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燾是近代中國第一個派駐國外的公使，在當時前所未聞。人們難以接受，朝野上下，一時議論紛紛，郭的故鄉湖南，風氣更為閉塞，大名士王闓運編了一幅對聯諷刺他：出乎其類，拔乎其萃，不容於堯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在長沙準備鄉試的考生，不僅燒毀了郭修復的玉泉山林寺，還揚言要搗毀他的住宅，開除他的湖南省籍。老友劉坤一也質問他：「何以面目歸湖南？更何以對天下後世？」當時只有李鴻章理解他，稱讚他：「七萬里之行，似尚慷慨。」
清朝末年，維新與保守較量頻繁，當朝大學士倭仁反對招考學習天文、算學的人員，其理由是：凡學問都以中國為最好，根本用不著向外國去學習。他以病傷為借口，堅辭派他擔任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職務。另一位大臣徐桐也對西學極為仇視，他住在東交民巷，府宅與使館相鄰，做一幅對聯說他「與鬼為鄰，望洋興嘆」。
徐桐保守頑固，對一切洋玩意兒，一概深惡痛絕。有一次看到他的兒子，已經做到刑部侍郎的徐承煜叼著雪茄煙從他面前走過，立刻勃然大怒，訓斥道：「我還活著，你都這樣；我死了以後，一定稟明閻羅王，讓你胡服騎射作鬼奴。」並罰兒子跪在太陽底下暴晒。
戊戍政變之初，張元濟赴賢良寺謁見李鴻章，勸說「中堂一身系天下之重，如能剴切敷陳，或有轉移之望」。李嘆氣說：「小孩子懂得什麼！」張元濟被慈禧革職，永不敘用。兩年後，八國聯軍入京，李鴻章由兩廣總督調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慈禧想用他來與洋人議和。李經滬北上，張元濟求見李，勸他不必再為清廷效力，李又斥之曰：「你們小孩子懂什麼！」
1898年，章太炎因參與維新被通緝，逃往日本佔領下的台灣，任台北日報記者，俞樾耿耿於心。後來章太炎剪辮子，發表系列仇滿言論，更為俞樾所不能容忍。1901年，適逢章太炎到蘇州東吳大學任教，來拜望老師，俞樾藉此怒斥道：「聞爾游台灣，爾好隱，不事科舉，好隱則為梁鴻、韓康可也。今入異域，背父母陵墓，不孝；訟言索虜之禍毒敷諸夏，與人書指斥乘輿，不忠。不孝不忠，非人類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對於這段痛罵，章太炎一方面搬出清學太祖顧炎武，從經學角度進行辯駁，一方面寫下《謝本師》一文，表明自己的政治態度，並毫不客氣地責問其師：「何恩於虜，而懇懇遮蔽其惡？」
倫敦事件後，康有為認為，把自己的名字與孫中山聯繫在一起，是一件極冒險的事。他的弟子麥孟華還據此事件把孫斥為「盜匪、會黨分子，使中國丟盡了臉的人。」
早在1895年，孫中山和康有為就聯絡過。那時孫中山正在準備廣州起義，他派陳少白到上海去找康有為。陳少白正好和康有為住在了一個客棧，僅僅一房之隔，於是孫中山的特使和康有為有過一次「頗歡」的談話，談的全是如何推翻帝國政府之事。但到政變失敗，康梁出逃，孫中山有意與康有為合成一股力量時，康有為的回答讓孫中山吃驚不小：「今上聖明，必有復辟之一日，余受恩深重，無論如何不能忘記，惟有鞠躬盡瘁，力謀起兵勤王，脫其禁錮瀛台之厄，其他非余所知。」
梁啟超自戊戌亡命日本後，接受新思想洗禮，與乃師齟齬日多。康有為以保皇保教祀天配孔諸義硜硜自守，梁氏則頗不以為然：「孔學之不適於新世界者多矣，而更提倡保之，是南行北轅也。」
1917年張勳復辟，康有為沐猴而冠，再行跪清之禮，梁啟超指責康為「首造逆謀」，是「大言不慚之書生」，而康有為在事後更指斥梁曰：「鴟梟食母獍食父，刑天舞戚虎守關。逢蒙彎弓專射羿，坐看日落淚潸潸。」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清廷被迫起用袁世凱，下罪己詔，開黨禁，解散皇族內閣，任「袁總理」，榮慶充任顧問大臣。此時袁世凱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榮慶卻贊他：「忠義之氣猶見眉宇」。
南北議和期間，孫中山的民國政府已無意約束袁世凱，同盟會早已分崩離折，無法發揮作用，大多數人如黃興等極力主張跟袁妥協，汪精衛則懷疑孫中山有名利思想，「當面斥孫公」，諷刺孫中山說：「你不贊成和議，難道是捨不得總統嗎？」
