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為未捷前，上萬言書，大談時政，又著《新學偽經考》以驚鄙儒，一時王公大人群震其名，以為宣尼復生，遂呼為康聖人。禮闈既捷，聲名愈大，虛聲所播，光緒皇帝亦頗聞之，將為不次之擢。翁同和竊窺上意，就力保康有為，說是「其才勝臣十倍」。又怕他日或有越規，乃加「人之心術，能否初終異轍，臣亦未敢深知」等語，以為如此言語，可以不至受過矣。
八國聯軍攻佔北京後，對沒有來得及逃跑的王公大臣公開凌辱，如肅親王善耆、御史陳壁等人，被迫去挑大糞、運石頭，當時國內外報紙爭相報道，蔚為奇觀。懷塔布當時官居禮部尚書，是慈禧太后的姻親，被用來拉車，一個洋鬼子坐在車上，手拉韁繩，不時用手中鞭子抽打他的脊背，啪啪作響，懷尚書回頭笑說：「老爺子別打了。這條路小人一天跑幾趟，不會拉錯地方的。」
《辛丑條約》後，清廷下「罪己詔」，始施改革，幾乎盡行康梁當年新法。而改革非但沒有制止特權，反而擴大了特權，特權的擴大又導致腐敗的加深。孫中山當時就說：「單單是引進鐵路或歐洲物質文明的任何這類措施，由於它們打開了新的敲詐勒索、貪污盜竊的門路，反而會使事情更壞。」
良弼留學東京士官學校，親見革命風潮之烈，歸而語滿人大佬說：「不用害怕，這些人每月給他們數萬金銀，賞一頂戴，他們就會閉口了。」後來的袁世凱也是對付人事裏手，慣技就是以錢鋪路，黃遠庸因此說袁世凱是良弼的徒弟。黃的車夫與一車夫當街吵架，站崗巡警云：「得了，得了，知道嗎？現在是共和時代，大家對付著罷了。」黃以為對付之思想亦是專制教育之體現，又說這位巡警是袁世凱的徒弟。
袁世凱做總統後，極為提倡尊孔，他說，「孔子之道，亘古常新」，「如布帛菽粟之不可離」。1913年起，他連續發布了尊孔讀經的命令和條例，通令全國恢複祭孔。1914年9月，他率文武百官，到文廟祀孔，12月，到天壇祭天。
嚴復年輕時對清政府的昏庸顢頇大為憂慮，常對人說：「不三十年，藩屬且盡，繯我如老牸牛耳。」中法戰爭後，嚴復更不相信洋務派的「新政」設施能夠「富國自強」，對洋務運動非常不滿。李鴻章「患其激烈，不之近也」。從此，一直不受重用。直到清政府快要覆亡時，為了籠絡社會名人，1909年，清廷賜給嚴復文科進士出身。1910年，海軍部特授他協都統，又征為資政院議員。1911年，授海軍一等參謀官。嚴復長子嚴璩也升到二品銜的高官。一家與清廷的關係密切起來，他也因此對革命持否定態度。辛亥革命以後，他懷念清王朝，常常發表言論，詆毀革命，認為中國人的「識度不適於共和」。
1915年，袁世凱推行帝制後，徐世昌要求辭職。當袁勸他贊助時，他說：「舉大事不可不稍留迴旋餘地，若使親厚悉入局中，萬一事機不順，無人以局外人資格發言為謀轉圜矣，某當此時而求去，非為自身計也。」隨即退居河南輝縣水竹村。袁稱帝後，封他為「嵩山四友」之一，特許不稱臣，不跪拜。
康梁革命失敗後，康有為日益保守，從政治革命到君主立憲，又退到保皇，到要求定孔教為國教，他自承：「吾自游墨西哥而不敢言民主共和，自游印度而不敢言革命自立焉。」
1923年7月，孫中山就因尋求美國支持不得，而向《紐約時報》記者表達了他強烈的不滿。同年12月，孫中山更因要截留廣東海關關余，又遭遇英、美、法、日、意、葡等國派軍艦赴廣州向他示威。他終於忿然宣布：「我們已不依賴西方，我們將聯合俄國。」
1923年，王造時在《清華周刊》發表文章說：「對於講學問的梁任公先生，我是十二萬分的欽佩；對於談政治的梁任公先生，我是十二萬分的懷疑。」以此為國民黨辨護。十年之後，王同樣激烈地批評國民黨，朋友說他自相矛盾，王反問：是我變了呢？還是國民黨變了呢？
孫中山應邀北上，但到天津後，奉系、皖系跟他的合作就破裂了。張作霖在宴會上說：「我是捧人的，我今天能捧姓段的，就可捧姓孫的。惟我只反對共產，如共產實行，則雖流血所不辭。」
胡漢民曾對張學良說，當年在總理面前是兩個人，一個是汪精衛，一個是他。總理總是派汪精衛到外面去辦外交，干這些事都得說假話呀，不能說真話。因此，汪精衛習慣了，他跟誰都說假話。而胡漢民是辦內務的，得說實話，他在總理面前什麼都說，結果得罪了總理。
