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芸生等人所辦《大公報》社訓為「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王以為新聞記者要敢於說真話，不怕殺頭。他曾對後生小子們說：「抓到刑場，揪住小辮兒，鋼刀一舉，咔嚓一聲的時候，小子，你要一聲不吭，咬緊牙關頂得住，才算得一條好漢，一個好記者。」
李鴻章訪問美國，有記者問他是否可以將美國的報紙介紹到中國，他答道：「我國辦有報紙，但遺憾的是我國的編輯們不願將真相告訴讀者，他們不像你們的報紙敢講真話，只講真話。我國的編輯們在講真話時十分吝嗇，他們只講部分的真實，而且他們也沒有你們報紙這麼大的發行量。由於不能誠實地說明真相，我們的報紙就失去了新聞本身的高貴价值，也就未能成為廣泛傳播文明的方式了。」
在「思以清議救天下」的陳范手裡，《蘇報》成為上海重要的中文日報。康梁變法失敗後，康有為由維新轉向保皇，陳對汪文溥說：「中國勢當改革，而康君所持非也，君蓋偕我以文學餉國人，俾無再如迷途。」《蘇報》言論從此轉向革命。
1902年5月，陳范的《蘇報》發表《敬告守舊諸君》，公開倡言革命：「居今日而欲救吾同胞，舍革命外無他術，非革命不足以破壞，非破壞不足以建設，故革命實救中國之不二法門也。」
1905年發生《蘇報》案，鄒容死在獄中。章太炎做詩說：「鄒容吾小弟，被發下瀛洲，快剪刀除辮，干牛肉作餱。英雄一入獄，天地亦悲秋。臨命須摻手，乾坤只兩頭。」慷慨激昂，激奮同盟會士氣，滿清氣為之奪。
《革命逸史》的著者馮自由原名懋龍，其父馮鏡如與康有為有舊，但馮自由在日本留學時，對康有為等保皇派十分厭惡。當時，保皇派辦有《清議報》，康有為對該報干涉極多，尤其不準出現「自由」二字，麥孟華、蔡鍔、秦力山等編輯均感不滿，馮懋龍尤為憤懣，遂為自己改名「自由」，以示與其決裂。
北平晨報社社長陳博士在某次宴會上，有人問報上近日有何新聞，陳回答：「新聞不在報上！」
1907年，楊篤生與于右任等在上海創辦《神州日報》。他所寫的社論和「時事小言」大膽潑辣，言人所不敢言，很受讀者歡迎，時人譽之為「公之文欲天下哭則哭，欲天下歌則歌」。四年後，他為革命精神受到刺激，傳聞黃興戰死，他非常悲傷，發現章士釗跟保皇黨人來往，兩人關係因此決裂，精神上再度受刺激，痛苦難忍。遺書給吳稚暉：「有生無樂，得死為佳。」1911年8月6日，楊在英國利物浦海口投大西洋死。
傅斯年曾對胡適說：「我們自己要有辦法，一入政府即全無辦法。與其入政府，不如組黨；與其組黨，不如辦報。」「我們是要奮鬥的，惟其如此，應永遠在野，蓋一入政府，無法奮鬥也。」
胡適不耐寂寞，他聲稱最重視學術，要「二十年不談政治」，數年之間，即創辦《努力》周報，發表《我們的政治主張》。朋友或不贊成其辦報，擔心他要做「梁任公之續」，胡適自己說：「他們都說我應該專心著書，那是上策，教授是中策，辦報是下策，……這一班朋友的意思，我都很感謝，但是我實在忍不住了。」
1918年，邵飄萍創辦《京報》，他的理想就是辦一份獨立的報紙，不依附任何政治勢力；他相信新聞記者是「社會之公人，是居於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外的第三者」。對於他的捍衛言論自由，馮玉祥給的評價是：「飄萍一支筆，勝抵十萬軍。」
民初，陳獨秀豪言：「我辦報十年，中國局面全改觀。」
陳獨秀為《新青年》答讀者問：「誰說本雜誌代表輿論？本雜誌的宗旨，就是要反抗輿論！」
于右任辦《民呼報》，提倡排滿革命，清廷乃揚言要挖其雙目，他便改《民呼報》為《民吁報》，以示「呼」被挖去雙眼。
1925年12月7日，邵飄萍出了一大張二整版的《京報特刊》，以厚紙銅版精印，全是最近時局重要人物的照片，非常醒目。每個人物後面都有他親自寫的評語，如：馮玉祥將軍、孫岳將軍、岳維峻將軍、「保護京畿治安京畿警衛總司令兼京畿警察總監」鹿鍾鱗將軍、「時勢造英雄首先倒奉」之孫傳芳、「通電外無所成自岳州赴漢口」之吳佩孚將軍、「東北國民軍之崛起倒戈擊奉」之郭松齡、「忠孝兩難」之張學良、「一世之梟親離眾叛」之張作霖、「魯民公敵」張宗昌、「直民公敵」李景林、「甘心助逆」之張作相等。他不斷地發表報道、時評讚頌郭松齡，力數張作霖的罪狀，甚至撰文鼓勵張學良「父讓子繼」，連只相信暴力的「馬賊」張作霖也慌了手腳，馬上匯款30萬元贈給邵飄萍，企圖堵他的嘴。他收到後立即退回，並繼續在報上揭露張作霖。他曾和家人說：「張作霖出30萬元買我，這種錢我不要，槍斃我也不要！」他真的不幸而言中！
