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曾對青年朋友們說：「現在有人對你們說：『犧牲你們個人的自由，去求國家的自由！』我對你們說：『爭你們個人的自由，便是為國家爭自由！爭你們自己的人格，便是為國家爭人格！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來的！』」
《馬關條約》簽訂後，李鴻章被國人目為賣國賊，朝廷也斥責他辦事不力，官員說他喪權辱國，更有不少仁人志士揚言要殺他以雪大恥，惟有全體軍機大臣在一份奏摺中說：「中國之敗全由不西化之故，非鴻章之過。」
嚴復曰：吾聞學術之事，必求之初地而後得其真，自奮耳目心思之力，以得之於兩者之見象者，上之上者也。其次則乞靈於簡策之所流傳，師友之所授業。然是二者，必資之其本用之文字無疑也。最下乃求之翻譯，其隔塵彌多，其去真滋遠。
嚴復再曰：其所以必習西文者，因一切科學美術，與夫專門之業，彼族皆已精通，不通西文，吾學斷難臻極，一也；中國號無進步，即以其文字與外國大殊，無由互換智識之故。惟通其文字，而後五洲文物事勢，可使如在目前，資吾對勘，二也；通西文者，固不必皆人才，而中國後此人才，斷無不通西文之理，此言殆不可易，三也；更有異者，中文必求進步，與欲讀中國古書，知其微言大義者，往往待西文通達之後而後能之。此亦赫胥黎之言也，四也；且西文即通，無異入新世界，前此教育雖有缺憾，皆可得此為之補苴。大抵20世紀之中國人，不如是者，不得謂之成學。
康有為被光緒召見時，在朝房邂逅榮祿。榮祿說：「法是應該變的，但是一二百年的老法，怎麼能在短期內變掉呢？」康有為憤然回答：「殺幾個一品大員，法就可以變了！」
《革命軍》的作者鄒容擅治印，留學日本時，有同學請他刻「壯遊日本」四字，他馬上把石頭扔了回去，說：「你僅遊了個日本，就覺得很壯了，那些環遊地球的，又該如何呢？」
梁啟超在北京師範大學授課，有一次發現學生很少，原來有重要的校際籃球比賽，很多學生都跑去看了。梁於是大發牢騷：「做學問不如打球好玩，你們也不是要跟我做學問，不過是要看看梁啟超罷了，和動物園的老虎、大象一樣，看一兩次就夠了。不過我並不失望，不要多，只要好，我在時務學堂只有40多個學生，可是出了蔡松坡、范源濂、楊樹達，一個頂一個！」
蔡元培坦陳：教育是要個性與群性平均發達的。政黨是要製造一種特別的群性，抹殺個性。例如，鼓勵人民親善某國，仇視某國；或用甲民族的文化，去同化乙民族。今日的政黨，往往有此等政策，若參與教育，便是大害。教育是求遠效的，政黨的政策是求近功的。……若把教育權也交與政黨，兩黨更迭的時候，教育方針也要跟著改變，教育就沒有成效了。所以，教育事業不可不超然於各派政黨之外。
每值「五四」，北大同學會必會盛宴同學，並奉蔡元培為上賓。年年如此，蔡頗疲憊，一次戲語鄰座曰：「吾輩此日真成吃『五四』飯矣！」
蔣介石說：「如果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沒有獨立的哲學，或有了獨立的哲學而不能發揚光大，甚至湮沒不彰，那這個國家必無以生存於世界，終要被人滅亡。」
梁漱溟之父梁濟於1918年六十大壽前幾日投積水潭自盡，遺書有雲「為殉清而死」。世人為此震驚不已，就是陳獨秀、胡適、徐志摩等新派人物也紛紛表達了由衷的敬意。梁濟生前仰慕梁啟超，曾五次登門拜謁，並想請他題寫扇面，事皆未成。後來梁濟偶然看到梁啟超給名伶譚鑫培題寫的詩句，十分失望。梁濟死後，梁啟超「感涕至不可抑，深自懊悔」，驚呼：「並世有此人，而我乃不獲一見。」然而末代皇帝溥儀，卻在晚年的自傳中寫道：「為了一件黃馬褂，為了將來續寫家譜時寫上清朝的官銜，為了死後一個謚法，那時每天都有人往紫禁城跑，或者從遙遠的地方寄來奏摺。綽號叫『梁瘋子』的梁巨川，不惜投到北京積水潭的水坑裡，用一條性命和泡過水的『遺折』，換了一個『貞端』的謚法。」溥儀眼光獨到，為人嘆服。
彭述之以為馬克思主義以外無學問，陳獨秀批曰：「此蘇聯之愚徒也。」
同盟會志在驅逐韃虜，楊度很不以為然，他認為滿人也是華族，只有棄民族主義而入國家主義，方可力保滿蒙藏的廣袤疆土。
胡適談民主：民主政治常常是常識政治，而開明的專制是特別英傑的政治，特別英傑不可必得，而常識比較容易訓練。
陳獨秀說：「若夫博學而不能致用，漠視實際上生活上之冷血動物，乃中國舊式之書生，非20世紀新青年也。」
