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自珍說，文字緣同骨肉深。
咸豐七年（1857年）12月，英法同盟軍攻陷廣州城。葉名琛被捕時，隨從指著河水示意他投河自盡以免遭辱，葉睜大眼睛不說話。後來，葉名琛被挾至加爾各答，被囚禁的地方叫鎮海樓，據說他這時「猶時作書畫，自署曰『海上蘇武』，賦詩見志，日誦呂祖經不輟」。次年，葉名琛死在異鄉。當時的人怒他辱國辱身，作了這樣的對聯來描述他：不戰、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相臣度量，疆臣抱負；古之所無，今之罕有。
胡林翼圍攻安慶時，曾視察軍情，策馬登山，瞻盼形勢，既復馳至江濱，忽見二洋船鼓輪西上，迅如奔馬，疾如飄風。胡變色不語，勒馬回營，中途嘔血，幾至墜馬。胡前已得疾，自是益篤，不數月，薨于軍中。蓋賊之必滅，胡已有成算。只是見洋人之勢方熾，則膏肓之症，著手為難，雖欲不憂而不可得矣。閻敬銘每與胡論及洋務，胡總是搖手閉目，神色不怡者久之，說：「此非吾輩所能知也。」
蔡元培甲午前後為翰林學士，居京中，一直沿著舊學道路前進。甲午中日之戰，為其轉變的一大契機。《馬關條約》簽字，他寫下了「可為痛哭流涕長太息者也」這樣刻骨銘心之句，此後，探索救國之道，始言西學。
李鴻章說：「我辦了一輩子的事，練兵也，海軍也，都是紙糊的老虎，何嘗能實在放手辦理？不過勉強塗飾，虛有其表，不揭破猶可敷衍一時。」
吳汝綸曾東遊日本考察教育，到馬關春帆樓上，看到李鴻章當年談判時坐的凳子都要比日本人矮半截，不禁悲從中來，陪同的日本友人要他留下墨寶，他大書「傷心之地」四字。
庚子事變期間，一批守舊官員力主收撫義和團，向各國宣戰，且偽造了英國公使的照會，內有要求那拉氏不再干政，還政光緒的話。慈禧召開御前會議，光緒亦在坐，侍郎許景澄見情勢迫切，走近御座，竭力陳說，向英國一國開戰已無把握，向各國開戰，尤無理由。又說義和團不可恃，如此蠻幹，恐有亡國之禍。說話間聲淚俱下。光緒聽了，拉著許的手大哭起來，慈禧大怒，高聲喝道：這是什麼樣兒。決意宣戰。許被處死。
鄒容說：「海內之士，莘莘濟濟，魚魚雅雅，衣冠俎豆，充軔儒林，抗議發憤之徒絕跡，慷慨悲吒之聲不聞，名為士人，實則死人不若。」
宋教仁說陳天華的愛國熱忱乃是出於天性，陳每讀中外歷史，「於興亡盛衰之感，則涕泗橫流」。因為痛感民族危亡，他寫下了《猛回頭》、《警世鐘》這兩本激動人心的小冊子，以淺顯通俗的語言，將慷慨激昂的愛國熱情表現得淋漓盡致。在國內特別是長江流域廣為流傳，他的反帝救國思想因而也贏得了廣泛的同情和影響。1906年1月4日的宋教仁日記寫著「倒卧於席上，仰天歌陳星台《猛回頭》曲，一時百感交集，歌已，不覺凄然淚下，幾失聲」。
1907年，楊篤生與于右任等在上海創辦《神州日報》。他所寫的社論和「時事小言」大膽潑辣，言人所不敢言，很受讀者歡迎，時人譽之為「公之文欲天下哭則哭，欲天下歌則歌」。四年後，他為革命精神受到刺激，傳聞黃興戰死，他非常悲傷，發現章士釗跟保皇黨人來往，兩人關係因此決裂，精神上再度受刺激，痛苦難忍。遺書給吳稚暉：「有生無樂，得死為佳。」1911年8月6日，楊在英國利物浦海口投大西洋死。
秋瑾被捕後，山陰縣令李鍾岳不肯刑訊逼供，只是讓秋瑾自己寫供詞，於是留下了「秋風秋雨愁煞人」七字傳世的絕命詩。李鍾岳離任到杭州賦閑之際，每天反覆念叨著「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兩句話，對秋瑾之死深自內疚，認為自己無能讓秋瑾活下來，別人雖可原諒他，自己卻無法抗拒良心的責備。痛苦悲憤之餘，他逐漸產生了以身殉道的念頭，經常獨自一人將密藏的秋瑾遺墨「秋風秋雨愁煞人」七字「注視默誦」，並為之泣下。在良心的自責下他自殺身亡，離秋謹遇害不到一百天。身後蕭條，幾不能棺殮。
韓衍問：「銅與鐵者皆金類也，刀，何怨而斷志士頸；銅，何德而鑄志士像？」
良弼被殺後，京城風雲至急，趙秉均、胡唯德、梁士詒三人入朝見隆裕皇太后，隆裕掩面泣云：「我們母子二人性命都在你們三人手中，你們回去好好地對袁世凱說，務要保全我們母子二人性命。」