1933年，章太炎的高足吳承仕辦《文史》雜誌，又研究唯物辨證法，引起一些老教授的嘲弄，包括他的同門錢玄同。錢寫三字聯「普羅學、唯物觀」給吳承仕，吳不明其意。錢說加上你的《文史》，不就是「普羅文學，唯物史觀」嗎？長著肥碩大頭的錢玄同曾說：「頭可斷，辨證法不可開課！」魯迅笑曰：「何妨賭肥頭，抵當辨證法。」
史量才辦《申報》，為政府不喜。據說蔣介石曾找史談話，蔣說：「把我搞火了，我手下有100萬兵！」史冷冷地回答：「我手下也有100萬讀者！」1934年11月13日下午，史量才果遭國民黨軍統特務暗殺，終年54歲。
史量才力排眾議，延請黎烈文為副刊《自由談》革新時期的主編。黎邀進步作家為《自由談》執筆，魯迅、茅盾、巴金等都經常有作品發表，形成文化界一座新堡壘。國民黨在上海的頭目吳醒亞等曾聯名致函史氏，要求撤換黎烈文，並推薦張某代之。史置之不理。吳醒亞等只得親自造訪，當面提出撤換黎要求。史直截了當答覆說：「感謝諸公為《自由談》惠臨賜教。我想諸公也未必願將《自由談》變作《不自由談》吧。」吳等聞之色變而去。
林白水和邵飄萍被殺後，成舍我也被張宗昌逮捕，眼看就要處決，其家人找到前國務總理孫寶琦為他說情，才揀了一條命回來。他一回報社就說：「報繼續出，頂多稍微避避風，軍閥還是要罵，張宗昌長不了！」他常對報社的同仁說：「只要保證真實，對社會沒有危害，什麼新聞都可以刊登。如果出了什麼事，你們不用負責任，打官司坐牢房，歸我去！」
1937年3月止，中國各種民辦報紙已有1518種，公、私營電台78家，公私營通訊社520家，其中絕大多數為私營。著名的通訊社如國聞通訊社、申時通訊社，著名的報紙如《申報》、《大公報》、《國聞日報》，著名的出版社如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世界書局等，均為私營。
南京淪陷當天，日本通知上海公共租界，要求所有中文報紙發行前必須送審。《大公報》總編輯王芸生宣布：「我們是報人，生平深懷文章報國之志，在平時，我們對國家無所贊襄，對同胞無所貢獻，深感慚愧。到今天，我們所能自勉，兼為同胞勉者，惟有這三個字——不投降！」
張學良同意當年《大公報》王芸生對他發動西安事變的評價。王芸生在《大公報》上這樣寫：「明白的人不用辯，胡塗的人辯什麼？」「換了任何人都會這樣做！」
抗戰行將結束時，黃炎培訪問延安歸來，寫了《延安歸來》一書，極力謳歌延安和毛澤東，引起強烈反響。他還趁熱打鐵，發動了拒絕國民黨自1931年就開始實行的報刊圖書審查制度的「拒檢運動」。他公開表示：「這叫做『吃了砒霜葯老虎』，一定會拼個魚死網破的！」經他登高一呼，國統區各大城市的新聞文化團體紛紛響應。經過與政府近兩個月的冷戰後，這些書生們取得了勝利，政府被迫撤銷了對新聞和圖書的檢查。
抗戰剛一結束，王芸生就表示：我們建議政府先做一件事，就是：取消新聞檢查，開放言論自由。……新聞檢查不僅有掩飾罪惡，包庇頑邪的作用，還會使政府與人民都受了蒙蔽。……有新聞檢查，就沒有言論出版自由。……新聞檢查的後果是領袖神聖化，只聞諛詞，身入雲端，政府一切好，絕對無錯，在政府的文告里，永遠責備人民，而不自檢，於是久而久之陷於腐化無能而不自知，至於否定民主，遠離人民。
1944年，遷至成都的燕京大學請王芸生前去講演。此時已擔任《大公報》主編的王芸生告誡大家：如果你因為講真話而獲罪，被「抓到刑場，揪住小辮子，鋼刀一舉，咔嚓一聲的時候，小子，你要一聲不吭，咬緊牙關頂得住，才算得是一條好漢，一個好記者。」
1942年冬到次年春天，河南、廣東大災荒，導致3000萬河南人死了300萬，廣東也餓死300萬。1943年2月1日，《大公報》以《豫災實錄》為題報道了大災荒。王芸生奮筆寫就《看重慶，念中原》，第二天作為社論刊出。蔣介石看了勃然大怒，親自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