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文江在《少數人的責任》一文中說：我們中國政治的混亂，不是因為國民程度幼稚，不是因為政治官僚腐敗，不是因為武人軍閥專橫，——是因為「少數人」沒有責任心而且沒有負責任的能力。只要有幾個人有百折不回的決心，拔山蹈海的勇氣，不但有知識而且有能力，不但有道德而且要做事業，風氣一開，精神就要一變。只要有少數裡面的少數，優秀裡面的優秀，不肯束手待斃，天下事不怕沒有辦法的。最可怕的是有知識有道德的人不肯向政治上努力。
慈禧本不厭惡新法，她曾讀過康有為的《波蘭分滅記》，並為之十分感動。但變法事業日益演變成帝後之爭，犯了政治家的大忌諱，政變於是不可避免。事後慈禧說：「康有為要變法，為什麼不找我？」
李鴻章簽約割地太多，民怨沸騰，他的侄女婿蒯光典為他辯護道：「西歐諸國，割地賣地是尋常之事，如法國賣米西西比河七省予美國，俄國售阿拉司加予美國，德國割讓來因河予法國至普法之戰又收回之。國家能自強，則能收復失地；若不求自立，雖有土地，也必被瓜分。」
俾斯麥委婉地表示李鴻章只會打內戰，李鴻章喟然長嘆：「與婦人孺子共事，亦不得已也。」
李鴻章說：「我辦了一輩子的事，練兵也，海軍也，都是紙糊的老虎，何嘗能實在放手辦理？不過勉強塗飾，虛有其表，不揭破猶可敷衍一時。」
王闓運講帝王之學，「以經學為基礎，以史學為主幹，以先秦諸子為枝，以漢魏詩文為葉，通孔孟之道，達孫吳之機，上知天文，下曉地理，集古往今來一切真才實學於一身，然後登名山大川以恢宏氣概，訪民間疾苦以充實胸臆，結天下豪傑以為援助，聯王公貴族以通聲息……斯時方具備辦大事的才能。再然後，或從容取功名，由仕途出身，廁身廊廟，獻大計以動九重，發宏論以達天聽，參知政事，輔佐天子，做一代賢相，建千秋偉業；或冷眼旁觀朝野，尋覓非常之人，出奇謀，書妙策，乘天時，據地利，收人心，合眾力，干一番非常大業，以布衣為卿相，由書生封公侯，名震寰宇，功標青史。」（見唐浩明《楊度》）
清末名吏王瑚，別號鐵珊，直隸人，在清朝官至道台。民國二年，直隸都督馮國璋請他出山，他主動要求降級做雄縣知縣，馮無奈之下只好同意。王照例拜謁各機關長官，拜見警察廳長楊以德時，楊看到他的名帖，很不高興地說：「定州有個翰林王瑚，是大家都敬佩的，你也是定州人，難道不知道么？為什麼取了個跟他一樣的名字？」王慢慢回答道：「定州只有一個王鐵珊，沒有第二個！」楊以德驚訝地站了起來，說：「難道你就是鐵哥？」王回答：「是！」楊呆了半晌說：「這樣未免太屈尊了！」王笑道：「不過想替地方做點事，官的大小，是沒有關係的！」王瑚剛直不阿，清廉自首，施政則雷厲風行，為近世官場難得的「異類」，有人評價他是「中國的堂·吉訶德」。
康有為從張勳復辟，梁啟超則從段祺瑞討伐張勳。有人問梁啟超：「吾子投筆從戎，壯則壯矣。昔庾公之斯於子濯孺子，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今者令師長素先生（康有為）佐命新朝，吾子痛斥復辟黨人罪惡，不留餘地，不知令師作何感想。」梁啟超答道：「師弟之誼雖存，政治主張早異，我不能與吾師同陷泥淖中也。」
1921年，《努力》周刊發表了胡適起草，蔡元培領銜，李大釗、陶行知、湯爾和、王寵惠、羅文干、高一涵等十四人簽署的《我們的政治主張》一文，呼籲「好政府主義」。次年，吳佩孚支持王寵惠組閣，羅文干、湯爾和等人入閣，本屆政府被稱作「好人政府」。但是這個「好人政府」只維持了73天就下台了。
康有為多次上清帝書，曾專折請開制度局議行新政，請預定開國會期。及至變法六月，代折請定立憲開國會，援春秋改制之意，直接道破「吾國行專制政體，一君與大臣數人共治其國，國安得不弱」之意。據稱當時廷議不以為然，而光緒決欲行之。大學士孫家鼐諫說：「若開議院，民有權而君無權矣。」光緒答稱：「朕但欲救中國耳，若能救民，則朕無權何礙？」
