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個提倡「自改革」的是龔自珍。他的名言：「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敗人之綱紀，必先去其史；絕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廣義的史，也就是國學——自己民族所傳承積累的文史哲學。兩百年從「自改革」出發、奮力走向西方的漫長道路上，龔自珍大約不曾預見這個歷史的悖論：「去其史」者最積極的，竟是中國人自己。
魏源編《海國圖志》，認為攻西方侵略者的策略是：「調夷之仇國以攻夷，師夷之長技以制夷。」「未款之前，宜以夷攻夷；既款之後，則宜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當其時，無人採用其思想，書傳入日本後倒發揮了作用，一日本學者為此感慨：「嗚呼！忠智之士，憂國著書，不為其君用，反為他邦。吾不獨為默深悲，抑且為清主悲也夫！」
左宗棠年愈四十而功名無望，每自嗟嘆，說：「除非夢卜復求，此生殆無幸矣。」
袁世凱做官極重下情，他說：「做一個長官，最要緊的是洞悉下情，只有這樣，才能舉措適當。如果受著下邊的蒙蔽，那就成了一個瞎子，哪有不做錯事的？」其所作所為因此得海內外讚賞，交口稱其為「應變良才」。可悲的是，袁最終沒逃脫受蒙蔽的宿命。
昔日東京筆戰，梁啟超被圍剿甚烈，其中以汪精衛攻擊最力，梁任公自稱多淚多辯之人。不料若干年後，汪精衛亦被圍剿，汪此時深有體味，亦自言為「多淚多辯之人」。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當晚，黎元洪親手處決了兩名準備參加起義的士兵，並威脅部屬說：「誰敢造反，如此下場。」第二天，革命黨人攻佔武昌，急需組建軍政府，要推出一位權威人物來控制局面，發號施令，就想到了黎元洪。黎拒絕說：「誰同你們造反？」他逃往黃土坡參謀家中躲藏，當義軍把他找出來時，他仍忿忿地說：「這不是胡鬧嗎？誰同你們胡鬧呢？事先既未與聞，事後又不通知，這不是兒戲，北洋兵一到，將如之何？」他被擁到諮議局樓上，推為都督，仍拒絕在安民布告上簽字，連喊：「莫害我，莫害我！」革命黨人李翎東用槍逼著他的腦袋，黎仍不肯。直到三天後見革命大勢已成才表示接受。後人稱他是「槍口下逼出來的都督」。
1915年8月，袁世凱親信楊度糾合孫毓筠、嚴復、劉師培、李燮和、胡瑛組織「籌安會」，鼓吹恢複帝制，被人稱為「籌安會六君子」。袁世凱稱帝後，全國反對，各省相繼獨立，最後，連袁世凱的忠實心腹陝西督軍陳樹藩，四川督軍陳宦，湖南督軍湯薌銘，迫於壓力，也先後宣布獨立。時人戲稱「起病六君子，送命二陳湯」。
顧維鈞12歲時，跟上海道尹袁觀瀾之子袁履登為同學。袁幕府中張衡山會看相，他說，這兩個孩子皆非等閑之輩：惟履登不正，將來恐難有善終（後淪為漢奸）；維鈞則一帆風順，富貴雙全。張為此把女兒許配給了顧維鈞，是為顧第一次婚姻。
顧維鈞第二次婚姻在1919年告一段落，很快，顧在倫敦的社交場合結識了「糖王」黃奕柱的愛女黃蕙蘭。據說顧曾找過一個有名的星卜家，出了一個金鎊的酬勞，為他占卦這門親事。卦占結果，佳偶天成，大吉大利，顧意始決。兩人在倫敦結婚，時人稱「一鎊緣」。
陳誠在黃埔軍校任特別官佐。有一次，陳誠晚間訪友，待到歸來，已近天明，但他毫無睡意，乃索性挑燈夜讀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恰逢蔣介石查夜，見有人如此勤奮攻讀，通宵達旦，便走向身邊，問其姓名職務，陳誠畢恭畢敬作答，蔣大加讚賞：「我黃埔軍校中，人皆如此，何等妙哉！」自此，陳誠深為蔣青睞。
1925年，由於鄭振鐸的介紹，李金髮加入了文學研究會，入會號為「149」。入會後，他常參加文學研究會的聚會，因此能見到那時的「文壇巨子」：沈雁冰、傅東華、葉紹鈞、夏丐尊、趙景深等人。近距離的接觸，使李金髮覺得，這些當時中國文壇上聲名赫赫的人物，「其實都是亭子間絞腦汁的可憐寒士，若能在中學做一國文教員，或與書局有關係，做一位編輯，便沾沾自喜，終身有托。文人無出路就是如此情形。」李金髮因此與文藝若即若離，最終走上棄文從政從商的道路。