袁世凱把孫中山請到北京，給以總統般隆重禮儀相待。一個多月時間，談話十餘次。孫每次講話，袁總是隨聲附和，謙恭異常。孫說要實行「耕者有其田」，他亦不加思索，連聲贊同，以至孫起了疑心，問梁士詒，梁沉思片刻答說：「先生為南方人，總統為北方人，南方多大地主，北方為中小地主，因此先生主張耕者有其田，總統並不覺得有何不可。」孫聽後恍然，打消對袁的疑慮，對袁說：「十年之內，大總統非公莫屬。」「希望您當十年總統，十年之內我築成鐵路二十五萬里，您練精兵五百萬。」
宋教仁臨終前致電袁世凱，對其寄予殷切的期望。章士釗說宋是「至死不悟」，他對袁世凱所代表的中國根深蒂固的專制力量實在是認識不足。在上海時，陳其美要他提防暗殺，他還狂笑說：「只有革命黨人會暗殺人，哪裡還怕他們來暗殺我們呢？」許多朋友來信要他多注意安全，他都以為是謠言。
辜鴻銘在北大教授會議上說：「如今沒有皇帝，倫理學這門功課可以不講了。」人們以為他復古倒退，是守舊人物。張勳復辟的時候，辜在外交方面很賣力，梁敦彥保薦他做外部侍郎，張勳說：「辜鴻銘太新了，不能做侍郎。」
范旭東興辦實業，抵制外貨，雖在經濟十分困難的時候，對於工人的福利設施仍很重視，例如辦了食堂、醫院、小學、宿舍、補習學校等。有一次黎元洪總統到其廠參觀，稱讚他們的工人福利辦得好，說：「工人吃的饅頭，面很白，同我吃的一樣。」
邢寶齋為段祺瑞家僕，對段的發跡不以為然，常在外人面前提起，他當年在段父軍中當管帶，段也隨在身邊。當時段祺瑞一天到晚鼻涕拉塌的，挺不起眼。邢寶齋實在看不上他，就說：「你這叫什麼少爺呀！一點也不愛乾淨。」可段總不改，邢氣極了，就說：「你這個鳥樣！」邢總說這些事，有人聽得不耐煩了，便說：「你不是看不上他么？他如今驚天動地，而你如今還得上街賣笤帚。」這句話把邢寶齋堵得沒話說，只好結結巴巴：「咱也不知道他有這一天呀！早知如此，也對他好點呀！」
1918年冬，李大釗和一些人在北京大學建立了「馬克思主義研究小組」，第一次集會是在沙灘紅樓北大圖書館主任辦公室舉行的。成舍我也去參加了這一次集會，散會後他跑到第一宿舍（沙灘北大東齋）把帽子一扔，對幾個熟人說：「中國的布爾什維克今天開成立會了。這個主義是『你的是我的，我的還是我的』的主義，我可不贊成。」此後他就沒有去參加過。
1919年冬，毛澤東在北京大學打工。工作之餘常向大學教授、學生領袖們請教，但遭受白眼之辱。幾十年後，記憶猶新，他跟人說，當時不僅傅斯年、羅家倫這樣跟他年齡相當的學生領袖，「沒有時間聽一個圖書館助理員講南方土話」，就是胡適這樣的大學教授，也「竟不肯屈尊回答一個小小的圖書館助理員」。
司法總長羅文干「金法郎」一案導致王寵惠內閣出現危機。在這個好人內閣辭職前夕，幾位重要的閣員自王寵惠以下，如教育總長湯爾和、外交總長顧維鈞、內政總長孫丹林、交通總長高恩洪等人，齊集在顧維鈞家中，商議應付羅文干被捕事件，其中以湯爾和的態度最激烈，主張全體辭職援助羅氏。王、顧比較溫和，因湯為醫學博士，王對湯說：「你是醫生，你只知道救人，我是政治家，我的目的是救國！」書生論政，一時傳為笑談。
留學法國里昂大學，學成歸國的哲學博士張競生，於1920年2月上書陳炯明，提倡計畫生育。他在倡議中說：「一國的強盛，不在人口繁多，而在於人人都是有人的資格。」他強調節育，節育的目的在於優種，此時陳炯明有兒女十餘人，接到此書後，認為是諷刺自己，斥為謬論，並對身邊的人說：「此公大概有神經病吧！」
蔣光赤的革命小說出版，革命者中幾乎沒有人看。大家對蔣和他的文字，對一般新文學，都懷有很深的成見。陳獨秀翻一翻《少年飄泊者》，說道：「雖是熱天，我的毛管也要豎起的。」
張國燾初到鄂豫皖根據地，就指揮紅軍戰士打了幾次勝仗，一時有中央來的「賽諸葛」美譽。有一次，獨立團的官兵打勝仗後回駐地，沿途農民向戰士祝賀，看見張國燾坐在轎子里，有人以為張是被俘的土豪，說：「為什麼不把他四腳朝天？」或者說：「好一條白肥豬！要值串把大洋吧！」戰士們搶著糾正說：「不要瞎說，他是我們的中央。」
魯迅曾有「救救孩子」的說法。20年代，高長虹跟魯迅鬧翻，因魯迅在45歲時說自己老了，高認為這是「精神的墮落」。高長虹借魯迅的話問：「不再吃人的老人或者還有？救救老人！！！」
胡適好談政治，而所談多攪渾水。他曾站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