,大倡自由、平等、天賦人權之新說,願同孫中山合作;1902年發表《保教非所以尊孔論》,表示「昔也為保教黨之驍將,今也為保教黨之大敵」。作《新民說》,甚至提倡革命排滿,後又「悔過自新」重提君憲。民國後他曾與袁世凱等北洋軍閥同流共事,袁氏稱帝,他又憤起討袁。他幾次宣布脫離政治又一再熱衷於仕途,像個縱橫之士,奔走以售其才識,卻終難有所作為。梁評價自己說:「……保守性與進取性常交戰於胸中,隨感情而發,所執往往前後相矛盾。」嘗自言曰:「不惜以今日之我,難昔日之我,多以此為詬病,而其言論之效力亦往往相消,蓋生性弱點然矣。」

胡適寫辜鴻銘的文章有誤,辜要求胡適在報上正式道歉,否則向法院起訴。大半年後,胡適見到辜,問「辜先生,你告我的狀子進去了沒有?」辜說:「胡先生,我向來看得起你的;可是你那段文章實在寫得不好!」

胡適在和周作人在關於改造社會與人孰先孰後的問題上,針鋒相對地說:個人是社會上無數勢力造成的。改造社會的下手方法在於改良那些造成社會的種種勢力——制度、習慣、思想等等,改造社會即是改造個人。

胡適提出「好政府主義」前夕,梁啟超、林長民等人向他建議,要拉王寵惠。羅文干、蔡元培等人加入研究系。胡適和蔡元培卻決心與研究系保持距離,於是將梁、林等人晾在一旁,自己發表了一個《我們的政治主張》。梁啟超大怒道:「有什麼了不起,我自己一個人也可以發表宣言。」林長民則說:「胡適我們不怪他,他是處女,不願意跟我們做過妓女的人來往。但蔡先生素來是兼收並蓄的,何以也排斥我們呢?」

潘光旦年輕時因練習跳高摔斷一條腿,被迫截肢,大半生與拐杖為伴,但他並不因此變得乖僻避諱。有一次,他談到孔子,說:「對於孔老夫子,鄙人佩服得五體投地……哦,對不起,應該是四體投地!」

1919年初,王光祈懷疑英美的資本主義制度「究竟與大多數人的幸福有無關係?」他對朋友說,這些國家「造成一種世界無敵的財閥,一般平民生活於這種財閥之下,與我們生活于軍閥之下同是一樣痛苦」。他理想的社會,「是宜在個人自由主義之下,為一種互助的、自由的、快樂的結合」。

蔡元培任中央研究院院長時,雖然辭去了幾十個兼職,然而請他題字、作序、寫文章、謀職位的人仍是絡繹不絕,他不勝其煩,遂在報上登出「三不啟事」:一不兼職,二不寫稿,三不介紹職業。

陳獨秀晚年撰《小學識字教本》,交國力編譯館印行。當時陳立夫負責審查,見此說:「內容無大礙,只是容易和小學校混淆。」陳獨秀說:「陳立夫無知,小學者聲音訓詁、說文考據之學也,古來有之,豈可更改!」於是不得印行。

陳獨秀出獄後,林伯渠為他向延安求情,延安方面回覆道:「他要想回黨須符合三個條件:一是放棄托派立場,公開承認錯誤;二是公開表示擁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三是必須在實際行動中表達誠意。」陳獨秀本來就沒有回黨工作的打算,聞此哂笑道:「書面檢討,恕難從命。」

吳稚暉與陳獨秀爭論。吳:「我是不諱言無政府是要三千年才成的,列寧主義,越飛說的兩百年恐還不夠。」陳:「你瘋了?無政府和共產可以很快的!」吳:「這無非假的罷了。」陳:「那我請問你,現在我們中國共和是假的,那麼是康有為的復辟好,還是假的共和好?」吳:「那麼即日掛了共產招牌,行的卻連三民主義都不如,突然把許多老朋友丟了,於心何忍呢?」陳:「現在哪裡行共產?行共產不是瘋子嗎?」吳:「那麼據你判斷,列寧的共產,要有多久能行於中國呢?」陳:「二十年足矣!」吳:「那麼豈不是國民黨的壽限,止有十九年,便要借屍還魂了呢?」

1927年,梁實秋在上海主編《時事新報》的副刊《青光》時,看到一家小報逐日連載《鄉下人到上海》,對外地人極盡挖苦之能事,梁便化名寫了《上海人到紐約》,以彼之道反制彼身,每日在《青光》上連載,直至《鄉下人到上海》偃旗息鼓為止。

