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二十九 氣度

金岳霖主張學生有自己的見解,而且鼓勵他們發表自己的見解。有一次在一個邏輯討論會上,有人提到了當時享有盛名的哥德爾的一本書,金岳霖說要買來看看。他的一位學生沈有鼎馬上對金先生說:「老實說,你看不懂的。」金先生聞言,先是哦哦了兩聲,然後說:「那就算了。」

咸豐皇帝崩後,英國人想擁立恭親王奕訢為帝。中國與英法簽訂城下之盟後,在禮部大宴洋人,英法陳兵席側,想尊恭親王為首席,令王公以下皆跪迎之。當時許多大臣戰戰兢兢、雙股戰慄,惟吏部尚書陳孚恩振衣而出道:「王公與大臣事同一體,今日為玉帛之會,觀禮近萬人,我朝典制俱在,決不可亂。」洋人為之氣奪,此議遂息。不久陳孚恩因依附肅順,被慈禧充軍新疆。

鄧世昌艦毀人亡之際,有僚屬將救生木推給鄧,鄧推辭不要。鄧在艦上養有二犬,此二犬銜鄧臂不令其沉沒,鄧亦將它們推開,但二犬堅持銜鄧不放,鄧只好抱犬同沉。對此唐德剛嘆曰:「末世友情,人不如狗!」

1900年,李鴻章離開廣州北上復任北洋大臣,南海知縣裴景福問他有什麼辦法可讓國家少受些損失,他答道:「不能預料!惟有竭力磋磨,展緩年分,尚不知做得到否?吾尚有幾年?一日和尚一日鍾,鐘不鳴,和尚亦死矣。」

李鴻章實為俄國人逼死。1901年11月7日,已經發燒嘔血、卧床累月的李鴻章已是油盡燈枯。死前數小時,猶有俄使佇立床前,持異常苛刻的「中俄密約」,逼他簽字畫押,被他堅決拒絕。俄使去後,李疾令兒子經述草擬遺折,立意自強,並推薦袁世凱為自己的繼承人。他彌留之際,仍在痛恨縱容義和團、引發大亂的毓賢。

戊戌年,康有為在北京粵東會館創立保國會,他慷慨激昂地演講道:「吾中國四萬萬人,無貴無賤,當今一日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籠中之鳥,釜底之魚,牢中之囚,為奴隸,為牛馬,為犬羊,聽人驅使,聽人割載,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變,加以聖教式微,種族淪亡,奇慘大痛,真有不能言者也。」旁立者聞其言,莫不泣下。康又說:「不變法,必亡國!論及中國致衰之由,謂罪皆由於老子……」他突然拍案大呼道:「如老子生在今日,吾必以槍斃之!」聞者莫不動容。

1903年,鄒容的《革命軍》出版,由章太炎作序。此書迅速風靡,清廷大為驚恐,乃派員拘捕鄒、章二人。警察到時,章太炎抱定「志在流血」的決心,安坐待拘;而鄒容原本已從後門逃走,聽說章太炎被捕,馬上到衙門自首。兩人大鬧租界法庭,引起全國輿論的支持聲浪,清廷因而不敢將他們明正典刑,此即著名的「蘇報案」。

「五四」時,學生火燒趙家樓,痛毆章宗祥。但是抗戰期間,多少昔日名流失身投賊,曹、陸、章卻並未接受正式偽職。倒是當年趙家樓那個著名的學生打手梅思平,居然成為汪偽政權的開路先鋒,後來成了在南京受審的第一人。

辜鴻銘的父親是英資橡膠園的總管,母親是葡萄牙人。他從小聰慧過人,英國老闆布朗非常喜歡他,收他為義子。他十歲時,隨布朗赴蘇格蘭接受教育,臨去時父母叮囑他:「慎勿忘汝為中國人!」

章太炎出俞樾門牆,後既反清革命,被俞樾詈為「不忠不孝」,章遂作《謝本師》一文,自茲斷絕師生關係。周作人在日本從章太炎學古文,執弟子禮甚恭,後來章太炎依附孫傳芳,周作人亦作《謝本師》一篇,攻擊太炎。抗戰中,周作人附逆,他在北大的學生沈啟無也作了《謝本師》與他絕交。

民國初年,上海許多名妓北遷北京,其中一位叫花元春的,剛到京不久就病死了,卻無人為她收葬。葉浩吾聽說了,先聲明自己跟她沒有關係,然後表示,既然那些狎客不念舊情,由我來負責殮葬好了。不料過了幾個月,葉浩吾也客死在北京,亦無人收殮,這時八大胡同的妓女們聯合起來,湊份子為他辦了喪事。

美國「排華法案」出爐後,在議會討論時竟毫無異議,旁聽的中國駐美公使伍廷芳大怒,即起立演說,痛斥美國議員無人道、無法理,違背耶穌教義,違背華盛頓平等民主的遺訓……如此演說了一小時之久。其間有議員認為他違反規定,要求他退席,他置若罔聞;另有議員則為其折服,要求他繼續演說;還有議員嘆息道:「真是第一流的外交人物,可惜生在清國。」會後有人問伍廷芳何以違反議會規定,他說:「我當時氣極了,不以人類視之!」

