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侃一身傲骨，滿腹牢騷，他睥睨學術界二三十年，目空一切！甚至對太炎先生的經學，有時也會批評一聲，「粗！」一次馬寅初去看他，談到《說文》，他一概置之不理，再問，他便不客氣地說：「你還是去弄經濟吧，小學談何容易，說了你也不懂！」
1903年，孫詒讓見到《鐵雲藏龜》後，閉門謝客，足不出戶，把自己關在樓上的一間書房中，兩個月不曾下樓，專心研讀這些奇怪的文字。有一天，下人突然聽到他大叫一聲，上樓一看，孫也打開房門走了出來，滿面喜色地喊道：「我解通了！我解通了！」孫成為文明史上第一個讀通並考釋甲骨文字的人。
1906年，清廷正式廢除科舉制。梁啟超說：「夫科舉非惡制也，所惡乎疇昔之科舉者，徒以其所試之科目不足致用也。」黃仁宇則說：「科舉廢除是20世紀中國歷史的頭等大事，從此上下兩層社會被打成兩截，無法得到有效的溝通。」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時，康有為在日本，他聽到武昌起義的消息，「惴惴恐栗」，他說，「積四千年君主之俗，欲一旦廢之，甚非策也。」他認為可以用「舊朝舊君」，或者孔子嫡裔來做「虛君」，實行「虛君共和」。
章太炎謂曾國藩之起兵「平洪楊」並非「贊清」，而是為了扶持「名教」。在曾看來，一切治國活動，上至天文、地理、軍政、官制，下至河工、鹽漕、賦稅、國用以及「平洪楊」這類軍事活動和「曲全鄰好」的華洋交涉活動，均屬「禮」，即道德實踐活動的範圍。
王靜安遺體入斂之時，清華師生去給王遺體三鞠躬以敬禮。陳寅恪與眾不同，他身著袍子馬褂，跪在地下叩頭，並三叩頭。陳行孔孟之道，非此一端，他在國學研究院時，其學生到上海陳家去謁見其父散原老人，散原老人與一幫學生談話，均坐，獨陳先生站在一旁，並堅持到談話完畢。
陳寅恪為王國維所寫之碑文：
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仁聖同殉之精義，夫豈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見其獨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論於一人之恩怨，一姓之興亡。嗚呼！樹茲石於講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節，訴真宰之茫茫。來世不可知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彰。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陳寅恪曾說：「蓋今日之赤縣神州值數千年未有之巨劫奇變，劫盡變窮，則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與之共命而同盡」。他在晚年自挽說：「涕泣對牛衣，卅載都成斷腸史；廢殘難豹隱，九泉稍待眼枯人」。
章太炎被袁世凱軟禁時，以為自己再無恢複自由的希望，就寫了一封很沉痛的信，給夫人湯國黎女士，信中提到兩件事：一是「我死了以後，國粹便中斷了」；二是「先人窀穸未安，為莫大憾事。」
1922年，清室曾以經濟困難為由，欲將由瀋陽運抵北京故宮的文溯閣《四庫全書》盜售日本人，且價已議定，為120萬元。此事被當時的北京大學教授沈兼士獲悉，沈致函民國教育部，「竭力反對，其事遂寢」。
劉師培曾是同盟會員，思想激進，為較早接觸社會主義的中國人之一，認為階級鬥爭學說為「千古不磨之論」，曾為《共產黨宣言》的中譯本作序。他更一針見血地指出，若農民問題不能解決，則民生革命於事無補，可說是超邁時代的高見。不過事實上他更傾向於無政府主義，對馬克思的國家學說和無產階級專政學說不以為然，認為如此一來，此國家又以新面目令人民成為其奴隸。他的妻子何震也是社會主義最早的鼓吹者之一，且是婦女解放先鋒。劉師培曾向湖廣總督端方上言辭激烈的勸降書，但他後來竟投靠端方，轉而惡毒地攻擊革命黨，並曾出賣陶成章、陳其美等舊日同志，轉變之速令人側目。民國建立後，孫中山等人皆惜其才，不忍加罪，蔡元培更將他聘為北大教授。在新文化運動中，他雖然託名舊派，事實上多少有點支持新派。他逝世時才36歲，蔡元培評論道：「向使君委身學術，不為外援所擾，以康強其身，而盡瘁於著作，其所成就豈可限量？惜哉！」
