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以狂出名，一次與曾國藩議事，兩人不和，曾說：「季子自鳴高，與我心期何太左！」（季高，左宗棠字）左對曰：「藩臣身許國，問君經濟有何曾？」
左宗棠曾題神鼎山一聯：「神所憑依，將在德矣；鼎之輕重，似可問焉。」左將此聯派專人送胡林翼轉曾氏，請共同刪改，試探胡曾兩人意向。胡拆看後，一字不動，加封轉曾，曾將「似」改為「未」，原封退胡，胡拆閱，在箋尾加了兩句：「一似一未，我何詞費。」
曾以一字之改表明未有問鼎之意。
曾國藩打下南京以後，勸其稱帝者不少。一天晚上，曾國藩審完李秀成後，入卧室休息，30員將領集於前廳，要求曾氏接見。曾國藩問九帥（即其弟曾國荃）來了沒有？等抱病的曾九帥來後，曾良久不語，後命左右取來大紅箋紙，揮毫寫下「倚天照海花無數，流水高山心自知」的對聯，擲筆而去。眾人咋舌，嘆息，點頭，木然呆之。曾國荃始憤然，繼則凜然，對眾人說，誰敢有什麼話說，此事我一人承擔。眾人聽後才散去。
丘逢甲「六歲能詩，七歲能文」，年僅14歲由父親陪同到台南參加院試，得到主考官丁日昌的賞識。丁出上聯「甲年逢甲子」。丘對以「丁歲遇丁公」，因此被丁贈以「東寧才子」（即台灣才子）的美譽。
1898年4月，康有為在廣東會館發表演講：「吾中國四萬萬人，無貴無賤，當今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籠中之鳥，釜底之魚，牢中之囚，為奴隸、為牛馬、為犬羊，聽人驅使，聽人宰割，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變。」他說：「今日人人有亡天下之責，人人有救天下之權！」
辛丑議和，李鴻章與張之洞意見分歧，李說：「香濤（張之洞字）做官數十年，猶是書生之見耳。」張之洞反唇相譏：「少荃（李鴻章字）議和三次，遂以前輩自居乎？」當時文人認為這是一幅絕對，妙趣天成。
慈禧為廢光緒，曾向各省督撫發密電徵求「廢立」意見。兩江總督劉坤一立刻回電反對，說出了日後流傳甚廣的名言：「君臣之義已定，中外之口難防。」
1904年，慈禧70大壽，章太炎寫下一副對聯，傳誦一時：「今日到南苑，明日到北海，何日再到古長安？嘆黎民膏血全枯，只為一人歌慶有；五十割琉球，六十割台灣，而今又割東三省，痛赤縣邦圻益蹙，每逢萬壽祝疆無。」當時山河破碎，大廈將傾，而朝廷為祝壽仍然要大慶，仍然要收重物，故章如此。當時在湖北的辜鴻銘也口佔一首《愛民歌》：「天子萬年，百姓花錢；萬壽無疆，百姓遭殃。」
清末，段祺瑞帶兵去打漢口的革命黨，他忽然帶頭給清家打來一個電報，說什麼兵力單薄，糧草缺乏，勸清家皇上退位。這一來把清朝給交代了，成立了民國，袁世凱當了大總統，段祺瑞當上陸軍總長，執掌全國兵權。世人稱段，「三句話就把清家皇上推倒了。」
張勳復辟，黎元洪避難日本使館。段祺瑞「再造共和」，繼任總理，他親至日本使館謁黎，請其復職。黎以此次明令張勳率兵入衛，釀成巨變，應負全責，愧對國人，決心下野。黎通電語極痛切，系出於饒漢祥之手。此君長於駢體。通電之末，有警句云：「豈有辭條之葉再返林柯，附溷之花重登衽席。心肝俱在，面目何施！」
辜鴻鳴說：「男人是茶壺，女人是茶杯，只見一個茶壺倒多個杯里，未見多個茶壺往一個杯里倒水。」
1919年5月9日晨，蔡元培悄然離京赴天津，隨即南下上海、杭州。離京前，他曾留下一則《啟事》，10日即在《北京大學日刊》刊出，他寫道：「我倦矣！『殺君馬者道旁兒』，『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北京大學校長之職，已正式辭去，其他向有關係之各學校、各集會，自五月九日起，一切脫離關係。特此聲明，惟知我者諒之。」
1921年底，張作霖擁立親日派的梁士詒組閣，梁與日本密商山東問題，答應用日本借款「贖回」膠濟鐵路，並同意將該路作為中日「合辦」。吳佩孚得知後立即痛罵梁內閣「賣國媚外」，張作霖則公開指責吳佩孚作亂，破壞統一，兩派衝突漸趨激烈，指責電報你來我往。其中吳佩孚馳電回擊張作霖說：「《大誥》之篇，入於王莽之筆，則為奸說；統一之言，出諸盜匪之口，則為欺世。」
