犬養毅曾問孫中山：「您最喜歡什麼？」孫答：「革命！推翻滿清政府。」「除此外，您最喜歡什麼？」孫注目犬養毅夫人，笑而不答。犬養毅催問：「答答看吧。」孫回答說：「女人。」犬養毅拍手：「很好，再次呢？」「書」。
大概是受到嗣父行伍生涯的影響，袁世凱自小雖然輕視讀書，卻喜愛兵法，立志學「萬人敵」。嘗自謂「三軍不可奪帥，我手上如果能夠掌握十萬精兵，便可橫行天下。」喜好兵書，常常不惜重金搜羅購買各種版本的兵書戰策，被人譏笑為「袁書呆」。
黃興曾寫詩：卅九年知四十非，大風歌罷不如歸；驚人事業隨流水，愛我園林向落暉。又詩說：入夜魚龍空寂寂，故山猿鶴正依依；蒼茫獨立無端感，時有清風振我衣。
辜鴻銘怪名滿天下，他在北大講英國詩時，對學生說：「我今天教你們外國《大雅》。」又說：「我今天教你們洋《離騷》。」「洋《離騷》」是指密爾頓的一首長詩。羅家倫等學生在教室里對辜很尊重。五四運動時，辜在一日本人辦的報紙上發表文章，大罵學生是暴徒，是野蠻。羅家倫受不了，質問辜：「先生，你從前寫的《春秋大義》我們讀了都很佩服，你既然講春秋大義，你就應知『內中國而外夷狄』，你現在在夷狄的報紙上發表文章罵我們中國學生是何道理？」辜氣得臉色發青，大眼睛鼓起來，兩分鐘說不出話，最後站起來拿手敲著講台說道：「我當年連袁世凱都不怕，我還怕你？」
王懿榮愛好文物收藏，他對出土文物較多的河南、陝西等地，遊歷時總是留連依依，不忍離去，表現出極大的熱情。他曾說，「東坡說岐山購物慚，乃皮相耳。東坡未解好古也。然安得腰纏十萬貫哉？若有之，決不上揚州。」
傅增湘，字沅叔，為民國後校勘古書最多之人，平生所校書在千部以上。曾由天津赴北京圖書館校書，住館106天，校書342卷，因該館停閉才告一段落，可謂一痴。傅精於版本、目錄、校勘之學，對古籍沉浮情況瞭若指掌，王國維嘆謂：「此間無書，有則必為沅叔所得，雖書肆不能與之爭。」
1910年，陳獨秀給蘇曼殊寫信，問他「有奇遇否？有麗遇否？」當時陳剛與高君曼同居，他得意地問蘇曼殊：「新得佳人字莫愁，公其有詩賀我乎？」
宋教仁認準事理便堅決去做，不為做事做任何掩飾。在民初兩院選舉中國民黨獲得壓倒性勝利之後，宋教仁到處演講。他認為實現民主的日子已經不遠了，賦詩抒懷，躊躇滿志，甚至致電袁世凱，寄厚望於袁。在武漢，譚人鳳曾好心勸戒：「責任內閣實難望成功，勸權養晦，無急於覬覦總理」，並明確向宋透露：會黨頭目應某已經從政府那裡領取了巨額款項，需要戒備。生死攸關，宋教仁回以「杯弓蛇影之事」六字。陳其美、徐血兒等也勸他防備暗殺，他仍如無事人一般：「無妨。吾此行統一全局，調和南北，正正堂堂，何足畏懼。」
陳其美好色。他曾向光復會中僅次於章太炎的二號領袖人物陶成章提出要分用其從南洋帶回的華僑捐款，陶予以拒絕，並說：「你好嫖妓，上海盡有夠你用的錢，我的錢要給浙江革命同志用，不能供你嫖妓之用。」
民國期間，高語罕、傅斯年、羅家倫、遂子、葉枚等人，在德國遊學為鄰，其中有的兼是同志、好友，有的則是信仰上的敵人。高語罕常於清晨到遂子家，所忙多為黨務，高深信共產主義，遂子極為反共，因其時國民黨改組，國共合作，併為一家。然兩人表面上親熱，實則貌合神離。遂子回憶說，老高年邁40，發已微白，近視眼，十足地學者風度，稍為酸氣，同志們叫他「高老頭子」，渾名又叫做「五姑娘」。有一天他對遂子說：「昨夜實在熬不住，又手淫一次。」雖可笑，但不失其為老實話，並證明他無桃色事件。
1921年，楊步偉與趙元任結婚，兩人想打破家庭本位的婚姻制度，別出心裁，先到中山公園當年定情處照相，再向親友發一份通知，聲明概不收禮。下午一個電話把胡適和朱征請到家中，楊親自掌勺，做四菜四碗家常菜，掏出一張自己寫的結婚證書，請胡適朱征做證人，簽字。為了合法化，貼了四角錢印花稅。
李叔同做了和尚，學生豐子愷仍跟他有來往。弘一法師曾到豐家，豐子愷請法師就坐。法師把藤椅輕輕搖動，然後慢慢坐下去。多次如此後，豐問何故，法師答說：「這椅子裡頭，兩根藤之間，也許有小蟲伏動，突然坐下去，要把他們壓死，所以先搖動一下，慢慢地坐下去，好讓它們走避。」
