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任教於清華時，學人多好去日本研究中國文化，陳憤云：「國可亡，而史不可滅。」又作詩激勵學生道：「群趨東鄰受國史，神州大夫羞欲死。田巴魯仲兩無成，要待諸君洗斯恥。」
王國維通過考釋甲骨文，使《史記·殷本紀》所傳的商代王統得到了物證，證實了司馬遷是一個嚴肅的歷史學家。郭沫若說：「殷墟的發現，是新史學的開端；王國維的成績，是新史學的開山。」
康有為有《草堂示諸子》詩云：「聖統已為劉秀篡，政家並受李斯殃，大同道隱禮經在，未濟占成易說亡。良史莫如兩司馬，傳經只有一公羊，群龍無首誰知吉，自有乾元大統長。」
張之洞說：「舊者因噎而食廢，新者歧多而羊亡。舊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則無應敵制變之術；不知本，則有非薄名教之心。」
辜鴻銘說：華夏文化的精神在於一種良民宗教，在於每個婦人都無私地絕對地忠誠其丈夫，忠誠的含義包括幫他納妾；每個男人都無私地絕對地忠誠其君主、國王或皇帝，無私的含義包括奉獻出自己的屁股。
章太炎少時受外祖父朱有虔啟導，在其十一二歲時，朱即講《東華錄》，說夷夏之防不可不嚴。章問：「以前的人有談過這種話沒有？」朱說：「王船山、顧亭林已經談過，尤其是王氏的話，真夠透徹，說道『歷代亡國，無足輕重；只有南宋之亡，則衣冠文物亦與之俱亡了』。」章說：「明亡於清，反不如亡於李闖。」朱答：「現在不必作此說。如果李闖得了明的天下，闖雖不是好人，他的子孫卻未必都是不好的人，但現在不必作此說。」
梁啟超在《李鴻章傳》序言中寫道：「吾未見有蓋棺後數十年數百年，而論猶未定者矣！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論人者將烏從而鑒之。曰：有人於此，譽之者千萬，而毀之者亦千萬；譽之者達其極點，毀之者亦達其極點；今之所毀，適足與前之所譽相消，他之所譽，亦足與此之所毀相償；若此者何如人乎？曰是可謂非常人矣。其為非常之奸雄與為非常之豪傑姑勿論，而要之其位置行事，必非可以尋常庸人之眼之舌所得燭照而雌黃之者也。知此義者可以讀我之《李鴻章》。」又說：「吾敬李鴻章之才，吾惜李鴻章之識，吾悲李鴻章之遇。」
胡適說：「每讀史至鴉片之役，英法之役之類，恆謂中國直也；至庚子之役，則吾終不謂拳匪直也。」
李大釗評論馬克思主義：「平心而論馬氏的學說，實在是一個時代的產物。在馬氏時代，實在是一個最大的發現。我們現在固然不可拿這一個時代一種環境造成的學說，去解釋一切歷史，或者就那樣整個拿來，應用於我們生存的社會，也卻不可抹煞他那個時代的價值，和那特別的發見。」
1915年5月9日，陸徵祥、曹汝霖、施履本三人將「二十一條」親自送往日本公使館。曹回憶這次經過，「余心感凄涼，若有親遞降表之感。」陸徵祥跟他說起以前「隨節俄館」時，俄財長維德為租借旅大問題跟楊儒談判，磋商不洽，竟將條約擺在公案上令楊簽字。楊答以未奉我皇命令，不能簽字。維德拍案咆哮，出言不遜，驕橫無禮。楊氣憤填胸，年事又高，出門時在石階上滑跌，遂至不起。曹由是感嘆：「弱國外交，言之可嘆。」
陳獨秀1904總結：一個國家人民的智慧如果沒有被廣泛地開啟，人民如果如果沒有參加國家管理的權力，國家的根基總是無法牢固。如果只把希望寄托在明君良臣身上，那明君良臣在的時候，國家還可以勉強安寧，明君良臣一死，便人亡政息，國家仍舊要衰敗下去。
陳獨秀說：「『五四』運動是中國現代社會發展之必然產物，無論是功是罪，都不應該專歸到那幾個人。可是蔡先生、適之和我，乃是當時在思想言論上負主要責任的人，關於重大問題，時論既有疑義，適之不在國內，後死的我，不得不在此短文中順便申說一下，以告天下後世，以為蔡先生紀念！」
對於青年毛澤東，李璜在回憶錄中寫道：「那時（1918年）他已25歲，因被環境所限，故他讀書不多，而中西學識的根柢那時都很差。但其頭腦之欠冷靜，而偏向於實行一面，這是給我印象很深的。」晚年陳獨秀則回憶道：「以前毛和我私人無惡感，我認為他是一個農運中實際工作人員，政治水平則甚低。」
陳獨秀評三十年代的魯迅：「魯迅之於共產黨，如吳稚暉之於國民黨，受捧之餘，感恩圖報，決不能再有不計利害的是非心了。」