1927年，井岡山的邊區特委開會時，每一個與會者的胸前都必須掛一個紅布條，寫上各人的出身。陳正人讀過兩年師範，雖然未讀完初中，在這些大老粗中間，他算是知識分子了。當開會選舉，他當選為特委書記時，有人說：「不行，不行，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黨，一個知識分子怎麼能當書記？！重選，重選……」結果在印刷廠當過學徒的譚震林當書記，陳為譚的部下，書記的事情卻都是陳正人來做。
北伐完成，東北易幟，中國實現了形式上的統一，蔣介石根基穩固，開始不買元老們的賬。某日，張靜江約吳稚暉、蔡元培、李石曾等人聊天，對蔣發泄不滿，要求大家向蔣進言。吳稚暉說，蔣先生個性倔強，自信力極大，大家不宜進言。明知無濟於事而強為之，徒引起無謂反感，實屬不智之舉。吳又說，若說句粗話，蔣先生是個流氓痞子出身，今已黃袍加身，一躍而為國府主席，自然目空一切。和昔日混跡上海，為靜江先生送信跑腿時，自不可同日而語。最好大家信任他，由他放手去干，不必對國事濫出主張。做得好，固然是他分內的事；做得不好，也是他的責任，免得推諉到別人身上。
1954年4月，吳國楨見到剛從台灣來美的胡適，兩人在政治理念上相當一致。談話中，胡適問及台灣政治犯的人數，吳回答說大約一萬餘人。胡適說：「你錯了，我剛回來，我估計超過十萬人。」後來，胡適再度親近蔣介石，回到台灣並撰文為蔣辯護，甚至指責吳國楨的「背叛」。吳只好公布了這段談話。
潘懷素是中國農工民主黨創始人之一。潘同鄧演達交情很深，1930年和鄧演達在上海組織成立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中國農工民主黨前身），他們在屋裡開會，季方是在門外站崗放哨的。建國後，季方做了主席，潘懷素是布衣學者之身。有一次潘懷素去找季方，季對潘說，你以後不要再來了。
反右期間，有關方面要龍雲承認跟陳銘樞結成了一個「龍陳聯盟」，如果他能答應下來，保證他的生活待遇一切不變。龍雲當場拒絕，他說，這真成了天大的笑話，國人眾所周知，過去我是雲南的土皇帝，土軍閥，而陳銘樞做過國民黨廣東省政府主席，代理過偽行政院院長，算是蔣介石的嫡系。將我們兩個風馬牛地捏在一起，這個事怎麼能行呢？
溥儀被改造後，政府組織他和其他戰犯去東北參觀，他們去當地農家參觀，主人劉大娘不知他們是何人，憶苦思甜，控訴在偽滿洲國時代的悲慘生活，由蔬菜又談到從前吃糠咽菜的時代。劉大娘順手拉開屋角的一隻瓮蓋，讓溥儀看看裡面的大米。她的獨生子笑起來說：「大米有什麼可看的？」她立刻反駁說：「現在沒什麼可看的，可是你在康德那年頭看見過幾回？」溥儀受不了了，站起來向劉大娘低頭說：「您說的那個康德，就是偽滿的漢奸皇帝溥儀，就是我。我向您請罪。」同去的幾個偽大臣將官也站了起來：「我是那個抓勞工的偽勤務部大臣……」「我是搞糧谷出荷的興農部大臣……」「我是給鬼子抓國兵的偽軍區司令……」劉大娘呆住了，最後擦著眼淚說：「事情都過去了，不用再說了吧！只要你們肯學好，聽毛主席的話，做個正經人就行了！」
1962年，陳虞孫率上海評彈團赴港演出，歸來後，各方請他作報告者頻繁。一次他與眾人開會，中間他去聽了一個電話，回到會議桌上，拂然不悅，厲聲說：「我就是想不通，一定要講香港怎麼怎麼不好……」真情流露一剎，而上台講演仍大罵香港。
60年代初，郭世英、張鶴慈和曹天宇等年輕人敏於思考，他們對時代社會感動痛苦、無能為力又想做點什麼。他們的傾向受到父輩和公安機關的嚴密注視。郭世英的父親郭沫若曾跟翦伯贊談論孩子們的思想，並把年輕人的文字給翦看，問翦感想。翦反問郭沫若。郭答：「有些像我們年輕時。」翦伯贊說：「可惜時代不一樣了，現在這一套不行了。」
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央召開了一個多月的工作會議，討論制定「後二十三條」。會前，鄧小平以為是中央書記處召集的一般彙報會，就對毛說：主席身體不好，可以不必參加。同劉少奇發生爭執後，毛澤東一手拿著黨章，一手拿著憲法，到會場興師問罪：「一個不叫我開會（指鄧小平），一個不叫我講話（指劉少奇）。為什麼剝奪黨章、憲法給我的權利？」
在羅儀鳳的安排下，由章詒和和章立凡聯絡，章伯鈞和章乃器在康同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