張宗昌能詩，其《笑劉邦》曰：「聽說項羽力拔山，嚇得劉邦就要竄。不是俺家小張良，奶奶早已回沛縣。」其詩中「奶奶」應讀作奶奶的，以罵娘的話入詩，真是狗肉將軍本色。其二，《俺也寫個大風歌》：「大炮開兮轟他娘，威加海內兮回家鄉。數英雄兮張宗昌，安得巨鯨兮吞扶桑。」起句妙，足以流傳後世；末句開始拽文，估計是經過了文人修改，「吞扶桑」實際上是句當時流行的空話。
陸小曼對徐志摩說：「你不是我的茶壺，你是我的牙刷；茶壺可以公用，牙刷不能公用。」
張伯苓辦南開大學，初期困難重重。在經費的籌措問題上，主要靠個人捐款，但私人有能力捐款者，多不是有社會良好聲望之人，如政客曹汝霖、軍閥楊以德就給南開捐助很多。學生因此抗議，反對曹、楊為學校董事，認為不能以校董換取捐款，否則有損南開名聲，張伯苓說：「美麗的鮮花不妨是由糞水澆出來的。」
林語堂撰聯自說：「兩腳踏東西文化，一心評宇宙文章。」世稱其為「幽默大師」，他曾舉釋迦、基督、孔孟老莊之言來闡釋幽默精義，說是「我們人都是有罪的，但我們也都是可以被寬恕的。」
1930年2月，中原大戰一觸即發。吳稚暉勸馮玉祥放棄干戈，馮親擬一電報致吳：「南京吳稚暉先生：頃接先生之電，迴環讀之，不覺啞然失笑。假如玉祥不自度量，復先生一電，文曰：『革命數十年的老少年吳稚暉先生，不言黨了，不言革命了，亦不言真理是非了。蒼髯老賊，皓首匹夫，變節為一人之老狗，立志不問民眾之痛苦，如此行為，死後何面目見先總理於地下乎？』豈不太好看乎？請先生諒之。馮玉祥寒日。」
吳佩孚到北平後，華北局勢日趨嚴重，駐北平國民黨高級負責人經常有所更動。從張學良、何應欽、黃郛到宋哲元都按月給他一定的生活費。1933年1月段祺瑞南下時，蔣介石擬派人迎吳南下，因吳表示不願而止。當時上海商會電箴吳保持晚節，吳有皓電回答說：「生平期關岳文史，春秋內外之義，尤所兢兢。舊京寄跡，殊服異俗之賓，從未一入門庭。」
邵元衝到廣西遊玩，見李宗仁、白崇禧，私談後特到西安見蔣，恰好碰上西安事變。別人住在招待所平安無事，獨邵大為恐慌，跳窗出去，被士兵開槍打死。南京報紙說他「聞蔣委員長有難，特越窗赴救，政府待以國葬之禮」。
抗戰前，七君子被捕，在法庭上，審判長問王造時：「被告王造時，你們主張建立一個統一的抗敵政權，是不是要推翻現政府呢？」王是威斯康辛大學政治學博士，答說：「審判長先生，你把政府跟『政權』混為一談了！政府，乃國家行政機關，是國家機構的組成部分。政權，則是指國家權力，亦即統治階級實行階級統治的權力，由軍隊、警察、法庭、監獄等暴力保證其實現……審判長先生，你所問的政權推翻某政府，這樣的問題就是邏輯混亂，概念錯誤！」
郭沫若勸周作人離開北平，寫「國難聲中懷知堂」，說是「如可贖兮，人百其身！」「知堂如真的可以飛到南邊來，比如就像我這樣的人，為了掉換他，就死上幾千百個都是不算一回事的。」郭說日本人信仰周作人的比較多，假使他「到南邊來」，「用不著要他發表什麼言論」，就是對日本人的一服『鎮靜劑』。
抗戰期間，愛國華僑陳嘉庚向重慶提議：「敵未退出我國土即言和當以漢奸國賊論」，此議由國民參政會第二次大會通過，並被後人譽為「古今中外最偉大的一個提案」。
張季鸞有「新聞奇才」之稱，他曾有《楊將軍不寫九宮格》文，記楊虎城將軍因西安事變而遭囚禁中的一段歷史：「將軍獲遣三四年，以生龍活虎之人，在花朝日夕之時，處窮鄉僻壤之地，苦悶無聊，可以想見。左右因便進言：何不以習字為功課！習字能養性，得靜中之樂也。將軍深嘉納之。於是集白羊之毫，折九宮格子，日書百十字。初患格小字大，字正格斜；積旬日，及稍稍有規矩，頗以自喜。左右有諛之者曰：佳哉，將軍幾入格矣！將軍聞言，忽有所感，則大怒，裂其紙，並墨硯而碎之。左右方驚無所措。將軍乃慨然云：我人已在格子里，愁苦不可解，今並我字亦入格耶？我固有罪，我之字無罪也，我何必使字失自由？從此將軍不複習字，苦悶無聊，遂一如往昔。」人稱「這樣的文字，可與《史記》媲美。」
蘇青著有《結婚十年》，其為人既不革命也不女權，她要的是婦權——家庭主婦的正當權益。其婦權主義綱領僅將聖人名言句逗移前一字：「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二戰中，甘地與英印政府矛盾一度激化，與尼赫魯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