黃侃處處維護國故。他認為木版書便於批點、執持和躺著閱讀，譏諷精裝的西式圖書為「皮靴硬領」；又說中裝的文明和舒適遠勝西裝，一邊說一邊將腳上的布鞋脫下又穿上，並指著一位同學說：「看，你穿皮鞋，就沒有這麼方便！」
胡適評論道：「京劇太落伍，用一根鞭子就算是馬，用兩把旗子就算是車，應該用真車真馬才對……」黃侃挺身而起道：「適之，適之，那要唱武松打虎怎麼辦？」
張慧劍說：「中國有三大天才皆死於水，此三人者，各可代表一千年之中國文藝史——第一千年為屈原，第二千年為李白，第三千年為王國維。」
辜鴻銘少時在英國讀書，曾依中國禮節在房間里備下酒饌，遙祭祖先。房東太太問他：「你的祖先何時能來享用你的祭品呢？」他答道：「就在您的祖先嗅到您所獻鮮花的時候！」
1924年，辜鴻銘赴日本講學，認為中日之爭為兄弟鬩牆，而日本之所以能禦侮於外，非明治西化之故，實中國傳統之功。西方人言性惡，互為猜忌攻伐，衍為歐戰，若聽任之，必成人類之浩劫。日本若持續西化，亦必將擾亂東方，因此應喝止西化，荷擔起複興東方文明的使命，進而拯救世界。日本之喝止西化，亦足以喝止中國之西化，日本須將純正的中華文明反饋中國，這是上天給予日本的使命。這就是所謂大東亞文化建設之論，日本人因之而成大東亞的政治理論。
辜鴻銘學中文較晚，以《康熙字典》為入，六經子史為出，自以為不須旁求。沈曾植很輕視他，說：「爾所言吾盡知，然爾欲知吾所言，非二十年不可致也。」
辜鴻銘在北大的講壇上說：「我們之所以學習英文，是為了用我國溫柔敦厚的詩教，去化諭那些蠻夷。」他居北京時，洋人絡繹來訪，都說：「到北京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鴻銘。」一次有英國作家毛姆來訪，抱怨他的油燈太過昏暗，他說：「我們中國人講求明心見性，其燈自亮，不像你們西洋人專務外表。」
民國始肇，鴻銘時為南洋公學校長，不肯易其辮服，自詡老大中國之最後代表。嘗笑解云：「常人笑我愚忠於清室，吾豈止如是。吾非僅效忠於世受皇恩之清室，亦忠於中國之政教，即系忠於中國之文明也。」
蔣廷黼在德國出版協會演講：「中國可以，而且一定會再成為一個偉大國家，在國際上享有崇高的地位，但是並不想建立一個大帝國。在中國悠久的歷史過程中，曾經作出許多種嘗試，包括建立大帝國。但中國詩人對唐代的開疆拓土、豐功偉業並不歌頌，反而有許多慘痛的描述。我們中國人對建立大帝國的確有豐富的經驗，但卻堅定認為建立帝國或是佔領其他人的土地是人類的謬想。」
某新學者對柳詒徵說：「線裝書在新社會已毫無用處，不如付諸一炬！」柳答道：「我非常贊同，且應做得徹底！否則此處焚毀，別處未焚毀，終究無益。應該號召全國一致行動，將線裝書焚盡。然而即便如此仍不夠妥當，因為世界各國的圖書館裡尚有不計其數的中國線裝古籍，故應動員他們一起焚毀。否則國外有些漢學家，正在孜孜不倦地研究漢學，倘使有朝一日他們來華，就經史子集向我們提出問題，我們卻瞠目結舌難以應對，豈不會貽笑於世界么？」
梁漱溟說：「中國傳統中該變化的早就變了，不該變的永遠都不會改變，而這些永遠都不會改變的中國傳統將統領世界。」他認為中國有以貢獻與世界者，不外八個字：「人生向上，倫理情誼。」而這正是世界和平的基礎。
梁漱溟應邀來清華短期講學，賀麟抓住這一良機，拜訪梁漱溟幾次。梁漱溟推崇王陽明，他對賀麟說：「只有王陽明的《傳習錄》與王心齋的書可讀，別的都可不念。」
——彭華賀《麟年譜新編》
吳稚暉批評「整理國故」：「這國故的臭東西，他本同小老婆、吸鴉片相依為命。小老婆、吸鴉片，又同升官發財相依為命。國學大盛，政治無不腐敗，因為孔孟老墨便是春秋戰國亂世的產物。非再把他丟在毛廁里三十年，現今鼓吹成一個乾燥無味的物質文明，人家用機關槍打來，我也用機關槍對打，把中國站住，再整理什麼國故，毫不嫌遲！」
胡適認為陳寅恪是當世「治史最淵博、最有識見、最能用材料」的人，然陳的文章實在寫得不高明，「標點尤賴，不足為法」。實際上，陳寅恪畢生以文言寫作，自未必遵守新式標點。
林語堂在哥倫比亞大學講「中國文化」課，對中國文化的稱頌可謂不遺餘力，一個女學生有點生氣地發問：「什麼東西都是中國的好，難道我們美國就沒有一樣東西比得上你們中國嗎？」林語堂答道：「有的，你們的抽水馬桶比中國的好！」
殷海光以「五四」英雄的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