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徐復觀初次拜見熊十力，請教熊氏應該讀什麼書。熊氏教他讀王夫之的《讀通鑒論》。徐說那書早年已經讀過了。熊十力不高興地說，你並沒有讀懂，應該再讀。過了些時候，徐復觀再去看熊十力，說《讀通鑒論》已經讀完了。熊問，有什麼心得？於是徐便接二連三地說出許多他不太滿意的地方。熊十力未聽完便怨聲斥罵道：「你這個東西，怎麼會讀得進書！任何書的內容，都是有好的地方，也有壞的地方。你為什麼不先看出他的好的地方，卻專門去挑壞的；這樣讀書，就是讀了百部千部，你會受到書的什麼益處？讀書是要先看出他的好處，再批評他的壞處，這才像吃東西一樣，經過消化而攝取了營養。比如《讀通鑒論》，某一段該是多麼有意義；又如某一段，理解是如何深刻；你記得嗎？你懂得嗎？你這樣讀書，真太沒有出息！」
魏源得到儒家經典《大學》的古文，一見之下，欣喜若狂，連夜苦讀。等湯金釗前去探望時，只見魏蓬頭垢面，髮辮不整，亂草般的髮絲根根旁逸斜出，身穿一領破舊的長袍，不著馬褂，上面亦是污跡斑斑，腳上隨便穿一雙舊得發白的黑色便鞋，未穿布襪。往日沉穩嚴謹的清貧才子無跡可尋，魏混然一個浪跡街頭的乞丐，湯大奇：「默深何以如此？」魏源揖道：「晚生自尋到一冊古本《大學》，甚是喜歡，抄錄全篇又將之與今文《大學》相校相勘，不知已過了如許時日。」
姚學塽極為讚賞魏源的悟性，魏源要拜姚為師，姚不允，辭道：「你他日定然在我之上，我又如何為你之師？」魏源道：「師學識淵博，又具極其寬容之治學之境，當為我之師。」姚說：「心在而已，何必如此斤斤而計？」
林紓自幼十分刻苦，曾在居室的牆上畫了一口棺材，旁邊寫道：「讀書則生，不則入棺。」
1906年7月15日，章太炎在東京留學生歡迎會上致辭說：「兄弟小的時候，因讀蔣氏《東華錄》，其中有戴名世、曾靜、查嗣庭諸人的案件，便心中發憤，覺得異種亂華，是我們心裡第一恨事。後來讀鄭所南、王船山兩先生的書，全是那些保衛漢種的話，民族思想漸漸發達。」
章太炎云：「大國手門下，只能出二國手；二國手門下，卻能出大國手。因大國手的門生，往往恪遵師意，不敢獨立思考，故不能大成，如顧炎武門下，高者不過潘耒之輩；而二國手的門生，在老師的基礎上，不斷前進，往往能青出於藍。如江永的門下，就有戴震這樣的高足。」黃侃在音韻學方面，已較乃師章太炎為高，亦是實例之一。
梁啟超曾說讀龔自珍詩文「如受電擊」，他自己的文字也達致了這一閱讀效果，他「以飽帶感情之筆，寫流利暢達之文」，他的《新民說》、《少年中國說》等以其一瀉千里、汪洋恣肆的文字，新鮮活潑的思想傾倒了幾代讀者。正是「筆鋒常帶感情」，使得梁啟超的政論富有極大的感染力，影響了幾代人。
梁啟超評其師康有為：「先生最富於自信力之人也。其所執主義，無論何人不能動搖之。於學術亦然，於治事亦然。不肯遷就以徇事物，而每鎔取事物以佐其主義，常有六經皆我註腳，群山皆其僕從之概！」
張之洞在《勸學篇》卷首寫道：「二十四篇之義，括之以五知：一知恥，恥不如日本，恥不如土耳其，恥不如暹羅，恥不如古巴。二知懼，懼為印度，懼為越南緬甸朝鮮，懼為埃及，懼為波蘭。三知變，不變其習不能變法，不變其法不能變器。四知要，中學考古非要，致用為要；西學亦有別，西藝非要，西政為要。五知本，在海外不忘國，見異俗不忘親，多智巧不忘聖。」此即「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精神大概。
廖平讀書避短就長，專從「思」字上下功夫，從傳統的死記硬背中解脫出來，採用默識理解的科學方法，這是他一生學術所以創見獨多，見解奇特的原因之一。他後來回憶這一轉變說：「予素無記性，幼讀五經未完，然苦不能成誦，棄學。師許以不背，乃復從學，故予後專從思字用功，不以記誦為事。心既通其理，則文字皆可棄，至於疑難精要之處，雖不能通其詞，然亦默識其意。」
梁啟超這樣評論王國維：「學者徒歆其成績之優異，而不知其所以能致此者，固別有大本大原在。先生之學，從弘大處立腳，而從精微處著力；具有科學的天才，而以極嚴正之學者的道德貫注而運用之。」
