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小燕獲悉傅雷夫婦憤然棄世的消息後，瞞過父母，冒險來到了寄存骨灰的萬國殯儀館。那裡的工作人員被她打動，答應把骨灰交給她。等到一堆鱗片樣的屍骨端到她面前時，她才發現自己根本沒有錢為傅雷夫婦買一個骨灰盒。從殯儀館的登記簿上，她查到了朱人秀的地址，在朱的幫助下，她買了一個大塑料袋，將傅、朱的骨灰裝好，並以「怒安」為名，寄存於上海永安公墓。回到家中，她提筆給中央領導寫了一封信，報告了傅雷夫婦負屈身亡的經過，希望能昭雪英魂。信一寄出，她就因替「老右派」鳴冤叫屈被打成「反革命」，十幾年來，一直過著一種含辛茹苦、宵衣旰食的悲慘生活。1979年4月，傅雷夫婦的骨灰盒移入上海革命烈士公墓。一別二十多年的傅聰，第一次回國就趕上了父親的追悼會，百感交集之餘，得知父母的遺骨能奇蹟般地保存下來，全仰仗於一個素不相識的無名女子，就和胞弟傅敏四處打聽。見到江後，他們一再表示要「有所謝意」，江小燕只是淡然一笑。出於禮貌，她接受了傅聰音樂會的一張入場券，一俟音樂會結束，她就默默地離去，從此再也沒有找過傅氏兄弟。
曾國藩親筆寫《愛民歌》，為後來《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之先聲，歌曰：「三軍個個仔細聽，行軍先要愛百姓……第一紮營不要懶，莫走人家取門板……第二行路要端詳，夜夜總要支帳房……第三號令要嚴明，兵勇不許亂出營；走出營來就學壞，總是百姓來受害；……如今百姓更窮困，願我軍士聽教訓，軍士與民如一家，千計不可欺負他。」
庚子之變，山西巡撫毓賢獲罪被發配西北，行至蘭州又接到就地處決的聖旨。甘肅布政使李廷簫曾是毓賢在山西時的下僚，念及舊誼，勸毓賢自裁。毓賢則說：「我是大臣，如今有聖旨要殺我而我竟不延頸受戮，是使朝廷法度不能行於臣下。多謝李君，請勿以我為念！」於是受刑而死。李廷簫對他的部屬說：「山西拳禍初起時，我也有地方之責，豈忍獨生？」於是仰藥而死。
1903年，溫生才再次往南洋霹靂埠錫礦作工，多年的苦難煉出了他剛烈的性格。一次，當地技師無理鞭打他，他憤怒地說：「你是人，我也是人，憑什麼打人？瞧不起弱國國民嗎？」一拳把那個技師打得血流滿面而逃。
宋教仁說陳天華的愛國熱忱乃是出於天性，陳每讀中外歷史，「於興亡盛衰之感，則涕泗橫流」。因為痛感民族危亡，他寫下了《猛回頭》、《警世鐘》這兩本激動人心的小冊子，以淺顯通俗的語言，將慷慨激昂的愛國熱情表現得淋漓盡致。在國內特別是長江流域廣為流傳，他的反帝救國思想因而也贏得了廣泛的同情和影響。1906年1月4日的宋教仁日記寫著「倒卧於席上，仰天歌陳星台《猛回頭》曲，一時百感交集，歌已，不覺凄然淚下，幾失聲」。
1906年7月，東京留學生開會歡迎章太炎獲釋出獄到日本，章在歡迎會上說：「大凡非常的議論，不是神經病的人斷不能想，就能想，亦不敢說。遇著艱難困苦的時候，不是神經病的人斷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來有大學問成大事業的，必得有神經病，才能做到……為這緣故，兄弟承認自己有神經病，也願諸位同志，人人個個，都有一兩分的神經病。」章瘋子由此有據。
楊度組織籌安會，為擁袁世凱稱帝，可謂不宜餘力。但他忌憚梁啟超對輿論的影響力，於是派蹇念益、湯學頓前去拉攏梁。徐佛蘇、袁思亮和蔡鍔則在背地裡商量道：「任公（梁啟超）眼高於頂，恥為牛後。不如另樹一幟，以任公為首，可與楊皙子殊途同歸。」不料計議未善，蹇、湯已懊喪而返。原來他們二人一到天津，尚未開口，梁啟超已拿出墨跡未乾的大作《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示之。文中不遺餘力地抨擊袁世凱，在蹇、湯的力勸之下，梁才勉強刪除一些過於激烈的詞句。梁啟超並致函楊度曰：「吾人雖見歧，私交彌篤。今後各行其是，不敢以私廢公，亦不必以公害私也！」可見，梁啟超之「另樹一幟」遠較他的弟子蔡鍔高明。
秋瑾住在北京，值義和團運動失敗之後，她感慨地說：「人生處世，當匡濟艱危，以吐抱負，寧能米鹽瑣屑終其身乎？」後來，她對王時澤說：「吾自庚子以來，已置吾生命於不顧，即不獲成功而死，亦吾所不悔也。」