朱湘脾氣不好，可他自己不承認，「吾愛友誼，但吾更愛詩藝。」他跟徐志摩、聞一多最終沒有做好朋友，他在生活中更是處處碰壁，工作丟了，夫妻散了，朋友斷了。他說，做文章誤了我的一生。
在政治和思想上，梁啟超多變，有人說：康有為太有成見，梁啟超太無成見。1900年他背離康有為的保皇立場，大倡自由、平等、天賦人權之新說，願同孫中山合作；1902年發表《保教非所以尊孔論》，表示「昔也為保教黨之驍將，今也為保教黨之大敵」。作《新民說》，甚至提倡革命排滿，後又「悔過自新」重提君憲。民國後他曾與袁世凱等北洋軍閥同流共事，袁氏稱帝，他又憤起討袁。他幾次宣布脫離政治又一再熱衷於仕途，像個縱橫之士，奔走以售其才識，卻終難有所作為。梁評價自己說：「……保守性與進取性常交戰於胸中，隨感情而發，所執往往前後相矛盾。」嘗自言曰：「不惜以今日之我，難昔日之我，多以此為詬病，而其言論之效力亦往往相消，蓋生性弱點然矣。」
胡適不耐寂寞，他聲稱最重視學術，要「二十年不談政治」，數年之間，即創辦《努力》周報，發表《我們的政治主張》。朋友或不贊成其辦報，擔心他要做「梁任公之續」，胡適自己說：「他們都說我應該專心著書，那是上策，教授是中策，辦報是下策，……這一班朋友的意思，我都很感謝，但是我實在忍不住了。」
吳宓苦追毛彥文，有一次在報紙上發表了他的愛情詩，其中有「吳宓苦愛毛彥文，九洲四海共驚聞」。朋友們覺得不對頭，要金岳霖去勸勸他。金對吳說：「你的詩如何我們不懂，但是，內容是你的愛情，並涉及毛彥文，這就不是公開發表的事情。這是私事情，私事情是不應該在報紙上宣傳的。我們天天早晨上廁所，可是，我們並不為此而宣傳。」吳很生氣：「我的愛情不是上廁所。」金岳霖說：「我沒有說它是上廁所，我說的是私事不應該宣傳。」
林徽因與梁思成夫婦向來坦誠相待，一次她十分苦惱地告訴丈夫，自己同時愛上了兩個人，不知該如何取捨。梁思成聞言，內心顛簸，終夜苦思，次日一早眼圈暈黑，決定把抉擇權完全交給妻子。他對林徽因說，「你是自由的，如果你挑選金岳霖，我將祝你們永遠幸福！」林將此語說與金教授聽，大邏輯學家面對千載難逢良機，選擇棄權：「看來思成是真正愛你的。我不能去傷害一個真正愛你的人。我應該退出。」
魯迅曾經含蓄地向許廣平透露說：「我先前偶一想到愛，總立刻自己慚愧，怕不配，因而也不敢愛某一個人。」後來，魯迅在一封致友人的信中，更明確地承認自己面對愛人時的自卑膽怯心理：「其實呢，異性，我是愛的，但我一向不敢，因為我自己明白各種缺點，深恐辱沒了對手。」
郭沫若生性浪漫，把女人和愛看得比生命還重要，在和田漢等人通信中說：「花呀！愛呀！宇宙底精髓呀！生命的源泉呀！」
田漢性情浪漫，他撞見郭沫若在後園澆水，氣忿郭氏的「煙火氣太重」。他在情感失意中曾創立「南國電影劇社」，他說：「酒、音樂與電影為人類三大傑作，電影最稚，魔力也最大，以其在白晝造夢也。」
20世紀20年代，林語堂一聽陳友仁的英文，受了感動，就參加了漢口的革命政府，充任外交部的秘書，做了4個月，棄政治而去，他說：「體會出來他自己是個草食動物，而不是肉食動物，自己善於治己，而不善於治人。」他曾經寫過：「對我自己而言，順乎本性，就是身在天堂。」
有一次胡適之的朋友們在胡家裡聚餐，徐志摩像一陣旋風似地沖了進來，抱著一本精裝的厚厚的大書，是德文的色情書，圖文並茂，大家爭著看。胡適之說：「這種東西，包括改七薌、仇十洲的畫在內，都一覽無遺，不夠趣味。我看過一張畫，不記得是誰的手筆，一張床，垂下了芙蓉帳，地上一雙男鞋，一雙紅繡鞋，床前一隻貓蹲著抬頭看帳鉤。還算有一點含蓄。」
司徒喬曾畫了一張半邊是笑臉，半邊是哭臉的自畫像，他在上面題寫了一句話：「含淚畫下去啊，蠢人！在藝術的牢獄裡過你的一生！」
宗白華赴德國讀書時，路過巴黎，朋友們各有功課，不能陪他，而他又不懂一句法國話，居然在巴黎整整遊玩了一個月。凡是朋友們未去過的地方，他都去過了。他說：「有什麼因難！街道呢？我有地圖。用錢呢？我有當了五法郎的票子，我固然不知物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