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的一二·九運動中，胡適對學生的行動持反對態度，他堅持認為學生應該先「把自己鑄造成器」，為此他不惜去揭掉那些熱情洋溢的「通告」。於是有學生寫信給他：「胡先生，我們深切地明白了你的人格！你的人格連一個無知的工友都不如！只有用粗野的手段對付你才合適！你媽的，難道華北賣給日本以後，你還能當北大的文學院長嗎？你把我這熱心的青年學生殘殺幾個，陷害幾個，你心還很痛快嗎？即使你阻止住了我們愛國心的沸騰，於你有什麼好處？於你的良心也過意得去嗎？現在警告你：向後你若再撕毀關於愛國的通告，准打斷你的腿，叫你成個拐狗！勿謂言之不豫也！」之後有一天，胡適去上課，發現只有周祖謨一個學生。多年之後，恰恰是這個周祖謨取得了可觀的學術成就，而那些義憤填膺的學生們卻被自己點燃的火焰吞沒了。
黎元洪被革命黨人擁戴為都督後，起初不肯合作。但他一旦開始合作，就迅速進入狀態。他在接見英文《大陸報》記者時說：民軍的目標是推翻滿族人的統治，並以美國為藍本建立共和制度。他還說：滿族統治者從來沒有公正地對待過漢人，只是一昧地屠殺和鎮壓，因此才爆發了革命。革命成功後，中國將加大對外開放的力度，使外國資本能自由地與中國資本、勞動力結合，以開放中國的資源。該記者驚呼：黎元洪是中國最偉大的改革者。
1903年，鄒容寫成《革命書》，他宣稱革命是「至尊極高，獨一無二，偉大絕倫之一目的」，革命是「天演之公例」，「世界之公理」，是「順乎天而應乎人」的偉大行動。他認為獻身革命是每一個人不可推卸的責任，無論老年、中年、壯年、少年、幼年，無論男女，都要「相存、相養、相生活於革命」。
鄒容撰成《革命軍》一書，與眾同志飲酒誦讀，並說：「我將署名『革命軍中馬前卒』，回上海付印。我為馬前卒，諸君若有文章在此書之中，皆為馬後卒而已。」鄒容還寫道：「海內之士，莘莘濟濟，魚魚雅雅，衣冠俎豆，充軔儒林，抗議發憤之徒絕跡，慷慨悲吒之聲不聞，名為士人，實則死人不若。」
1898年4月，康有為在廣東會館發表演講：「吾中國四萬萬人，無貴無賤，當今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籠中之鳥，釜底之魚，牢中之囚，為奴隸、為牛馬、為犬羊，聽人驅使，聽人宰割，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變。」他說：「今日人人有亡天下之責，人人有救天下之權！」
康有為反對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朝政府，說革命無非是「血流成河，死人如麻」，四億人將去掉一半。章太炎逐條駁斥康的論點，認為革命是最大的權威，「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舊俗之未去，即以革命去之」，革命是「啟迪民智、除舊布新、補瀉兼備的救世良藥。」章直斥被保皇派奉為聖明的光緒帝為「載湉小丑，未辨菽麥」，同時指責康有為已經墮落成為一個「利祿熏心、甘當奴隸、為一時之富貴甘冒萬億不韙而不辭的封建市儈」。
梁啟超說，當光緒、宣統之間，全國有智識、有血性的人，可算沒有一個不是革命黨。但手段卻有小小差異：一派注重種族革命，說是只要把滿洲人攆跑了，不愁政治不清明；一派注重政治革命，說是把民治機關建設起來，不愁滿洲人不跑。
梁啟超與《民報》論戰時期，宣揚說中國人「非有可以為共和國國民之資格」，因此，「與其共和，不如君主立憲；與其君主立憲，又不如開明專制」。到清政府預備立憲時，他跟康有為說：「今者我黨與政府死戰，猶是第二義，與革黨死戰，乃是第一義；有彼則無我，有我則無彼。」
1902年，梁啟超以「中國之新民」的筆名撰《進化論革命者頡德之學說》，刊於《新民叢報》第18號，文中提到的「麥喀士」即馬克思，梁為第一個在著作中提到馬克思的中國人。
清政府立憲運動期間，大量捕殺革命黨人。湖南商會會長禹之謨，在獄中就曾以血作書：「要知清政府下詔立憲，專制的凶暴卻有進無已。」
「中華民國」剛成立時，各國稱中國為「ese Republic」，伍廷芳認為不妥，認為此意為「中國的共和」，太過狹窄，不如「Republic of a」，以示「共和屬於全中國」。此議遂定。
孫中山早年在廣州學醫，仰慕康有為，曾託人轉致敬意，意欲結交。康有為說：「孫某如欲訂交，宜先具門生帖拜師乃可。」孫不忿而罷，又赴北京上書李鴻章，李不置可否，孫大怒而去，乃赴檀香山組織興中會，這才開始反清革命。