1912年2月，丘逢甲在南京出席臨時政府會議期間患病，告假南歸。2月25日去逝，臨終之際喊道：「死後必須南向而葬，我不能忘記台灣啊！」
民國六年，蔣夢麟回國，理由是：「學成回國是我的責任，因為我已享受了留美的特權。」他後來在日本上野公園展覽會上，看到中日戰爭中俘獲的中國軍旗、軍服和武器時，「簡直使我慚愧得無地自容。」稍後他看見日本人陶醉於對俄戰爭的勝利，遊行隊伍綿延數里，他說：「我孤零零地站在一個假山頂上，望著遊行的隊伍，觸景生情，不禁泫然涕下。」
陳延年到蘇聯學習時，吃飯、穿衣、住房，皆為學校供給。雖然是黑麵包，裡面常有乾草，菜也只是配給，不能吃飽，但陳對鄭超麟說：「我一生未曾過這樣好的生活……」
榮宗敬說：「上天不令中國人做第一等人。」陳光甫引申說：「上天簡直不使我們做人。一般人生來都是窮苦，國內謀生艱難，生在山東的跑到東三省去做工，福建人向南洋各地去，廣東人到歐美去求生活。」
武訓對上義學的孩子們說：「你們念好了書，千萬不要忘記窮人。」
1924年，于右任詩：「風虎雲龍亦偶然，欺人青史話連篇。中原代有英雄出，各苦生民數十年。」
20世紀20年代，魯迅在廈門平民學校成立會上說：「沒有什麼人有這樣大的權力：能夠教你們永遠被奴役。沒有什麼命運會這樣註定：要你們一輩子做窮人。你們自己不要小看自己……」
1926年8月6日，林白水被押赴天橋刑場，以「通敵有證」的罪名槍決。被難時，他身穿夏布長衫，鬚髮斑白。子彈從後腦入，左眼出，陳屍道旁，見者鼻酸。距邵飄萍在同一地點被殺不過百日，人稱「萍水相逢百日間」。
馮友蘭曾在《新事論》中說：我們常聽見許多關於城裡人與鄉下人的笑話，照這些笑話所說，不但城裡的人比鄉下的人知識高，才能高，享受好，即城裡的狗亦比鄉下的狗知識高，才能高，享受好。這些雖是笑話，而卻不見得不合事實。我們甚至可以說，不但城裡的狗比鄉下的狗知識高，才能高，享受好，而且城裡的狗，在有些方面，比鄉下人亦是知識高，才能高，享受好……在中國，一百個鄉下人中，至少有九十個一生沒有吃過如城裡的富室狗所吃的飯食。
1933年2月，顏惠慶、顧維鈞、郭泰祺等人艱苦努力，使國際聯盟在日內瓦以壓倒多數通過了關於中日衝突的報告書，中國在外交上居於有利地位。就在此時，日軍發動了對熱河的進攻，顧氏等人急盼中國軍隊奮力作戰，使他們能夠繼續保持有利地位，可是中國軍隊一再潰退，中國代表立即轉為尷尬的處境。顧說：「不論我們每次怎麼說，宣稱要堅決抵抗，但是到了第二天，傳到日內瓦的消息總是又喪失一塊土地。」在這種情況下，顏、顧、郭聯名致電政府辭職，表示「自報告書公布後，軍事方面重要甚於外交。將來外交前途，多視軍事為輕移，惠等心餘力拙……應請准於開去代表職務。」顧維鈞晚年憶及此事，仍是「猶感難堪」。
胡適說，他「每讀史至鴉片之役，英法之役之類，恆謂中國直也；至庚子之役，則吾終不謂拳匪直也。」
陳寅恪曾有送北大學生詩，說是：「群趨東鄰受國史，神州士子羞欲死。」又有詩說：「天賦迂儒自聖狂，讀書不肯為人忙，平生所學寧堪贈，獨此區區是秘方。」
瞿秋白絕命詩：「夕陽明滅亂山中，落葉寒泉聽不窮。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萬緣空。」
1935年10月22日，戈公振去世，彌留之際，他說：「國勢垂危至此，我是中國人，當然要回來參加抵抗侵略者的工作……」其死讓鄒韜奮等人悲痛至極，沈鈞儒讀了鄒的悼念文章，抵制不住內心的激動，慨然命筆，賦詩四首，最後兩首：「哀哉韜奮作，壯哉戈先生！死猶斷續說，我是中國人！我是中國人！我是中國人！我是中國人！我是中國人！」他自述第四首先寫一句，竟不能續，再寫仍是這五個字，寫完後，淚滴滿紙。
魯迅去世，蕭軍和胡風守靈三夜，蕭軍多次念叨：「先生沒有死，他會坐起來談話的。」當黃源通知他時，他竟怒目圓睜地抓住黃：「你誆我？」
1937年初，於立忱回國後自縊身亡，絕命書曰：「如此國家，如此社會，如此自身，無能為力矣！」
「七七事變」之後，馮友蘭、吳有訓南下逃難，在河南鄭州，馮邀吳去吃黃河鯉魚，碰見了熊佛西，三人邊吃邊聊，幾乎所有話題都扯到了國恥。熊喜歡養狗，說起了許多狗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