楊度在日本，經人介紹結識了孫中山。兩人政治理想截然不同，卻惺惺相惜。楊度與孫中山相約道：「我主張君主立憲，若事成，願先生助我；先生號召民族革命，先生事若成，我將盡棄我的主張，以助先生。努力國事，期在後日！」後來楊度鼓吹君主立憲的洪憲帝制，成為國家罪人，只好遁跡丘山，結廬學道。但不久他便又出山，秘密為孫中山的國民黨工作。
楊度有詩云：「市井有誰知國士。」他確實做到了這一點。李大釗被捕前，楊度在熊希齡嫁女宴會上，從汪大燮那裡得知蘇聯使館將被搜查，馬上避席而去，委託章士釗通知李大釗。但不知為何，李大釗卻沒有離開蘇聯使館，於是被捕。楊度為搭救李大釗，不惜變賣自己在北京的愛宅——悅廬。李大釗死後，楊度又千方百計為他殮葬。
民國六年，蔣夢麟回國，理由是：「學成回國是我的責任，因為我已享受了留美的特權。」他後來在日本上野公園展覽會上，看到中日戰爭中俘獲的中國軍旗、軍服和武器時，「簡直使我慚愧得無地自容。」稍後他看見日本人陶醉於對俄戰爭的勝利，遊行隊伍綿延數里，他說：「我孤零零地站在一個假山頂上，望著遊行的隊伍，觸景生情，不禁泫然涕下。」
陳獨秀在1919年的《每周評論》上曾有過《研究室與監獄》的名論。他說：「世界文明發源地有二：一是科學研究室，一是監獄。我們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監獄。出了監獄就入研究室，這才是人生最高尚最優美的生活。從這兩處發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價值的文明。」而這些話，並非他徒逞一時之快的豪言壯語，而是身體力行的自箴之詞。
民初，革命告成，革命志士多有以「手造共和」自居，要求論功行賞。柳亞子則說陳范：「時南都興建，昔之亡人逋客，方濟濟慶彈冠，而先生布袍幅巾，蕭然物外，絕口不道前事。」蔡元培等念及陳范功績，多次要求政府發還清廷沒收陳的財產，並對陳有所撫恤。陳說：「謝諸君，勿以我為念，養老之資現猶勉能筆耕硯耨，聊免饑寒……吾輩正誼明道，非以計功利，豈容貪天之功為己為。」他晚境凄涼，孤身一人，貧病交加。章士釗說他，《蘇報》案後，「亡命十年，困躓以終，不聞有何怨言。」
1926年8月6日，林白水被押赴天橋刑場，以「通敵有證」的罪名槍決。被難時，他身穿夏布長衫，鬚髮斑白。子彈從後腦入，左眼出，陳屍道旁，見者鼻酸。距邵飄萍在同一地點被殺不過百日，人稱「萍水相逢百日間」。
哈佛大學派趙元任請陳寅恪前往任教，陳婉拒之，說：「我對美國的留戀，只有波士頓中國餐館醉香樓的對蝦。」
胡適向來反對暴力，主張以和平解決爭端。他因為參加了段祺瑞的善後會議，為共產黨所不容。他對陳獨秀說：「此次暴徒火燒《晨報》，難道也是爭取自由之舉嗎？」陳獨秀說：「《晨報》為新月派把持，這樣的階級立場，如何不能燒？」胡適非常生氣：「仲甫，你竟然已不能容忍絲毫異己思想了？如果社會是這樣的，那是何等的陰森殘酷？」陳獨秀說：「正因為社會陰森殘酷，我們才無法容忍。他們捕殺共產黨的時候，可曾有容忍？五卅慘案，可曾有容忍？我幾次入獄，他們又何曾容忍過？」胡適說：「但是你在獄中的時候，馬通伯、姚叔節這些舊學究都曾署名營救你，你出獄後，大家還談笑一座，人情尚在，你難道忘了嗎？」陳獨秀稍為語塞，但馬上又質問道：「但你為何參加善後會議？」胡適說：「以和平方式解決南北紛爭而已。」陳獨秀說：「段祺瑞是帝國主義之走狗，難道你不知道？」胡適說：「何為帝國主義？帝國主義安在？」陳獨秀笑著說：「所以你我為不同階級。」
日軍製造濟南慘案，殺害蔡公時。陳嘉庚聚集華僑演說道：「日本雖是我鄰邦，但在我國遭受天災時，不曾助我一粒米、一文錢。如今反以其僑民為借口，犯我主權，殺我同胞。其險惡凶蠻，世無儔匹。如今我們怎樣反日？一是要抵制日貨，凡日商所經營，我等誓不虞目；二是要籌款犒軍，我們既不能留學犧牲，就該捐資報國。」日本人聽說後，十分恨陳，令人燒掉了陳的橡膠廠，損失五十餘萬。
1932年，熊十力的《新唯識論》出版，南京內學院的歐陽竟無令弟子劉衡如撰《破〈新唯識論〉》進行反駁。熊十力看到後，對北大校方說：「我要寫書，不講課了！」於是辭職，飛快地完成了《破〈破新唯識論〉》，這時距《新唯識論》出版才5個月時間。歐陽竟無是熊十力的恩師，但熊堅持說：「吾愛吾師，尤愛真理！」他們師徒交惡，至死未解。
陳獨秀最後一次被捕時，替他做辯護的律師，是甲寅派首領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