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達夫在東京帝國大學學經濟學，但除了應付一年一度的考試外，很少在這方面下功夫。他特別喜歡讀小說，他在圖書館借閱小說的數量，可說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別人借書總是先查目錄，選擇需要的去借，他卻是從書架上一格一格地整批借出，看完後又從上回終止的地方整批借下去。就這樣一格又一格，一架又一架，到他畢業為止，竟讀了不下3000本各種文字的小說。
張之洞禁其子弟讀《世說新語》，他說：「恐未得其雋永，先學其簡傲！」
周善培對梁啟超說：「中國長久睡夢的人心被你一支筆驚醒了，這不待我來恭維你。但是，作文章有兩個境界，第一個是能動人，讀你的文章，沒有不感動的。第一步你已經做到了。第二個是能留人。司馬遷死了快兩千年，至今《史記》里有許多文章還是使人不厭百回讀的。你這幾十年中，作了若干文章，你試想想，不說百回讀不容易，就是使人讀兩回三回的能有幾篇文章？」
針對新文學運動以西方為標準的做法，嚴復嚴肅地指出：「西方改革者是以口語適應書面語，而中國的改革者卻試圖以書面語適應口語。」辜鴻銘則說：「古文是高雅的語言，比口語更優美，正如莎士比亞的英語比現代英語口語更優美一樣，而改革者帶來的那種使人變成道德的侏儒的文學，才是真正的『死文學』。」
學衡派以文言文反駁新文學運動，不免曲高和寡，應者寥寥，新文學作家們甚至不屑於與他們爭論。如魯迅就說：「我所佩服諸公的只有一點，是這種東西也居然會有發表的勇氣！」胡適則說：「學衡的議論，大概是反對文學革命的尾聲了。」
胡適說：「麻將裡頭有鬼。」又說：《紅樓夢》不是一部好的小說，因為書里沒有一個PLOT（有頭有尾的故事）。
對於文學改良，胡適最初是不夠自信的，他寫信給陳獨秀說：「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願國中人士能平心靜氣與吾輩同力研究此問題。討論既熟，是非自明。吾輩已張革命之旗，雖不容退縮，然亦絕不敢以吾輩所主張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陳獨秀則毫不客氣地回覆道：「改良文學之聲，已起於國中，贊成反對者各居其半。鄙意容納異議，自由討論，固為學術發達之原則。獨至改良中國文學，當以白話為文學正宗之說，其是非甚明，必不容他人之匡正也。其故何哉，蓋以吾國文化，倘已至文言一致地步，則以國語為文，達意狀物，豈非天經地義，尚有何種疑義必待討論乎？」但是多年之後，面對文學革命的累累碩果，兩人的表現卻又別有不同。陳獨秀說：「常有人說白話文的局面是胡適之陳獨秀一班人搞出來的，其實這是我們的不虞之譽。中國近來產業發達人口集中，白話文完全是應這個需要而發生而存在的。適之等若在30年前提倡白話文，只需章行嚴（士釗）一篇文章便駁得煙消灰滅。此時章行嚴的崇論宏議有誰肯聽？」胡適則當仁不讓地說：「如果沒有胡適、陳獨秀之流的話，運用白話文進行文學創作至少要推遲二三十年。」
《新青年》為編委輪流制，編委七人：陳獨秀、周樹人、周作人、錢玄同、胡適、劉半農、沈尹默。錢、劉化名寫文章在《新青年》發表，駁林琴南的復古謬論，胡適對此大加反對，認為「化名寫這種遊戲文章，不是正人君子做的」，並且不許劉半農再編《新青年》，要由他一個人獨編。沈尹默對胡適說，「你不要這樣做，要麼我們大家都不編，還是給獨秀一個人編吧。」周氏兄弟對胡適的態度也大加反對，他們說：「你來編，我們都不投稿。」胡乃縮手。
俞平伯在清華講詩詞，選出一些詩詞，自己搖頭晃腦而朗誦之。有時候他閉上了眼睛，彷彿完全沉浸在詩詞的境界之中，遺世而獨立。驀地，他睜大了眼睛，連聲說：「好！好！好！就是好！」學生正巴巴地等他解釋好在何處，他卻已朗誦起第二首詩詞來。
魯迅在答《北斗雜誌》如何創作小說時說：「寫完後至少看兩遍，竭力將可有可無的字，句，段，刪去，毫不可吝惜。寧可將作小說的材料縮成Sketch，不可將Sketch的材料拉長成小說。」
魯迅談到自己的小說時說：「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態社會的不幸的人們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
