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用彤為人溫潤，一團和氣。錢穆與傅斯年有隙，卻都與湯交好；熊十力和呂澂於佛學方面每每相左，卻均與湯相得；湯雖參與學衡派，卻與胡適不傷和氣……湯因此得了個「湯菩薩」的綽號，錢穆說他是「一純儒之典型」。
林紓有俠義之風，曾有某友向他借錢，他便把剛剛賣畫所得的400元傾囊相授，朋友堅持立下字據後離去。不久此友病故，林紓前往弔唁，就在靈前把借據燒了，並作了祭文，後又憶寫道：若他與朋友都健在，則有無借據都是一樣；現在朋友已死，自己恐也來日無多，若死後還有借據存在，難保不使兩家產生糾紛，因此燒掉云云。
袁世凱為籠絡康有為，召他主持清史館。康有為力辭道：「我若修清史，則袁世凱首為罪人，如此必不為所容，因此不可赴任。」
1901年，羅振玉在劉鄂家第一次見到甲骨這種古物，欣喜異常。他驚嘆之餘，自許道：「漢以來小學家若張、杜、揚、許諸儒所不得見也。今山川效靈，三千年而一泄其密，且適我之生，所以謀流傳而悠遠之，我之責也。」
王國維始終未剪辮子，一次夫人給他洗頭時說：「都到這個時候了，還留著這個東西做什麼？」王答道：「正是因為已到這個時候了，我還剪他做什麼？」
黃侃留學日本時，一次內急夜起，隨意向樓下小便，時樓下住客正在挑燈夜讀，見此大罵，黃侃亦反唇相譏。兩人舌戰酣暢，即互報姓名，黃侃才知樓下客是章太炎。甫一接觸，黃見章學識閎富，為己不及，乃折節而稱弟子。
章太炎在《台灣日日新報》任編輯時，常有讀者向報社反應他的文章怪字僻典太多，讀起來很吃力。主編委婉地向他提出意見，他說：「世人之知不知，解不解，我不能管得。吾只患吾文之不善，苟文善，自會有人知之。請勿問！」
蔡元培甲午前後為翰林學士，居京中，一直沿著舊學道路前進。甲午中日之戰，為其轉變的一大契機。《馬關條約》簽字，他寫下了「可為痛哭流涕長太息者也」這樣刻骨銘心之句，此後，探索救國之道，始言西學。
梁啟超在戴戡死後逐漸淡出政壇，在清華、東南等大學任教，聲稱將以教授與記者的身份終其餘生，不復從政。後因病重入協和醫院，某中國醫生診斷其為腎病，須行手術。手術取出一腎後，病仍不愈，原來是錯取好腎。朋友們多勸梁起訴該醫生，梁答道：「算了罷！中國人學西醫，能夠開刀，而令我活到如今，已經算不錯了，我又何必告他！」遂死庸醫之手！時人深為惋惜，認為別的姑且不論，若其緩死幾年，著述必將十分豐富。
王闓運進京供職，有人問他：「民國諸賢，與咸、同間相比如何？」王說：「以今視昔，才智殆有加焉。惟昔人做事認真，今人做事敷衍耳。」
劉師培屬古文學派，崔適屬今文學派，兩人在北大任教時，恰住對門，朝夕相見，每次必恭敬客氣地互稱先生，且鞠躬作揖不已。但一到上課時便劍拔弩張，互相攻擊，毫不留情。
三十年代初，熊十力、湯用彤、錢穆、張東蓀、張申府、林宰平、梁漱溟、蒙文通、李證剛、鄧高鏡、馮友蘭、賀麟、張岱年、金岳霖、沈有鼎、馮文炳、黃艮庸等雲集北大，經常在一起高談闊論，可謂一時盛事。熊十力和馮文炳（廢名）曾為爭論問題而扭打不休，熊聲色俱厲地說：「我代表的是佛，你不同意便是反對佛！」但絲毫不曾影響關係。
蕭公權說，戰前清華園教授同仁之間流行著這樣的說法：Whatever Daisen Says，it goes；Whatever it goes，Chisen Says。這話的意思是「岱孫怎麼說，事情就怎麼做；事情怎麼做，芝生就怎麼說。」
蒙文通任教於四川大學歷史系，因與學校有糾紛被解聘，他卻照常去上課，說：「聘不聘我是你四川大學的事，我是四川人，不能不教四川子弟！」
湯用彤在北大教書時，傅斯年曾請他兼一個辦事處的主任，每月送一份薪金。可當發薪時，他卻如數將薪金退回，說：「我已在北大拿錢，不能再另拿一份。」
梁實秋的一句「你走的時候，我不去送你；但是，你來的時候，無論多大風多大雨，我都去接你。」讓人長久的感慨。
林庚的學生袁行霈至今記得先生的一句話：「人走路要昂著頭，我一生都是昂著頭的。」
1939年秋，錢鍾書和鄒文海、徐燕謀等人一起同行到湖南安化的國立師範學院。途中，錢鍾書手不釋卷，怡然自得。鄒文海好奇，方知錢鍾書看的是英文字典。鄒文海覺得一本索然寡味的字典，竟可捧在手中一月，真是不可思議。錢鍾書則告訴他：「字典是旅途的良伴。隨翻隨玩，遇到幾個生冷的字，還可以多記幾個字的用法。更可惜的是，前人所著字典，常常記載舊時口語，表現舊時之習俗，趣味之深，不足為外人道也。」