張伯苓辦教育，重事功而輕學術。經濟學家何廉強調統計的重要性，張便問他：「你用這些數字幹什麼？你想發現什麼？」何答：「我的統計研究可以幫助我們用科學方法復興中國。」張說：「你的方法常使像我這樣的人用顯微鏡找大象。如果你要想知道我們能在中國做什麼，我覺得所有的事我們都可以做，而無需去精研這些數字。假如我們想從城裡修一條公路到校區，難道也需要統計調查嗎？」又有一次，張問人類學家李濟：「人類學的好處是什麼？」李濟當時想對全國人民做頭部測量，聽到張的問話，十分不快，冷冷地回答：「人類學什麼好處都沒有！」次年，李濟就離開了南開。
陳三立有科學精神，直到晚年，仍能窮理格物及於最纖微之處。他曾取一隻病蠅置於案上，徐觀其狀，久久不倦。其詩精深真摯，根源正在於此。
1923年，朱謙之、繆金源等十七位北大學生聲明自由聽課，不要北大文憑。這十七個人被稱作「自絕生」，但他們日後大多學有所成。
錢玄同說：「值清政不綱，喪師蹙地，而標榜洛閩理學之偽儒，矜誇宋元槧刻之橫通，方且高距學界，風靡一世，所謂『天地閉，賢人隱』之時也，於是好學深思之碩彥、慷慨倜儻之奇材，嫉政治之腐敗，痛學術之將淪，皆思出其邃密之舊學與夫深沉之新知，以啟牖顓蒙，拯救危亡。」他認為其中最為卓越者有十二人：康有為、宋恕、譚嗣同、梁啟超、嚴復、夏曾佑、章太炎、孫詒讓、蔡元培、劉師培、王國維、崔適。他們「或窮究歷史社會之演變，或采索語言文字之本源，或論述前哲思想之異同，或闡演先秦道術之微言，或表彰南北劇曲之文章，或考辨上古文獻之真贗，或抽繹商卜周彝之史值，或表彰節士義民之景行，或發舒經世致用之精義，或闡揚類族辨物之微旨。」
趙元任是語言天才，他會說33種中國方言，到全國大部分地方，都可以用方言跟當地人交談。他又精通英、德、法、日、俄、希臘、拉丁等外語，甚至精通這些語言下面的方言，比如他在巴黎講巴黎的土語，到了柏林又有了柏林的口音。他因此得了個「趙八哥」的綽號。
少年時的陳垣，有次偶然得到了清代學者張之洞寫的《書目答問》一書。打開一看，發現這本書開列了歷史上許多著名的典籍，並作了鑒別，為讀者介紹了學習的門徑。陳垣十分高興，連忙按照書目購買了大量書籍。有人問他：「你買了這麼多書能念得完嗎？」陳垣回答道：「書並不都是要仔細念的。有的是供瀏覽翻閱的，有的是供參考備查的，有的是需要熟讀記誦的。有的書要必求甚解，有的則可以不求甚解嘛！」
在《三松堂自序》中，馮友蘭講了一件沈兼士講哲學史的趣事：
給我們講中國哲學史的那個教授，從三皇五帝講起，講了半年，才講到周公。我們問他，照這樣的速度講下去，什麼時候可以講完。他說：「無所謂講完講不完。若說講完，一句話可以講完。若說講不完，那就永遠講不完。」
顧頡剛在中山大學任教時，以家在北平，向校長戴季陶提出辭職。戴季陶極力挽留，說：「我們這輩人，象樹木一樣，只能斫作柴燒了。我們不肯被燒，則比我們矮小的樹木就不能免了。只要燒了我們，使得現在矮小的樹木都能成長，這就是好事。」顧頡剛大受感動，收回了辭呈，並表態要「留中大幾年」。不過，他回了趟北平，結果，「開了我的書箱，理了我的舊稿，我實在不忍再走了」，於是食言而肥。
蔣廷黻問公認的漢代史權威楊樹達先生：「楊教授，你能給學生和我正確扼要地講一講漢代四百年間都發生過什麼事，漢代重要的政治、社會和經濟變化如何嗎？」名聞天下的楊先生面有難色，表示自己從未想過這些問題，書中沒有討論過。
熊十力長期不和家屬住在一起，為的是集中精力研究學問。他每天清晨4點起床讀書寫作，中午亦只閉目坐上片刻，書桌邊貼有「說話勿超過3分鐘」的字條。
汪曾祺《金岳霖先生》記：陳蘊珍（蕭珊）曾問金先生：「您為什麼要搞邏輯？」她的意思是：這種學問多麼枯燥！金先生的回答是：「我覺得它很好玩。」
殷海光對他的老師金岳霖是這樣回憶的：
我在昆明西南聯合大學讀書時，在一個靜寂的黃昏，同我的老師金岳霖先生一起散步。那時種種宣傳正鬧的很響。我就問金先生，哪一派是真理。他並沒有特定的答覆這個問題。沉思了一會，他說，凡屬所謂時代精神，掀起一個時代的人興奮的，都未必可靠，也未必持久。我接著又問他，什麼才是比較持久而可靠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