胡適好談政治，他曾站在軍閥一邊厚誣國民黨，引起社會輿論和青年學生的不滿，老資格的國民黨人張難先批評他說：「軍閥橫行，賴政治家以糾正之；政治家卑污，賴學者以糾正之；今學者又復加如斯，則吾國之苦百姓將再無寧日矣。」而軍閥和北洋政府也對他不感興趣，吳佩孚的軍師白堅武警告他說：「我以私人朋友的資格，盼望你今後言論要審慎些，要提高些。」湯爾和在北洋政府里任教育部長，也以朋友身份勸他說：「我勸你不要談政治了罷。從前我讀了你們的時評，也未嘗不覺得有點道理。及至我到了政府裡面去看看，原來全不是那麼一回事！你們說的話幾乎沒有一句搔著癢處的。你們說是一個世界，我們走的又另是一個世界。所以我勸你還是不談政治了罷。」
20世紀20年代，林語堂一聽陳友仁的英文，受了感動，就參加了漢口的革命政府，充任外交部的秘書，做了4個月，又棄政治而去，他說：「體會出來他自己是個草食動物，而不是肉食動物，自己善於治己，而不善於治人。」他曾經寫過：「對我自己而言，順乎本性，就是身在天堂。」
陳獨秀說：「如今為國民革命時代，而非無產階級革命與專政時代，故不惟資產階級須有民主政治，無產階級亦須有民主政治，且更為迫切。」
陳獨秀說：「以行政言，仁政自優於虐政。以政治言，仁政之傷損國民自動自治之人格，固與虐政無殊。」
抗戰時期，蔣介石向馬一浮請教治國之道，馬說：「唯誠可以感人，唯虛可以接物。」蔣聞之愕然。
蔣廷黼問丁文江：「這些人搞政治會產生什麼好結果？」丁文江答道：「廷黼，你不懂軍人，你沒有資格責備他們。我了解他們，他們很多是我的朋友。我可以告訴你，如果他們中任何一個有你那樣的教育程度，他們一定可以，而且絕對比你對國家有貢獻。」
九·一八事變後，學潮洶湧，赴南京請願的學生不絕於途。陳布雷為蔣介石作《國民政府告學生書》，文中寫道：「可戰而不戰，以亡其國，政府之罪也。不可戰而戰，以亡其國，亦政府之罪也。」
國共內戰，國民軍兵敗如山倒，蔣介石訓話道：「我們過去統一兩廣和北伐時期，能以少擊眾，以一當十，是因為官兵具有不貪財、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在抗戰時期，許多部隊大體尚能保持這種傳統的精神而英勇奮鬥。但抗戰勝利後，很多部隊完全喪失了這種精神，尤以許多中上級軍官利用抗戰勝利後到各大城市接收的機會，大發橫財，做生意，買房產，貪女色，驕奢淫逸，腐敗墮落，弄得上下離心，軍無鬥志，這是我們軍事上失敗的根本所在！」
陳公博有關於做官的妙論：「在野政客好罵人，宛如閨女在娘家，養得一身仙風玉骨，好評人短長，嫂氏有不是，只會在旁揶揄，或是看見侄輩尿糞不潔，必掩鼻而過。到了政客做官，又如閨女出閣，做當家媳婦，蓬頭垢面，早早起，晚晚睡，還要換人的不諒。有何冤苦，也只好躲在繡房里、被窩中，向夫婿哭訴。自己身體也漸漸不如從前保重了，胸部可以示人，紐子不必扣緊，小孩拉屎在桌上，所幸用飯碗蓋起來完事。」
1950年，華東局擬在杭州建一空軍療養院，陳三立墓正好在規劃之內。陳毅聞訊制止了此事，他說：「如果我們把陳三立的墓都挖了，那共產黨何以謝天下？」
40年代末，國民政府啟用翁文灝等學者專家，一時行政院人才濟濟，時人有「人才內閣」之稱。但這些人才辦公就是聊天，無一事可辦。一個親歷其境的學者給朋友寫信說：「這是中國兩個最有腦力的人才，幹嗎不到一個學校或研究室去？幹嗎要把他們困在一個完全自私自利的宋子文手下吃閑飯，聊悶天？」經濟學家何廉後來回憶起來仍難抑悲憤：「翁文灝和我雖都在政府中位居高職，但比起『圈內集團』來，畢竟還是外人。我們並非政府的裡層人物，也非黨的成員，我們不過是政府的『裝飾品』！我們從未能夠搞清楚幕後究竟在搞些什麼。」他說：「我在政府中的那幾年完全是白白浪費！」
陳布雷勸徐鑄成做官，加入國民黨。徐說：「參加一政治組織，等於女人決定選擇對象，此為終身大事。我對政治素不感興趣，願抱獨身主義。」
抗日戰爭前夕，王芸生曾在一篇文章中說：「傅孟真先生有一次對我說，他想寫一篇『中國官僚論』。他說，中國向來臣妾並論，官僚的作風就是姨太太的作風。官僚的人生觀：對其主人，揣摩逢迎，諂媚希寵；對於同儕，排擠傾軋，爭風吃醋；對於屬下，作威作福，無所不用其極。」對於傅氏高論，王芸生深有同感，因此才把它寫入文章。王說：「這道理講得痛快淋漓。這段官僚論，的確支配了中國歷史上大部分的人事關係。」
丁文江在頻繁的野外調查與學術行政的改進實踐中，對政治之於各項事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