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照說：「中國之大，竟尋不出幾個明白的人，可嘆可嘆！」
曾國藩在家書中說：「吾輩讀書，只有兩事；一者進德之事，講求乎誠正修齊之道，以圖無忝所生；一者修業之事，操習乎記誦詞章之術，以圖自衛其身。」
王茂蔭是晚清朝中為數不多的精通經濟問題的官員，他敏銳地認識到貨幣的價格和價值相分離的特徵，並上升到「以實論虛」的理論高度，即堅持貨幣的金本位。他是《資本論》中唯一提到的中國人。他有一句名言：「官能定錢之值，而不能限物之值，錢當千，民不敢以為百；物值百，民不難以為千。」
孫家鼐說：「中學有未備者，以西學補之；中學有失傳者，以西學還之。」
張之洞說：「舊者因噎而食廢，新者歧多而羊亡。舊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則無應敵制變之術；不知本，則有非薄名教之心。」
康有為有《草堂示諸子》詩云：「聖統已為劉秀篡，政家並受李斯殃，大同道隱禮經在，未濟占成易說亡。良史莫如兩司馬，傳經只有一公羊，群龍無首誰知吉，自有乾元大統長。」
1907年，陝西留學生黨松年等人在東京創辦《秦隴》雜誌，請張鳳翙寫稿，張說，「你們這些醋桶子用筆杆子革命，我們軍人革命，要用槍杆子。」一笑了之。
辜鴻銘說：華夏文化的精神在於一種良民宗教，在於每個婦人都無私地絕對地忠誠其丈夫，忠誠的含義包括幫他納妾；每個男人都無私地絕對地忠誠其君主、國王或皇帝，無私的含義包括奉獻出自己的屁股。
魯迅說：「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
林紓曾說：「古文之不當廢，吾知其理，而不能言其所以然。」
王國維說：「無高尚偉大之人格，而有高尚偉大之文章者，殆未之有也。」
新文化運動時，柳亞子響應反孔言論，主張「非孝」，說父子應以兄弟相稱。他寫詩給兒子柳無忌：「狂言非孝萬人罵，我獨聞之雙耳聰。略分自應呼小友，學書休更效爾公。」他還進一步主張廢除倫常，在一首詩中說：「共和已廢君臣義，牙彗羞他說五倫。種種要翻千載案，堂堂還我一完人。」
李大釗說：人生最大的快樂，莫過於在最艱難的時候改造國運。
丁文江最恨靠政治吃飯的政客，他說：「我們是救火的，不是趁火打劫的。」
陳光甫說：「天地間事物有重於金錢者，好感是也。能得一人之好感，遠勝於得一人之金錢。」「上天不負苦心人，為社會服務，利在其中矣。」
林長民說：「做一個天才的女兒的父親，不是容易享的福，你得放低你天倫的輩份先求做到友誼的了解。」
梁漱溟認為，中國文化之偉大非他，只是人類理性之偉大。中國文化的缺欠，卻非理性的缺欠，而是理性早啟、文化早熟的缺欠。
魯迅批評借保存國粹而維護專制政治的「國粹派」們，他說，「我們要保存國粹，須得國粹也能保存我們。」
許春草有個理想，就是要求正義如大水滔滔，公平如江河滾滾，暢流無阻在祖國大地之上。他原是個泥水工，參加過辛亥革命，討伐袁世凱，討伐陳炯明，抗日等等各個近代史上重要的鬥爭。他有幾句名言，一曰：人民反對暴政不必向政府備案；二曰：有公憤無私仇；三曰：不與魔鬼結盟，不與罪惡擊掌；四曰：對付外國侵略，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無錢無力則出命，「我出命」。
張愛玲說：「出名要早呀！來得太晚的話，快樂也不那麼痛快。」
顧維鈞曾反覆闡述他對於外交談判的一個基本原則，即否定全勝論。顧說：「每一個中國知識分子都記得一句古話：寧為玉碎，不為瓦全。換句話說，堅持原則比只顧局部利益為好。我一向把這句話看作是個人一生中的寶貴箴言，因為一個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這項箴言不適用於外交，因為國家是永存的，不能玉碎，一個外交家不能因為必須堅持原則而眼看著他的國家趨於毀滅不顧。」
惲代英是中共最早的黨員之一，在黃埔軍校與蔣介石同事，被捕後，蔣勸降不成就將其殺害。惲坦然處之，他在獄中寫詩：浪跡江湖憶舊遊，故人生死各千秋。已擯憂患尋常事，留得豪情作楚囚。
蔣百里說：國家觀念在中國人向來不夠明強，作為一個國家的中央若非一代開國之時，亦往往力量不強。而保衛地方倒能發揮出較大的力量，因而有時一個新的有生命的力量常從地方（民間）興起來。