美國出台「排華法案」,鄰近的墨西哥也想依樣畫葫蘆。伍廷芳趕往墨西哥城洽談此事。墨方傲慢無禮,伍廷芳怒不可遏,一縱而起,以掌擊案道:「下旗回國,電告政府調兵艦來,屆時再見!」墨方為之惶恐不已,忙請美國出面調停。此事當時傳遍北美,各報爭相刊登伍廷芳發怒擊案之事,且多有中國的巡洋艦向墨西哥灣直駛的漫畫。

康有為之女康同璧曾孤身往印度尋父,並賦詩云:「若論女士西遊者,我是支那第一人。」她有一枚印章即刻「康一人」三字。

楊度作《湖南少年歌》,對身為湖南人自豪不已。詩中寫道:「中國於今是希臘,湖南當作斯巴達。中國將為德意志,湖南當作普魯士。諸君諸君慎於此,莫言事急空流涕。若道中華國果亡,除非湖南人盡死。」

居正為老同盟會員,曾在上海策動反蔣,被當時上海警備司令熊式輝出賣,把居正騙到司令部扣留。後押到南京,居的夫人見蔣介石,蔣要居寫悔過書才能考慮釋放。居夫人對蔣說:「居有人格,你不配如此逼他。」

譚嗣同以嫡出,不得父歡。12歲時,二姊、生母及長兄因染時疫,前後五日內相繼病歿,譚也被傳染,昏死三日,自此有「復生」之字。復生由是輕其生命,深念高望,私懷墨子摩頂放踵之志。

民初,蔣介石在政治上開始嶄露頭角,但仍不脫上海灘「小混混」色彩,其時日記中充滿了荒唐放蕩與自責克制的矛盾。如1919年10月初他下決心:「以後禁入花街為狎邪之行。其能乎,請試之!」「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世人可以醒悟矣!」但10月15日又記道:「下午,出外冶遊數次,甚矣,惡習之難改也。」其後幾個月,日記中充滿自責,也確無「不良記錄」。但1920年初,他又無法控制自己的慾念,1月15、18日分別記有:「晚,外出遊盪,身份不知墮落於何地!」「上午,外出冶遊,又為不規則之行。回寓所,大發脾氣,無中生有,自討煩惱也。」直到夏天前的日記屢有:「邇日好遊盪,何法以制之?」「晚,又作冶遊,以後夜間無正事,不許出門。」「晚,游思又起,幸未若何!」這年夏天,他遇到舊友,言談中感到別人對自己的不屑、痛感自己為人所鄙,在8月7日的日記中云:「世間最下流而恥垢者,惟好色一事。如何能打破此關,則茫茫塵海中,無若我之高尚人格者,尚何為眾所鄙之虞!」9日則記道:「吾人為狎邪行,是自入火坑也,焉得不燔死!」以後的日記仍有大量的「理」「欲」交戰的記錄,但此時已基本是只有「邪念」而無「邪行」了。他寫道:「我之好名貪色,以一澹字葯之。」「見姝心動,這種心理可丑。此時若不立志奮強,窒息一切慾念,將何以自拔哉!」「欲立業,先立品;欲立品,先立志;欲立志,先絕欲。」「盪心不絕,何以養身?何以報國?」……可以說,在「戒色」方面他已取得成功。

唐紹儀辭職後,蔡元培亦呈請辭職:「敬乞大總統速任教育總長,俾元培得早一日去職,即屍位之咎早一日解免。」當他到總統府向袁世凱當面辭職時,袁對他說:「我代表四萬萬人留君。」蔡元培說:「元培亦對四萬萬人之代表而辭職。」

一戰時,不少人願振興民族工業。范旭東等人辦鹼廠,勸陳調甫擔起制鹼的技術責任,共同奮鬥。陳說:「我能力薄弱,要我擔負此重大責任,等於要孩子當家。」范說:「誰都是孩子,只要有決心,就能成功。」又說:「為了這件大事業,雖粉身碎骨,我亦要硬幹出來。」陳大為感動,即相約共同為鹼業奮鬥。他們到廠外散步,看見一堆一堆的鹽坨,形如小山,數之不盡。范對陳說:「一個化學家,看見這樣的豐富資源而不起雄心者,非丈夫也。我死後還願意葬在這個地方。」

1915年袁世凱稱帝前夕,曾派人到上海,準備收買王寵惠為袁鼓吹帝制,王拒絕說:「余之筆為共和民主而寫作,不能以擁護帝制受辱。」

魯迅與周揚就「國防文學」發生爭執時,托派分子陳其昌認為有機可乘,就給魯迅寫了封信,想把魯迅拉到自己的陣線里來,結果魯迅寫了一篇《答托洛茨基派的信》來回應。魯迅在文中極盡刻薄之能事,如「倘若有人造一個攻擊你們的謠,說日本人出錢叫你們辦報」、「我要敬告你們一聲,你們的高超的理論,將不受中國大眾所歡迎,你們的所作所為有悖於中國人現在為人的道德」。事實上,陳其昌與他的同志,都是節衣縮食湊份子辦報紙,且是堅定的抗日分子……魯迅顯然有點不負責任。抗戰中,就是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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