——鄒文海《憶錢鍾書》
1946年，陳寅恪從歐洲回到清華，此時他雙目已盲，身心俱疲。歷史系主任雷海宗勸他休養一段時間，他不聽，並要求在中文系也開一門課。雷海宗的助手王永興勸他：「一門課已經夠辛苦了，是否不要在中文繫上課了？」陳寅恪嚴肅地說：「我拿國家的薪水，怎能不幹活？」
梁思成在北大講中國建築史，有幾十學生聽課。最後一節課，梁思成說：「課講完了，為了應酬公事，還得考一考吧！諸位說怎麼考好？」學生沒有一人答話。梁又說：「反正是應酬公事，怎麼樣都可以，說說吧！」還是沒有人答話。梁有點明白了，於是說：「那就先看看有幾位是選課的吧，請選課的同學舉手！」結果沒有一個人舉手。梁笑著說：「原來諸位都是旁聽的，謝謝諸位捧場！」說完向台下作了一個大揖，飄然而去。
吳稚暉、李石曾在北大組織「八不會」，「八不」即不抽煙、不喝酒、不嫖、不賭、不吸毒、不做官、不貪財、不阿諛。他們邀請熊十力參加，熊十力說：「你們這是結黨，我不幹，我是九不。」
胡適評梁啟超：「任公為我國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國之思想界。十五年來，吾國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義及世界大勢者，皆梁氏所賜，此百喙所不能誣也。去年武漢革命，所以能一舉而全國響應者，民族思想、政治思想入人已深，故勢如破竹耳。使無梁氏之筆，雖有百十孫中山黃克強，豈能成功如此之速耶？」
唐德剛認為，胡適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可與「文起八代之衰」的韓愈相埒。他又評論胡適的人格：「……這些名儒碩彥之中，有胡先生的資質的，大多沒有胡先生用功；和胡先生同樣用功的人，則多半沒有他的天資；先天後天都差與胡適相埒的，又沒有他的德性好、人緣好、氣味好。這些都是胡適之的過人之處，都不是偶然的。」
朱家驊托傅斯年請李方桂任中央研究院的民族學研究所所長，李堅拒，他說：「研究人員是一等人才，教學人員是二等人才，當所長做官的是三等人才。」傅斯年很慚愧，長揖到地，連說：「我是三等人才。」傅當時是史語所所長。
馮友蘭曾在《新事論》中說：我們常聽見許多關於城裡人與鄉下人的笑話，照這些笑話所說，不但城裡的人比鄉下的人知識高，才能高，享受好，即城裡的狗亦比鄉下的狗知識高，才能高，享受好。這些雖是笑話，而卻不見得不合事實。我們甚至可以說，不但城裡的狗比鄉下的狗知識高，才能高，享受好，而且城裡的狗，在有些方面，比鄉下人亦是知識高，才能高，享受好……在中國，一百個鄉下人中，至少有九十個一生沒有吃過如城裡的富室狗所吃的飯食。
馮友蘭在西南聯大教書，留有長髯，身穿長袍，頗有道家氣象，其本人則倡人生哲學之多重境界。一次，他去授課，路遇金岳霖，金問：「芝生，到什麼境界了？」馮答：「到了天地境界了。」兩人大笑，擦身而過，各自去上課了。
馮友蘭說：蔡元培是近代確合乎君子標準的一個人。曾子說：「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歟，君子人也。」儒，「粥粥若無能」，但是「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這樣的人，才是君子。孔子說「君子可欺以其方，難枉以非其道。」馮說，蔡先生的人格，是儒家教育理想的最高表現。
馮友蘭曾批評胡適的治學精神：「適之先生的病痛，只是過於好奇和自信。他常以為古人所看不出的，他可以看得出；古人所不注意的，他可以注意。所以他經常指出古人所公認為不重要的人物來大吹大擂，而於古人所公認為重要的，則反對之漠然。這是不對的，因為人的眼光不能相去的那樣遠啊！」然而他亦要為胡氏辯護說：「現在批評適之先生的人真多，有的竟著起一部書批評他。但他們的態度多欠公允，因為他們常把適之先生二十多年前的話來攻擊。這如何可算是公允的呢？」
馮友蘭說話有點結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