陳寅恪說：「我儕雖事學問，而決不可倚學問以謀生，道德尤不濟饑寒。要當於學問道德之外，另謀求生之地，經商最妙。」
夏承燾評論陳寅恪時說：「著書有三種：最上，令讀者得益；其次，令此學本身有發現；其三，但令讀者佩服作者之博學精心。陳君之書，在二三之間。」
1931年，梅貽琦在清華大學的就職演說中說：「一個大學之所以為大學，全在於有沒有好教授。孟子說：『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我現在可以仿照說：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
馮友蘭說：英美及西歐等國人之所以是「智」、「富」、「強」者，並不因為他們是英美等國人，而是因為他們是城裡人；中國人之所以是「愚」、「貧」、「弱」者，並不是因為他們是中國人，而是因為中國人是鄉下人。
郁達夫談魯迅之死：「沒有偉大的人物出現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憐的生物之群；有了偉大的人物，而不知擁護、愛戴、崇仰的國家，是沒有希望的奴隸之邦。」
張蔭麟說，「寫中國通史永遠是一種冒險」，他認為，「一切超於個人心智以外之前定的歷史目的與計畫皆是虛妄」；「歷史之探索，乃根據過去人類活動在現今之遺迹，以重構過去人類活動之真相。無證據之歷史觀直是譫囈而已」。
1937年，傅雷為翻譯的《約翰·克利斯朵夫》寫下獻辭：「真正的光明決不是永沒有黑暗的時間，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掩蔽罷了。真正的英雄決不是永沒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罷了。」「所以，在你要戰勝外來的敵人之前，首先要戰勝你內在的敵人；你不必害怕沉淪墮落，只消你能不斷的自拔與更新。」
抗戰時期，錢穆在西南聯大撰寫《國史大綱》，他特地提出應把「我國家民族、已往文化演進之真相，明白示人，為一般有志認識中國已往政治社會文化思想種種演變者所必要之智識」，作為修撰新通史的必備條件；並昭示國人樹立一種信念，任何一國之國民，「對其本國以往歷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隨一種對其本國以往歷史之溫情與敬意。」
聞一多說：「秩序不在我的能力以內。」
二戰末期，羅斯福總統提出了著名的四大自由，晏陽初補充了一條，就是人民要有「免於愚昧無知的自由」。
胡適說：傅斯年是「人間一個最難得最稀有的天才」。這不僅表現在他的治學方面，更表現在其做人做事上。作為學生和朋友，傅斯年對胡適也有這樣的忠告：「與其入政府，不如組黨；與其組黨，不如辦報。」
晏陽初說：富有的人民和富有的國家必須認識到，只有當貧窮的人民和貧窮的國家滿足了，你們才是安全的。你把這叫做明智的自身利益也可以。
賀麟說：如果把民族復興理解為單純的經濟振興，則不惟忽略事實，也不明復興的要旨，事實上，任何民族復興的關鍵還是主體精神價值的張揚。
顧頡剛說：「讓我盲目崇拜一個人就像讓我訓斥一個僕人一樣困難。」
雷海宗說：「中國知識分子一言不發的本領在全世界的歷史上，可以考第一名。」
沈從文臨終前，家人問他還有什麼要說。他回答道：「我對這個世界沒有什麼好說的。」
蔣介石曾向侍從室的唐縱說：「在現今之世，不善英文，不能立足。」
吳濁流說：我們的青年，相反地視固有文化等如垃圾，不值一文，放棄而不讀，其結果產生無根的思想，像浮萍一樣，風一來就搖動，可左可右可前可後，這種現象從哪一角落來看，都是同樣的，因為他們沒有根，就不能根生大地，也不能根深蒂固發育起來。
張伯苓先生曾言：「我不給孩子留財產，我給他們留德。」有人說，舉目四望，當世已無教育家。
馮友蘭曾說：我們現在所處的世界，在表面看起來，似乎很不注重哲學，但在骨子裡，我們這個世界是極重視哲學的。走遍世界，在大多數國家裡，都有他所提倡及禁止的哲學。在這一點我們可見現在的人是如何感覺到哲學的力量，每一種政治社會制度，都需要一種理論上的根據，必須有了理論上的根據，那一種政治社會組織，才能「名正言順」……世界上有許多的國家，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