1929年,訓政時期,黨國治下,胡適寫了《人權與約法》等文,鼓吹思想言論自由,於是上海市第三區黨部發難,接著好幾個省市的黨部亦呈請「嚴予懲辦」,最後在政府的訓令下,由教育部長蔣夢麟簽署了第1282號「訓令」,撤免胡適中國公學校長之職,理由是胡適近來言論不合「本黨黨義及總理學說」等。胡適讀了「部令」,便給蔣寫了一封回信,稱「這件事完全是我胡適個人的事,我做了三篇文字,用的是我自己的姓名,與中國公學何干?你為什麼會『令中國公學』,該令殊屬不合,故將原件退還。」

潘光旦從清華畢業後,以官費留學美國,攻讀優生學,後來衍至家族、家庭、兩性研究,尤善治年譜。有一段時間他整日埋頭於某姓的家譜上,有客來訪,輒以家譜為話題。有人便送了他一幅對聯:「尋自身快樂,光他人門楣。」

延安整風期間,何其芳和劉白羽由延安到達重慶,他們的主要任務是宣傳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胡風約集了一批比較進步的作家,請他倆做報告。何報告了延安思想改造運動,用的是他自己的例子,「現身說法」。何給大家印象不好,其口氣讓人感到他只是標榜自己已經改造成了真正的無產階級。有人說:好快,他已經改造好,就跑來改造我們!馮雪峰就罵:他媽的!我們革命的時候他在哪裡?

胡風在秦城監獄被關押在單身牢房。有一次,管教丟給他一個麥草編的帽圈和一捆麥桿,說「老吃飯不幹活,太不像話了,學著編麥辮兒吧!」胡風不客氣地說:「不是我不幹活,是你們剝奪了我的勞動權。我的勞動不是編麥辮,是用筆寫作,你曉得嗎?」他把麥桿放一邊,動也不動一下,後來管教只好取走了事。

抗戰前,七君子被捕,在法庭上,審判長問王造時:「被告王造時,你們主張建立一個統一的抗敵政權,是不是要推翻現政府呢?」王是威斯康辛大學政治學博士,答說:「審判長先生,你把政府跟『政權』混為一談了!政府,乃國家行政機關,是國家機構的組成部分。政權,則是指國家權力,亦即統治階級實行階級統治的權力,由軍隊、警察、法庭、監獄等暴力保證其實現……審判長先生,你所問的政權推翻某政府,這樣的問題就是邏輯混亂,概念錯誤!」

楊杏佛在吳淞大學演說,講題為「三士的人生觀」。他解釋「三士」為:「第一,年輕的時代,血氣方剛,做志士。第二,中年人,大約從二十歲到四十歲,喜歡做名士。第三,四十歲以後的人,血氣衰了下去,就做居士。」

1943年,胡適評價馮友蘭:「馮友蘭雖曾出國門,然實無所見。……見解多帶反動意味,保守的趨勢甚明,而維護集權的態度亦頗明顯。」1947年,馮友蘭過訪紐約,聽說楊紹震夫人許亞芬的碩士論文題目是《1927年以前胡適對中國文化界的影響》,不禁喜形於色,期期艾艾地說:「這……這……這個題目很……很……好,因為過……過了1927年,他也就沒……沒……沒得影響啦!」1950年,胡適看到馮友蘭《中國哲學簡史》的英文版,不屑地說:「實在太糟了,我應該趕快把中國思想史寫完。」1955年,胡適又評價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想說幾句好話,實在看不出有什麼好處!」

1949年初,馮友蘭致函毛澤東,表示要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在五年內重寫一部中國哲學史。毛復函道:「我們是歡迎人們進步的。像你這樣的人,過去犯過錯誤,現在準備改正錯誤,如果能實踐,那是好的。也不必急於求效,可以慢慢地改,總以採取老實態度為宜。」馮看後很不理解,常不無抱怨地想:「什麼是老實態度?我有什麼不老實?」

百萬雄師渡江後,梁漱溟看到毛澤東的新作《人民解放軍佔領南京》,對「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大不以為然。連說:「錯了!錯了!中國文化是以意欲自為調和持中為根本精神的,偏激與惰後都不行。唯有調和持中的中國文化必將統治世界,而真正統一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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