張靜江曾任駐法公使孫寶琦的隨員，有一次在輪船上邂逅孫中山。當時孫剛從倫敦脫險，處事警覺，張靜江直截了當地說：「我知道你是孫中山，我支持你的革命事業！以後你若需要錢，可以找我！」隨後他留下了自己的銀行帳號和三個字，約定若孫中山日後需要錢，可發電報，第一個字一萬元，第二個字二萬元，第三個字五萬元。不久後，孫中山在日本籌划起義事宜，經費奇缺，想起張靜江的話，便發電報一試運氣，張靜江果然履行約定，將錢匯來，解了革命的燃眉之急。
前清江北提督徐紹禎跟隨孫中山革命，孫為酬功，送給徐100萬公債。徐用2萬元辦了一份《民立報》，又用1萬元遣散了沈佩貞的「女子北伐隊」，然後把剩下的97萬交還給孫中山。孫說：「你可以留著這些錢搞政治！」徐答道：「有錢的人不能革命，我還要跟著你革命，所以不能有錢！」
「二次革命」後，孫中山重組中華革命黨，規定入黨都要按指印、立誓約，絕對服從孫中山。廖仲愷與孫長期交往，友誼甚深，履行了這一手續，其《誓約書》為：立誓約人廖仲愷，為救中國危亡，拯生民困苦，願犧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權利，附從孫先生再舉革命。務達民權、民生兩主義，並創製五權憲法，使政治修明，民生樂利。措國基於鞏固，維世界之和平。特誠謹矢誓死如左：一、實行宗旨；二、服從命令；三、盡忠職務；四、嚴守秘密；五、誓共生死。從此永守此約，至死不渝，如有二心，甘受極刑。中華民國廣東惠陽縣廖仲愷，民國三年五月二日立。
1904年，孫中山在「中國問題的真解決」一文中說：「中國正處在一場偉大的民族運動的前夕，清王朝的統治正在迅速地走向死亡……只要星星之火，就能在政治上造成燎原之勢。」
當中華革命軍在山東發動反袁之前，吳大洲、薄子明到東京向孫中山報告，說：「山東組織起義，現在已有二三千人有把握，只要給我們一筆經費，馬上就可發動。」孫問：「要多少錢呢？」吳說：「至少要1000元。」孫說：「好吧，昨天南洋華僑才匯來1200元，你們就拿1000元去吧。」過了兩天有人向孫說：「吳大洲等說的話靠不住，他們將錢拿到手在外面亂花。而我們在此生活都很困難，先生為什麼輕易信他們的話受他們的騙呢？」孫說：「革命不怕受騙，也不怕失敗。那怕一百件革命事業有九十九件失敗，而只有一件成功，革命就可勝利。」言者為之語塞。
1905年8月，孫中山在東京留學生歡迎會上，駁斥了保皇派那種「由專制而立憲，由立憲而共和」以及在目前「只可立憲，不能革命」的庸俗進化觀點。他說：「且世界立憲，亦必以流血得之，方能成為真立憲，同一流血，何不為直截了當之共和，而為此不完不備之立憲乎？！」
1905年孫中山在日本成立同盟會，張繼說，成立之初，參加者不過千人。入會要自己填寫「盟約」，滴以左中指的血，親筆簽名，宣誓後，焚掉盟約。為了防止滿清政府的暗害，有秘密暗號。同志相見，兩人的右手在一起，好像握手而方式不同。同時，一人要問：「什麼事體？」答：「國家事。」又問「什麼人？」答：「中國人。」相符後，才敢談革命事。
孫文一生與錢財無緣，民國建立後，難以逾越的財政危機使革命黨人「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無論是部署繁重而艱巨的北伐任務，還是維持百廢待興的南京臨時政府日常工作，樣樣都需要經費，虎踞龍盤的南京城卻是「庫藏如洗」。孫回國之前，南方革命陣營就傳聞他帶了巨額華僑捐款，指望能充作軍餉大幹一場，許多革命同志與各路將領都是把他當作財神爺而佇候於上海碼頭的。無論是在孫中山登岸之時，還是在他當選臨時大總統之日，都有人直截了當地向他提出同一個問題：帶了多少錢？當他如實回答：「予不名一錢也，所帶回者，革命之精神耳！」聞而失望者不乏其人。
1921年，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問孫中山：「您革命思想的核心是什麼？」孫中山自豪地回答：「中國自古以來就有自堯、舜、禹、湯、文、武以至於周公、孔子相傳不息的道統，我繼承的就是這種道統。」孫中山的追隨者如胡漢民、戴季陶、朱執信、沈定一、廖仲愷等人均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及其均分財富的理想，但認為中國的古聖先賢已提出過類似主張，如《孟子》所極力主張的上古井田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