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炎培訪問日本，看到日本朝野反華備戰，氣焰薰天。黃回國後，將所見報告給蔣介石，蔣默然；又報告給外長王正廷，王哂笑道：「若讓你知道日本人要侵略我們，那日本人還會侵略么？如果日本人要侵略我們，你又如何能知道？」黃答道：「好吧，但願我言不中！」不久九·一八事變爆發，王正廷被請願的學生毆傷，黃炎培恰好看到了這一幕，連說：「應該，應該！」
持馬爾薩斯人口論者，多知馬寅初。實則《清稗類鈔》的作者徐珂早在1925年就宣揚馬氏的理論和山格夫人的節育理論了，他認為節育對女子有三大利：「一因生育而致痼疾或戕身之事可免，一保抱哺之勞可減，一自營之職業可不廢。」他甚至認為，節婦不改嫁有利於節育。
魏源早就指出：「欲悉各國情形，必先諳其言語文字……而中國迄今無熟悉外國語言文字之人，恐無以悉其底蘊。」20多年後，迫於當時形勢，清廷才設立了中國近代第一所外文學校——「同文館」。然而在日本，魏源的《海國圖志》早就成為知識界人手一冊的經典。
伊藤博文從英國留學歸來，大倡優化種族之論，認為黃種人荏弱不堪，不及白種人遠甚。他當政後，即實施「謀種」政策，凡歐美白人入其境內，輒鼓勵日本女子與其野合，以改良種族。譚嗣同對此十分羨慕，然亦知此法斷難行於中國，於是喟然作詩曰：「娟娟香影夢靈修，此亦勝兵敵愾儔。驀地思量十年事，何曾謀種到歐洲？」
王茂蔭是晚清朝中為數不多的精通經濟問題的官員，他敏銳地認識到貨幣的價格和價值相分離的特徵，並上升到「以實論虛」的理論高度，即堅持貨幣的金本位。他是《資本論》中惟一提到的中國人。他有一句名言：「官能定錢之值，而不能限物之值，錢當千，民不敢以為百；物值百，民不難以為千。」
戊戌變法期間，陳鼎的改革建議較之譚嗣同等更為激進。他認為趕超英美，有四個當務之急：一是變服裝，即穿西服，如此一來就不會再把奇裝異服的西方人當成「鬼」了，有利於學習西方；二是合宗教，即合併基督教和孔教，彼此都要頂禮膜拜；三是通語言，要求士人盡學西語；四是通婚姻，鼓勵中國人與西方人通婚，如此才更可廣泛地認知西方。陳的建議引起了光緒的興趣，曾令軍機大臣和總理衙門大臣認真閱讀。
嚴復每有高論，他評價戊戌變法道：「西後殘年待盡，倘康梁不採取急進態度，則德宗終可暢行其志。乃康熱衷過甚，卒演成賣君賣友慘劇，而彼隻身遠竄，施施然以忠臣志士自命，堪雲無恥之尤。梁則出風頭之念有餘，救國之心不足。」
最早有意識於商戰的也是買辦，其中最著名的是鄭觀應。大約一百年前，他的名著《盛世危言》中有一章專論商戰。他說：「習兵戰不如習商戰。」「兵之并吞禍人易覺，商之掊克弊國無形。我之商務一日不興，則彼之貪謀一日不輟。」
梁啟超自戊戌亡命日本後，接受新思想洗禮，與乃師齟齬日多。康有為以保皇保教祀天配孔諸義硜硜自守，梁氏則頗不以為然：「孔學之不適於新世界者多矣，而更提倡保之，是南行北轅也。」
林則徐被流放，臨行前將在廣東時所譯的《四洲志》、《澳門日報》、《粵東奏稿》以及西方的炮船模型圖樣，統統交給魏源。魏以關山路遠之辭勸林保重，林說：「善始者不必善終，如不出逆料，則徐此生無能為也，寄意丹青，徒發清議而已。唯愚兄所託著書之事，望賢弟刻意為之，務使大清臣民早開智慧，舍此則無可禦侮矣！」
1905年，徐錫麟遊歷浙江各地，交結了他稱為「奇才力士」的會黨成員，他對人說：「涉歷四縣，得俊民數十，知中國可為也。」
康有為從氣質人性論出發提出了人性平等，梁啟超則說：每個人都要把自己的天賦良能發揮到十分圓滿。德國之所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失敗，就是人民的個性被國家所吞沒的緣故。
康有為赴北京參加順天府鄉試，途徑香港、上海、天津等地，遊歷租界，見西人宮室之瑰麗、道路之整潔、巡捕之威嚴，乃知西人治國有法度，不得以古舊之夷狄視之。於是大購漢譯西學之書，潛心攻讀。
熊十力是哲學家，但最初是革命家。他於1901年開始投身革命，與宋教仁、黃興、胡瑛等人多有來往。曾有黨人認為武漢不適合發動革命，他駁斥道：「武昌者長江之上游，南北之樞紐，天下安危之所系也，兼有張彪等庸才為官帥，若能暗中策反軍隊，不數年大事可成。」此說後來果被驗證了。
