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衡在北大講「金石學」，帶學生去故宮看商周青銅器。學生問他：「何以知道是真的？」馬衡說：「若要知道什麼是真的，先要知道什麼是假的。」學生又問：「那麼，又何以知道什麼是假的呢？」馬衡說：「若要知道什麼是假的，先要知道什麼是真的！」
梁啟超說：「吾愛孔子，吾更愛真理。」
1929年，梁啟超身體漸趨惡化，學生謝國楨和蕭龍友勸他停止工作，加強休息。梁說：「戰士死於沙場，學者死於講壇。」不久不治而逝。1982年，謝國楨因病住院，猶堅持看書不已，蕭龍友的兒子蕭璋去看他，勸他養病期間不要看書，注意休息。謝說：「戰士死於沙場，學者死於講壇，師訓不可違！」
章太炎、劉師培、黃侃三人常在一起切磋學問，有一次，劉師培感嘆自己生平沒有資質優秀的弟子堪當傳人，黃侃即朗聲問道：「我來做你的關門弟子如何？」劉師培以為黃侃只是開玩笑，便說：「你自有名師，豈能相屈？」黃侃正色相告：「只要你不認為我有辱門牆，我就執弟子禮。」第二天，黃侃果然用紅紙封了十塊大洋，前往劉家磕頭拜師。有人認為黃的學問更勝於劉，不必自輕身份，黃說：「《三禮》為劉氏家學，非如此不能繼承絕學，此所謂道之所存，師之所存。」
黃侃只比劉師培小兩歲。
王闓運就任尊經書院的第一天，就對學生傳授學經的方法，說：「治經於《易》，必先知易字含數義，不當虛衍卦名；於《書》，必先斷句讀；於《詩》，必先知男女贈答之辭，不足以頒學官，傳後世，一洗三陋，乃可言《禮》，《禮》明然後治《春秋》。」又說：「說經以說字為貴，而非識《說文解字》之字為貴」，「文不取裁放古則亡法，文而畢摹乎古則亡意。」
辜鴻銘曾經教授記憶之法，謂第一步是感動（impression），第二步是保留（retention），最後一步是回憶（recolle）。當外國人向他請教因何有如此記憶力時，他說：「你們外國人用腦記憶（remember by brain），我們中國人用心記憶（remember by heart）。」
陳寅恪執教於中山大學時，講課時校內教授旁聽者常多於學生，陳因有「教授之教授」的稱謂。
1953年12月1日上午，在陳寅恪的家裡，汪錢和自己的老師陳寅恪作了一次長談。汪錢按照老師的要求，記錄下陳寅恪的一篇口述長文。在這一「對科學院的答覆」中，陳說：「我的思想，我的主張完全見於我所寫的《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中……我決不反對現政權，在宣統三年時就在瑞士讀過《資本論》原文。但我認為不能先存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我要請的人，要帶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獨立精神。不是這樣，即不是我的學生。所以周一良也好，王永興也好，從我之說即是我的學生，否則就不是。」
陳寅恪說：「我儕雖事學問，而決不可倚學問以謀生，道德尤不濟饑寒。要當於學問道德之外，另謀求生之地，經商最妙。」
夏承燾評論陳寅恪時說：「著書有三種：最上，令讀者得益；其次，令此學本身有發現；其三，但令讀者佩服作者之博學精心。陳君之書，在二三之間。」
陳寅恪說：沒有自由思想，沒有獨立精神，即不能發揚真理，即不能研究學術，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他認為：中國自今以後，即使能忠實輸入北美或東歐思想，其結局當亦等於玄奘唯識之學，在吾國思想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終歸於歇絕者。華夏之文化，曆數千載之演進，後漸衰微，終必復振。
石泉的《甲午戰爭前後的中國政局》，是在導師陳寅恪的指導下開題的，這是陳寅恪惟一一次指導學生作中國近代史學位論文，在很多細節上對石泉有發矇解惑之力。但陳同時對石泉說：「我可以指導你，其實我對晚清歷史還是熟悉的，不過我不能做這方面的研究。認真做，就必然會動感情，這樣一來，看問題就不客觀了。」
陳垣常對人說：「一篇論文或專著，作完了不要忙著發表，要給三類人看：一是水平高於自己的人，二是和自己平行的人，三是不如自己的人。」他以為這樣可以從不同角度得到反映，以便修改。