陳獨秀晚景凄涼，為其做傳的王森然說：「夫中國人民，以保守為天性，遵已動為大教，其餘，陳氏之反宗教軍閥及孔子主義並赫赫然領導無產階級革命，相率驚駭而詛之，良不足為怪！顧政見自政見，而人格自人格也，獨奈何以政見之不同，黨同伐異，莫之能勝，乃密報私隱以陷害之？此村婦相誅之窮技，而不意其出於革命領袖階級也。造成這不黑不白、不痛不癢、不戰不和、不守不走之中國現局，使光明俊偉之人，無以自存於社會，傷之者又不能自富所處之時代。嗚呼，如此雞鳴狗盜，橫長權柄，乃國之大哀。」
胡適始終支持漢奸汪精衛。直到1944年汪精衛死了，胡適在11月13日的《日記》中，不但無隻字譴責汪叛國當漢奸之罪，相反大動憐憫之心寫道：「汪精衛死在日本病院里，可憐。精衛一生吃虧在他以『烈士』出名，終身不免有『烈士』情結，他總覺得『我性命尚不顧，你們還不能相信我嗎？』」
胡適說：「歷史是一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羅爾綱寫《太平天國史綱》，處處表揚太平天國。他的恩師胡適看後，很生氣地說：「中國近代自經太平天國之亂，幾十年來不曾恢複元氣，你卻沒有寫！你甚至還說新文學運動，是受了太平天國提倡通俗文學的影響，可是我都不曾讀過太平天國的白話文。」
羅爾綱繼續寫他的《太平天國史綱》，獲譽，陳獨秀在獄中想見他，他又去問胡適，後者仍舊很不高興：「陳獨秀素有政治偏見，豈能研究太平天國？還是不要見了。」
寡為人知的是，「五四」運動得到了不少「反面人物」的理解和支持。保皇派康有為公開讚美學生運動：「誠自宋大學生陳東、歐陽澈以來，稀有之盛舉也。試問四萬萬人對於學生此舉，有不稱快者乎？」又說：「自有民國，八年以來，未見真民意、真民權，有之自學生此舉始耳。」並主張立即釋放被捕學生，誅殺賣國賊曹、章。新文學運動的頭號敵人林紓，表示支持抵制日貨。北洋系前線將領吳佩孚通電支持學生，痛斥政府，不久更唱著抗日歌曲，「撤防」北上。湖南督軍張敬堯、江西督軍陳光遠也要求政府罷免曹、章、陸，力爭收回青島。教育總長傅增湘三次提交辭呈，以此為盾，使政府收回了懲處肇事學生的命令；他還堅決拒不簽署解散有關學校的命令。就是被學生痛打了的章宗祥，也委託其妻子具書呈請國務院釋放學生。
孫伏園感嘆曰：「五四」運動的歷史意義，一年比一年更趨明顯；「五四」運動的具體印象，卻一年比一年更趨淡忘了。
馮友蘭說：中國缺少清楚的思想，得到的補償是較多的理性的幸福，他們是富於理性的快樂主義者，舍力量而取享受，所以不需科學，他們僅希征服的只是他們自己，因此不要科學的力量，他們看來，智慧的內容不是理智的知識，智慧的功能不是增加物質財富，道家以為物質財富只能帶來人心的混亂。
馮友蘭說：中國哲學中，孟子派儒學、庄派道學皆以神秘的境界為最高境界，以神秘經驗為個人修養之最高成就，但兩家方法各異，道以純粹經驗忘我，儒以愛之事業去私，無我無私，而個人乃與宇宙合一。
馮友蘭再道：英美及西歐等國人之所以是「智」、「富」、「強」者，並不因為他們是英美等國人，而是因為他們是城裡人；中國人之所以是「愚」、「貧」、「弱」者，並不是因為他們是中國人，而是因為中國人是鄉下人。
陳寅恪說：「默察當今大勢，吾國將來必循漢唐之軌轍，傾其全力經營西北，則無可疑。」
余日章作為國民代表赴華盛頓會議，時中日爭論方熾，有洋人問余：「中國人果有自治能力嗎？」余反問道：「您讀過世界歷史嗎？」彼答「讀過」。余接著問：「在世界各國中，試問哪一國不受外族支配的民族自治的政府，有如中國之長久歷史者？有的話請告訴我！」對方語塞而退。
吳樾幼年進私塾讀書，12歲起，年年參加童子試，均落第。19歲後不再學習八股，愛讀古文辭，特別喜好歷史。「每讀明史，朗誦長吟，感嘆唏噓不能置」。
馮至聽魯迅講課，感到魯迅對歷史人物的評價跟傳統的說法很不同。如談到秦始皇，魯迅說：「許多史書對人物的評價是靠不住的。歷代王朝，統治時間長的，評論者都是本朝的人，對他們本朝的皇帝多半是歌功頌德；統治時間短的，那朝代的皇帝就很容易被貶為『暴君』，因為評論者是另一個朝代的人了。秦始皇在歷史上有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