辜鴻銘論庚子之變云：「庚子之變，多因中外隔閡過深，以致彼此猜忌，積嫌久而不通，遂如兩電相激，一發而不可收拾。今士大夫皆多忿激，每言為國雪恥，遂致朝廷近日亦以籌餉練兵為急務，此猶非計之得者。蓋彼卧薪嘗膽之論，乃戰國列邦之陋習也。」羅振玉聞而嘆曰：「賈長沙復生亦不過如是矣。」
1917年，胡適從美國留學回來，他在橫濱渡船的時候看到張勳復辟的消息，大為感慨說，看來中國根本的問題不是一個制度問題，而是人的素質，文化觀念問題。他決心回國以後二十年不談政治，只談用文藝重新塑造國民的靈魂。
1923年，蔣百里與龔浩回北京，途經徐州，蔣忽然若有所感：「將來有這麼一天，我們對日作戰，津浦、京漢兩路必被日軍佔領。我們國防應以三陽為據點，即洛陽、襄陽、衡陽。」龔聽了這個神話般的怪論，覺得蔣太敏感，自忖「將來中日兩國開戰，無論怎樣，我們的半壁江山不會淪於敵手」。
「五四」運動後，學校精英常被各類政治勢力拉攏。李大釗說：「現在我們大學一班人，好像一個處女的地位，交通、研究、政學各系都想勾引我們，勾引不動就給我們造謠；還有那國民系看見我們為這些系所垂涎，便不免起點醋意，真正討嫌。」
胡適諸多理論今日仍為有效：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大膽假設，小心地求證；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容忍比自由還更重要；中國需要醫治貧窮、愚昧、貪污、疾病、擾亂，而不是革命；憲政是憲政的最好訓練。等等。
在30年代，陶孟和就寫過一篇文章《我們小民的希望》，向當權者提出三個要求：尊重生命，尊重財產，尊重人格。
魯迅說：「與其崇拜孔丘關羽，還不如崇拜達爾文易卜生。」
魯迅又說：「天才並不是自生自長在深林荒野里的怪物，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長的民眾產生、長育出來的，所以沒有這種民眾，就沒有天才……然而現在，社會上的論調和趨勢，一面固然要求天才，一方面卻要他滅亡，連預備的土也想掃盡。」
汀泗橋之戰後，蔣百里向吳佩孚請命去遊說孫傳芳出兵相助。孫傳芳想坐觀成敗，含糊其辭。蔣百里知道吳佩孚必敗，遂一去不返。吳佩孚果然一蹶不振，而唇亡齒寒，孫傳芳也馬上為自己的短視付出了代價。
蔣百里曾說，中國民族夙非以武力見長，民族歷史不以武功著稱；但每從自衛上發出力量來，亦能戰勝強敵，也就是說中國不能打侵略戰爭，而長於自衛。「七七事變」後，蔣百里常說，「打不了，也要打；打敗了就退，退了還是打；五年、八年、十年總堅持打下去；不論打到什麼天地，窮盡輸光不要緊，千千萬萬就是不要向他妥協，最後勝利定規是我們的。你不相信，你可以睜眼看著；我們都會看得見的，除非你是一個短命鬼。」蔣的話幾乎是傳誦一時，只可惜他成了「短命鬼」。
日本投降時，曾有議將天皇列為戰犯，陳寅恪聞訊甚為憂慮，他認為：「日本軍人視天皇為神，如此則必拚死抵抗，以保護天皇。若保留天皇，爭取其議和，日軍則不敢違抗。如此則我方犧牲益小，而對方投降亦易。」
1940年，陳寅恪赴重慶出席中央研究院會議，第一次見到蔣介石。陳以歷史學家的眼光，斷定蔣不足有為，遂作詩云：「自笑平生作蜀游，無端乘興到渝州。千年故壘英雄盡，萬里長江日夜流。食蛤那知天下事，看花愁近最高樓。行都燈火春寒夕，一夢迷離更白頭。」
陳寅恪嘗論中西之學：「中國之哲學、美術，遠不如希臘，不特科學為遜於泰西也。但中國古人素擅長政治及實踐倫理學，其長處是講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短處是於實事之利害得失，觀察過明而乏精深遠大之思。故新文化必須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傳統，一方面不忘本民族之地位，求得相反而適相同。」
蔣廷黻認為，林則徐在鴉片戰爭前被罷黜，是林的終身大幸而中國國運的大不幸。「林不去，則必戰，戰則必敗，敗則他的聲名或與葉名琛相等。但林敗則中國會速和，速和則損失可減少，是中國的維新或可提早二十年。」
抗戰初，朱家驊主政浙江。日軍佔領杭州前，國民黨為實行「焦土抗戰」，曾準備焚毀杭州。朱家驊極力反對，他多次對下屬說：「外面焦土抗戰的風氣很盛，一旦杭州撤退時，你們一定要防止」，並布置人手嚴防，使該計畫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