據豐子愷在回憶他的老師李叔同時寫到：
有一次他到我家。我請他藤椅子里坐。他把藤椅子輕輕搖動，然後慢慢地坐下去。起先我不敢問。後來看他每次都如此，我就啟問。法師回答我說：「這椅子裡頭，兩根藤之間，也許有小蟲伏著。突然坐下去，要把它們壓死，所以先搖動一下，慢慢地坐下去，好讓它們走避。」
豐子愷崇拜李叔同，兩人的師徒之情天高地厚。李叔同溫柔高雅，舉手投足間有奪人心魄的寶相，這正是豐子愷崇拜他的意義所在。所以夏丏尊說：「子愷被李叔同迷住了！」
趙元任告訴女兒，自己研究語言學是為了「好玩兒」。淡淡一句「好玩兒」，背後藏著頗多深意。
周作人說：「科學其實也很道德！」
一次習作，學生引用《資治通鑒》。顧頡剛說：「引用古書資料，要用原始書，《資治通鑒》是二手貨，不足取信於人。」
又一次，粗心大意，寫錯字，老師罵他：「要細心，一個字不可輕輕放過。」
再一次，他出大題目要寫作，這次老師罵他更狠：「你的毛病好出大題。要知道大題目費大功夫，不易做得充實；小題目可以做得充實有力，無懈可擊。某些事，可以大題小作，在學問上則要小題大做。」
古直在廬山東林寺設帳收徒，杜宣等人前去聽課，古直問他帶了什麼書，杜說只帶了一部《辭源》，古直勃然大怒：「怎麼我的學生用《辭源》？」杜說：「我不認識的字，不查《辭源》查什麼？」古更加怒了，大聲地說：「怎麼，我的學生查《辭源》？」後來古直緩和下來，才說：「做學問，不能靠二手貨，不懂的字，要查《說文》，查《爾雅》，查《水經》」，「要查這個字的第一次出現的地方，這樣才可靠。《辭源》這一類書，是二手貨，不可靠的。我們做學問要有窮根究底的精神才行。」
蔡東藩有語：「我為我文，不必不學古人，亦不必強學古人；不必不學今人，亦不必盲從今人。」
蒙文通語與學生：「學問可以不做，卻要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人。」
「聰明人要用笨功夫」。這是胡小石先生告誡其高足王季思的一句話。王季思早年在東南大學受教於胡先生。一次他將自己的一篇論文送請胡先生審閱。論文評析元好問的《論詩三十首》，王季思用張華「平關之役，利在獲二俊」之言詮釋「論功若准平關例，合著黃金鑄子昂」二句。胡小石認為這一典故僅說明了前一句，而後句卻未有著落，因而建議他去查《國語》一書。季思先生遵囑查閱，方知後一句乃用《越語》中勾踐用黃金為范蠡鑄像的典故。
陳中凡研讀古書「審諦九事」：別真偽，識途徑，明詁訓，辨章句，考故實，通條理，知家法，察史實，知流別。
陳望道說：「一個人，如果要在事業上有所成就，需要七分學者氣，三分才子氣。學者氣長到十分就會呆，才子氣長到十分就會浮。」
顧隨每次步上講台，常是先拈舉一個他當時有所感發的話頭，然後就此而引申發揮，有時層層深入，可以接連講授好幾小時甚至好幾周而不止。舉例來說，有一次先生來上課，步上講台後便轉身在黑板上寫了三行字：「自覺，覺人；自利，利他；自渡，渡人。」
初看起來，這三句話好像與學詩並無重要之關係，而只是講為人與學道之方，但先生卻由此而引發出了不少論詩的妙義。先生所首先闡明的，就是詩歌之主要作用，是在於使人感動，所以寫詩之人便首先須要有推己及人與推己及物之心。先生以為必先具有民胞物與之同心，然後方能具有多情銳感之詩心。於是先生便又提出說，偉大的詩人必須有將小我化而為大我之精神，而自我擴大之途徑或方法則有二端：一則是對廣大的人世的關懷，另一則是對大自然的融入。
葉嘉瑩學成出師，南下的時候，顧隨對她說：「不佞之望於足下者，在於不佞法外，別有開發，能自建樹，成為南嶽下之馬祖，而不願足下成為孔門之曾參也。」
這重託讓葉嘉瑩一生都忘不了，她說：
我之所以在半生流離輾轉的生活中，一直把我當年聽先生講課時的筆記始終隨身攜帶，惟恐或失的緣故，就因為我深知先生所傳述的精華妙義，是我在其他書本中所絕然無法獲得的一種無價之寶。古人有言「經師易得，人師難求」，先生所予人的乃是心靈的啟迪與人格的提升。
——《顧隨全集·序言》
夏承燾先生還曾在日記中記下這樣一個夢，謂其前身為宋徽宗云云。但是先生更加重視的還是後天的努力。他說：「我曾經諧笑地告訴一位朋友，『笨』字從『本』，『笨』是我治學的本錢。」他的成就、他的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