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廷黻認為，林則徐在鴉片戰爭前被罷黜，是林的終身大幸而中國國運的大不幸。「林不去，則必戰，戰則必敗，敗則他的聲名或與葉名琛相等。但林敗則中國會速和，速和則損失可減少，是中國的維新或可提早二十年。」
光緒戊寅，曾紀澤奉簡出使英法大臣，召對時，言及教案。曾氏謂：「中國臣民，常恨洋人，不消說了。但須徐圖自強，乃能有濟，斷非毀一教堂，殺一洋人，便算報仇雪恥。」西太后說：「可不是么？我們此仇，何能一日忘記，但是慢慢要自強起來。你方才的話說得很明白，斷非殺一人，燒一屋就算報了仇的。」
庚子事變後，袁世凱訪榮祿，兩人對「立憲」、「練兵」做過一番深談。袁氏歸後，對心腹說：「滿員中止一榮中堂，而暮氣已甚。余則非屍居，亦乳臭耳，尚何能為？」榮祿則對同僚說：「此人有大志，吾在，尚可駕馭之。」
王韜說：「見世之所稱為儒者，非虛驕狂放，即拘墟固陋，自帖括之外，一無所知，而反囂然自以為足。及出而涉世，則忮惟險狠，陰賊乖戾，心胸深阻，有如城府，求所謂曠朗坦白者，千百中不得一二。」
潘祖蔭、翁同和都以好士知名。潘為人樸實，翁則客氣，潘真率，翁則一味藹然，雖其門下士子亦無不答拜，且多下轎深談者。潘對王伯恭說：「翁叔平雖然做了皇上的老師，其為人專以巧妙用事，不可全信之也。」又笑說：「吾與彼皆同時貴公子，總角之交，對我猶用巧妙，他可知矣。將來必以巧妙敗，君姑驗之。」後來又說：「翁叔平實無知人之才，而欲博公卿好士之名，實愚不可及。」
蔡元培任民國教育總長時，范源濂任次長，他們辦教育的方法相對立。范說：「小學沒有辦好，怎麼能有好中學？中學沒有辦好？怎麼能有好的大學？所以我們的第一步，當先把小學整頓。」蔡元培說：「沒有好大學，中學師資哪裡來？沒有好中學，小學師資哪裡來？所以我們第一步，當先把大學整頓。」兩人意見合起來，就是由小學至大學，沒有一方面不整頓。
近代中國，奇女子無數。有吳孟班者，人稱「女中傑也，有大志，嫻文學，通西語」。她曾經「有身，自墜之」，其丈夫為之驚駭，吳說：「養此子須二十年後乃成一人才，若我則五年後可以成一人才。君何厚於二十年外之人才，而薄於五年內之人才？且君與我情非能盡父母之責任者，不如已也。」
李宗吾先生1912年發明厚黑學，從中外古今的歷史來考查，發現從古及近的大人先生們沒有一個人脫出厚黑範疇之外。最初的靈感來自三國英雄。他說，曹操的特長全在心黑，他殺孔融，殺楊修，殺董承伏完，又殺皇后皇子，什麼都不畏懼，真是心黑到了極點。劉備的成功全靠臉皮厚，依附這個依附那個，而且生平善哭。他們一個心肝最黑，一個臉皮最厚，並為雙絕，誰也奈何不了誰。而孫權呢，心黑比曹操差一點，臉皮比劉備薄一點（比常人還是厚多了），於是三人誰也降服不了誰，只能將天下一分為三。他由此為起點發明了厚黑學，並自封厚黑教主。別人問他為什麼罵人，他就說：「我那裡敢罵人，我是在罵自己。」
張伯苓比較了美國與德國一戰時的交戰情況：「比起來德國是整齊，美國是散漫，然而美國能勝德國，其中不無原因。德人為機械的，其腦筋為兵官，其靈魂為國，為大皇帝，為國魂；美國人則一人算一個，如不打即不打，打則手腳打，腦筋亦打，靈魂亦打。這個分別，一個是機械的，一個是主體的，德國人是有頭有戶，美國人則純然是民主精神，個人都為頭，組織起來則整然有序，散之則各自為主。」
林琴南古文情調的譯述傾倒過一代人，本人卻有怪脾氣，他曾九謁崇陵（德宗陵），自稱「清室遺民」，而又是贊成共和制度的一人。民國初立，他毅然剪去辮髮以為諸老倡。民國六年張勳復辟，他勸告同鄉人陳寶琛、鄭孝胥，說是此舉不僅足以危害國家，且足以危害清室。對自己矛盾的行為，他解釋說：「我中過舉人，已受前清功名，所以自覺是一個遺民了，我承認我的思想太落伍，但做人的方法不可不如此。」
1914年3月15日，河南寶豐人白朗在起義的布告中說：「我國自改革以來，神奸主政，民氣不揚。雖託名共和，實厲行專制。本都督輟耕而太息者久之。因是糾集豪傑，為民請命。」並提出要「逐走袁世凱，以設立完美之政府」。
1917年，胡適從美國留學回來，他在橫濱渡船的時候看到張勳復辟的消息，大為感慨說，看來中國根本的問題不是一個制度問題，而是人的素質，文化觀念問題。他決心回國以後二十年不談政治，只談用文藝重新塑造國民的靈魂。