賀麟說：如果把民族復興理解為單純的經濟振興，則不惟忽略事實，也不明復興的要旨，事實上，任何民族復興的關鍵還是主體精神價值的張揚。
民國時，王亞南有此語：「專制制度下只有兩種人：一種是啞子，一種是騙子。我看今天的中國就是少數騙子在統治多數啞子」。
梁思成說：「一個東方古國的城市，在建築上，如果完全失掉自己的藝術特徵，在文化表現及觀瞻方面都是大可痛心的。因為這事實明顯的代表著我們文化的衰落，至於消失的現象。」
吳濁流說：我們的青年，相反地視固有文化等如垃圾，不值一文，放棄而不讀，其結果產生無根的思想，像浮萍一樣，風一來就搖動，可左可右可前可後，這種現象從哪一角落來看，都是同樣的，因為他們沒有根，就不能根生大地，也不能根深蒂固發育起來。
章士釗直言：「防口者，專制之愚策；殺士者，國家之大恥。」
魯迅亦有名言：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暴君的暴政，時常還不能饜足暴君治下的臣民的慾望。
魯迅曾這句也很透徹：一個人乏到了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也就難保別人不來打你的嘴巴。
魯迅在與台靜農通信時談到了諾貝爾：諾貝爾賞金，梁啟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這錢，還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們得不到。你看我譯的那本《小約翰》，我哪裡做得出來，然而這作者就沒有得到。……我覺得中國實在還沒有可得諾貝爾賞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們，誰也不給。倘因為黃色臉皮人，格外優待從寬，反足以長中國人的虛榮心，以為真可與別國大作家比肩了，結果將很壞。
魯迅十分清醒：「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
魯迅終生的工作是要揭示國民性，他曾說：「要畫出這樣沉默的國民的魂靈來，在中國實在算一件難事，因為，已經說過，我們究竟是未經革新的古國的人民，所以也還是各不相通，並且連自己的手也幾乎不懂自己的足。」他有名言：「哀其不幸，怒其不爭」。他有詩說自己：「靈台無計逃神矢，我以我血薦軒轅」。
郁達夫談到魯迅之死：「沒有偉大的人物出現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憐的生物之群；有了偉大的人物，而不知擁護、愛戴、崇仰的國家，是沒有希望的奴隸之邦。」
郁達夫參加了魯迅的葬禮，感慨：「因魯迅的一死，使人們自覺出了民族的尚可以有為；也因魯迅的一死，使人家看出來中國還是奴隸性很濃的半絕望的國家。」
俞頌華是中國較早研究中產階級的學者，他在《論中等階級》一文中寫道：「研西史者輒分社會階級為四級：一曰僧侶階級，二曰貴族階級，三曰中等階級，四曰勞動階級或無產階級。……第三階級，即所謂中產階級，其質與量固亦各國不同，惟其分子，包含企業家、銀行家，有自由職業者如記者、律師、醫師、著作家、教育家等以及其他在各界自謀比較獨立自由之生活而不專恃僱主所給工資以資糊口者，皆屬之。」他認為，正常社會中的「原動力」，並不是蘇聯社會的無產階級，而是他自己筆下「有恆產與恆心」之「中等階級」。
1930年，羅隆基於《新月》雜誌發表《我們要什麼樣的政治制度》一文，文中寫道：「國民黨可以抄寫共產黨的策略，把黨放在國上，別的黨又何嘗不可抄國民黨的策略，把黨放在國上？秦始皇打到了天下，自己做皇帝；劉邦打到了天下，當然亦做皇帝；曹操、司馬懿打到了天下，當然亦做皇帝。這就是『家天下』的故事。國民黨革命成功，可以說『黨在國上』，其他的黨革命成功，當然亦可以說『黨在國上』。這當然成了持續不斷的『黨天下』。」這番論述，與二十七年後儲安平因之獲罪的「黨天下」論前後呼應。
賀麟說：最容易而且最常侵犯學術獨立自主的最大力量，當推政治。……真正的學術是人類理智和自由精神的最高體現，所以它不僅不應該是政治的工具，文明的粉飾，或者為經濟所左右。
馮友蘭論及：中國家族倫理之道德制度，發達最早。周公典章制度實中國上古文明精華。至若周秦諸子，實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