1928年初，蔣介石因為北伐軍快進入山東省，特向中山大學要山東人隨軍入魯。戴傳賢就推薦何思源，寫信給蔣，由何帶去。戴在信中說，近幾年他的新交中，何是他最好的朋友，也是最有希望的朋友。又說何精通幾國的語言文字，已經出版了好幾種著作。最奇怪的是，戴說，何是一個最孝道的人。蔣看完信後，對何大加辭色。
郁達夫在外是懦弱的受難者，在內是兇惡的暴君，他每在外受到侮辱，回家必向孫荃發泄，百般挑剔，辱罵孫荃是在家「坐食」的「行屍」。「你究竟是為了什麼目的生存在這個世上的呀？」隨後又責怪自己，撫慰孫荃，詳細解釋發怒的原因，孫荃聽了反替他抱不平，為他痛哭，直到兩人相抱而泣，這就是郁達夫說的「悲劇的出生」。其未足月的龍兒出生了，他稱龍兒是兩人「悲哀的繼承者，一看就覺得是一個神經質的薄命的相兒」。稱其出生「多此一舉」。龍兒果然早夭。
麗尼婚後，妻子不巧懷孕，因家窮，無錢生養，走投無路之下只好買了一大包奎寧，想要打胎。沒想到妻子吃了奎寧後，腹痛如絞，麗尼嚇得不知所措。妻子說：「快拿筆來，我寫遺囑，不是你毒死我的！」幸好一位長輩到來，才趕緊把病人送醫院搶救。
1932年鄂豫皖根據地反四次「圍剿」時，徐向前在七里坪一帶打仗，戰局異常緊張，無法回家看望妻子，只是讓警衛員把襪子拿給她補一補，好行軍作戰。警衛員回來悄悄地對他說：「程訓宣被抓走了，人家說她是改組派。」她的命運如何，徐向前不得而知，也不便過問，還是打他的仗。部隊撤離鄂豫皖根據地後，徐向前一直打聽妻子的消息，沒有人知道，也沒有人告訴他。1937年到延安，徐才聽說她和王樹聲的妹妹等一批人都被殺害了。徐向前問周純全：「為什麼要把我老婆抓去殺了，她有什麼罪過？」周說：「沒有什麼罪過，抓她就是為了搞你的材料嘛。」
王世鏜少年時即喜歡臨摹龍門石刻，謂「有古拙博大之風」，後由文字學研究入手，日耽翰墨，30年不倦。于右任偶然間得遇其書，驚問此人尚在否？得知王在漢中困居，以鬻字糊口，大為駭詫，以為如此奇才，埋沒窮鄉僻壤，實國人之羞。於設法將王老先生請到南京，相見恨晚，盡出其所藏古今碑帖遺簡影本以饗王世鏜，並廣為稱譽，予王以監察院參事名義，專事書法。
魯迅加入左聯，與周揚等人關係不睦，深惡痛絕，以至在見到闊別兩年多的馮雪峰時，未及寒喧，劈面就說：「這兩年我給他們擺布得可以！」
抗日戰爭時期，曹聚仁曾做過戰地記者。有一次，他因追趕隊伍，途徑皖南小鎮深渡。當時，小鎮沒有旅館，只有飯鋪。曹聚仁想找一個房間，店伙說樓上有一個房間，不過，要和別的房客伙住，因住房緊張，曹聚仁只能將就。「哪知房中有兩張床，右邊那張床，住著中年婦女，帶著一位十六歲少女。……到了半夜，那婦人一定要她女兒睡到我的床上。那少女一聲不響，真的睡到我的身邊來了。也就胡裡胡塗成其好事了。後來，我才知道他們欠了飯店六塊大洋，身邊又沒一文錢，只好聽店伙的安排，走這麼一條路了。……第二天早晨，我便替她倆付了房錢，叫了一輛獨輪車，送她倆上路，還送了十塊錢。她倆就那麼謝了又謝，把我看作是恩人似的。」曹晚年回憶此事時說，「希望讀者不必用道學家的尺度來衡量這一類的課題；在戰時，道德是放了假的。……臨別時，那婦人暗中塞給我一方手帕。我偷偷地看了，原來是腥紅血跡的白手帕，我當然明白是什麼了。在戰時，如雷馬克《西線無戰事》中所寫的，一位手拿兩隻麵包鳧水過河去的德軍，彼岸的法國少女便投向他的懷中來了。所以，吃飽了飯的道學家，在邊上說說風涼話，實在太可笑了呢！」
周作人懂日本文化，曾有日本人到北大講中日文化合作，周跟日本人說：「談到中日文化合作，我沒有看見日本人的文化，我倒看見他們的武化，你們都是帶著槍炮來的，那裡有文化，只有武化。」抗戰的時候，周留在北平，蔣夢麟示意他說，你不要走，你跟日本人關係比較深，不走，可以保存這個學校的一些圖書和設備。周果然沒有走，後來因漢奸罪被關押在南京。蔣常派人去看他，並常送給他一些需用的東西和錢。有一次，周作人托朋友帶信，說法庭要蔣的證據。他對法庭說，他留在北平並不是想做漢奸，是校長托他在那裡照顧學校的。法庭問蔣有沒有這件事？蔣回信證明確有其事。
1948年初，台大中文系主任許壽裳被暗殺後，魏建功、李霽野、李何林先後辭職返回大陸。台靜農獨留了下來，他說：「實在是因為家眷太多，北方天氣冷，光是一人一件過冬的棉衣就開銷不起，台灣天氣暖和，這一項開銷就省下來了。」
「九一八」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