1918年4月，新民學會成立不久，會員中一些有抱負的青年，積極組織到法國勤工儉學。毛澤東為此進行了多方面的活動，但在啟程前幾天，他告訴大家：他決定不去法國。毛在給周世釗的一封信中，對此解釋說：「我覺得實在沒有『必要在什麼地方』的理，『出洋』兩個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種『迷』。中國出過洋的總不下幾萬乃至幾十萬，好的實在很少。多數呢？仍舊是糊塗，仍舊是『莫名其妙』，這便是一個具體的證據。我曾以此問過胡適之和黎邵西兩位，他們都以我的意見為然，胡適之並且作過一篇《非留學篇》。」
1919年初，王光祈懷疑英美的資本主義制度「究竟與大多數人的幸福有無關係？」他對朋友說，這些國家「造成一種世界無敵的財閥，一般平民生活於這種財閥之下，與我們生活于軍閥之下同是一樣痛苦」。他理想的社會，「是宜在個人自由主義之下，為一種互助的、自由的、快樂的結合」。
馮至聽魯迅講課，感到魯迅對歷史人物的評價跟傳統的說法很不同。如談到秦始皇，魯迅說：「許多史書對人物的評價是靠不住的。歷代王朝，統治時間長的，評論者都是本朝的人，對他們本朝的皇帝多半是歌功頌德；統治時間短的，那朝代的皇帝就很容易被貶為『暴君』，因為評論者是另一個朝代的人了。秦始皇在歷史上有貢獻，但是吃了秦朝年代太短的虧。」談到曹操時，他說：「曹操被《三國演義》糟蹋得不成樣子。且不說他在政治改革方面有不少的建樹，就是他的為人，也不是小說和戲曲中歪曲的那樣。像禰衡那樣狂妄的人，我若是曹操，早就把他殺掉了。」
孫中山曾說：「我向英國和美國求救，他們站在河岸上嘲笑我，這時候漂來俄國這根稻草，因為要淹死了，所以抓住它。美國和英國在岸上大喊，千萬不要抓住那根稻草。」
1923年，孫中山派了一個「最能幹」的人率領「孫逸仙博士代表團」赴俄考察，但是，這個最能幹的人蔣介石赴俄考察歸來，不僅撰寫報告書給孫中山先生和國民黨中常委，如實呈述蘇俄的「主義與事實」有別，要求孫中山和國民黨警惕蘇俄的目的和野心，而且，他還專門寫信給傾心蘇俄的廖仲凱，敦勸說：「以弟觀察，俄黨殊無誠意可言。即對兄言俄人只有三分可信者，亦以兄過信俄人而不能盡掃兄之興趣之言也……其對中國之政策專在滿、蒙、回、藏諸部皆為其蘇維埃之一，而對中國本部未始無染指之意，凡事不能自立而專求於人而能成者，絕無此道……所謂英、俄、法、美、日者，以弟視之，其利於本國而損害他國之心，則五十步與百步之分耳。」
蔣廷黻對軍閥不滿，問丁文江：「這些人搞政治會產生什麼好結果？」丁文江責備他說：「廷黻，你不懂軍人。你沒有資格責備他們，我了解他們，他們很多是我的朋友。我可以告訴你，如果他們中任何一個有你那樣的教育程度，他們一定可以，而且絕對可以比你對國家更有貢獻。」
張國燾曾和陳獨秀為黨務爭吵，陳對張國燾的做法極為氣憤，他說：「你為何向馬林提出勞動組合書記部的計畫和預算，對於工作人員還規定薪給，這等於僱傭革命。中國革命一切要我們自己負責的，所有黨員都應無報酬地為黨服務，這是我們所要堅持的立場。」張國燾冷笑說：「我看你雖然不贊成無政府主義，卻脫不了無政府主義的影響。」陳更生氣，追問說：「我怎樣是無政府主義者？」
顧頡剛說，中國的古史是一篇糊塗賬，二千多年來隨口編造。時代愈後傳說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如舜在孔子時只是一個「無為而治」的聖君，到《堯典》里就成了一個「家齊而後國治」的聖人，到孟子時就成了一個孝子的模範了。顧稱這種現象為「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
丁文江主張直接干預、改良政治制度。他說：「我們中國政治的混亂，不是因為國民程度幼稚，不是因為政客官僚腐敗，不是因為武人軍閥專橫——是因為『少數人』沒有責任心而且沒有負責能力。」胡適支持丁文江，打破了不談政治的誓言，「我實在忍不住了」，他在北大作「好人政府主義」演講，說：「好人不出頭，壞人背了世界走。」
1923年，蔣百里與龔浩回北京，途經徐州，蔣忽然若有所感：「將來有這麼一天，我們對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