魯迅從不以為在上海「亭子間」的寫作會脫離社會，他說：「這也是生活。」「外面的進行著的夜，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和我有關。」
魯迅：文學不是梅毒，可以靠肉體關係遺傳。
林語堂評魯迅：「魯迅所持非丈二長矛，亦非青龍大刀，乃鍊鋼寶劍，名宇宙鋒。是劍也，斬石如棉，其鋒不挫，刺人殺狗，骨骼盡解。於是魯迅把玩不釋，以為嬉樂，東砍西刨，情不自已，與紹興學童得一把洋刀戲刻書案情形，正復相同，故魯迅有時或類魯智深。」
魯迅在中山大學任教時，學生創辦了「新中國」文學社，請魯迅撰稿。魯迅鼓勵他們自己創作，學生表示了對銷路的憂慮，魯迅說：「這很容易，你們可以寫文章罵我，銷路就會好的。」
孫福熙說：魯迅是一個人道主義者，他想盡量的愛人，然而他受人侮辱，而且因為愛人而受人侮辱。
夏濟安說：魯迅是一個「病態的天才」，是「中國現代歷史上一個極其深刻而帶病態的人物」。
很多人以為魯迅是條硬漢，很少人注意到魯迅的愛，更少注意魯迅大愛的品性。魯迅自嘲是「淺薄的人道主義」。蕭紅曾問魯迅：「你對我們的愛是父性的還是母性的？」魯迅愣了一下，肯定地說：「是母性的。」
蔣廷黼講述自己初次見到的魯迅：「1925年前還聞不出他有什麼共產味道。他曾出版過一本《中國小說史略》，書中鋪陳的全是舊說，很少有新義，據我所知，他在西安所講的還仍為他那本書中的舊套。他有點瘸，走起路來慢吞吞的。他和我們相處不僅很客氣，甚至可以說有點膽怯。」
有人統計過魯迅300萬字的作品，發現其中「人」字出現了21362次。在《准風月談·晨涼漫記》中，魯迅還談到了想做一部中國的「人史」，以對抗滿篇都寫著吃人二字的歷史。
學生都很害怕作文課，當年錢穆教作文的方法很有趣。他認為，作文就是說話，口中如何說，筆下就如何寫。出口為言，下筆為文。他要求學生想說什麼如實寫下即可，遇到不認識的字，可以隨時提問。一天下午，錢穆要求學生做作文，作文題目為《今天的午飯》。學生的作文交上來以後，錢穆選擇一篇寫得好的抄在黑板上。這篇作文結尾是這樣寫的：「今天的午飯，吃紅燒肉，味道很好，可惜咸了些。」通過這篇作文，錢穆告訴學生，說話、作文要有曲折，要有回味的餘地，就像這篇作文的最後一句：「可惜咸了些。」
——馬建強《錢穆是怎樣做小學教師的》
西南聯大時，劉文典教學生寫文章，僅授以「觀世音菩薩」五字，學生不明所指，劉解釋說：「觀，乃是多多觀察生活；世，就是需要明白世故人情；音，就是文章要講音韻；菩薩，就是救苦救難、關愛眾生的菩薩心腸。」學生聞言，無不應聲叫好。
有學生為撰寫論文而請教聞一多。聞一多說：「我勸青年朋友們暫且不要談創作，先讀20年書再說。」
沈先生不贊成命題作文，學生想寫什麼就寫什麼。他給學生出的題目都非常具體，比如「我們的小庭院有什麼」和「記一間屋子裡的空氣」。
——汪曾祺《沈從文先生在西南聯大》
汪曾祺曾寫了一篇小說，有許多對話。他竭力把對話寫得美一點，有詩意，有哲理。沈先生說：「你這不是對話，是兩個聰明腦殼打架！」
——汪曾祺《沈從文先生在西南聯大》
沈先生教書時，經常說的一句話是：「要貼到人物來寫。」
——汪曾祺《沈從文先生在西南聯大》
沈從文在《習作選集代序》中，有語云：「這世界或有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樓傑閣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臘小廟。選小地作基礎，用堅硬石頭堆砌它。精緻，結實、對稱，形體雖小而不纖巧，是我理想的建築，這廟供奉的是『人性』。」
周國珍在《憶伍蠡甫先生》中，說他讀書時代記憶最深的事：
周國珍翻譯高爾基小說，第一句「大海正在笑著」，先生提筆圈去兩字，改成「海在笑」。令他驚呆不已，多年以後還不能忘記。
周作人譯出日本作家江馬修的小說，題為《小的一個人》，自覺此題不符合中文習慣，但別無更貼切的譯法。他拿到《新青年》發表時，陶孟和提筆加了個「小」字，變成了《小小的一個人》，立刻珠圓玉潤了。周作人十分佩服，稱陶為「一字師」。
有一次，廢名講寫作要鍊句，他舉出他的小說《橋》中的一段描寫炎熱的夏日，兩個女孩在烈日下走了很長的路，忽然「走近柳蔭，彷彿再也不能往前一步。而且，四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