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林翼多次說：「天下糜爛，特吾輩二三人撐持。吾輩不低首求人才以自助，可乎？」他給曾國藩寫信說：「克己以待人，屈我以伸人，惟林翼當為其忍，為其難，非如此則事必不濟。」
魏源得到儒家經典《大學》的古文，一見之下，欣喜若狂，連夜苦讀。等湯金釗前去探望時，只見魏蓬頭垢面，髮辮不整，亂草般的髮絲根根旁逸斜出，身穿一領破舊的長袍，不著馬褂，上面亦是污跡斑斑，腳上隨便穿一雙舊得發白的黑色便鞋，未穿布襪。往日沉穩嚴謹的清貧才子無跡可尋，魏混然一個浪跡街頭的乞丐，湯大奇：「默深何以如此？」魏源揖道：「晚生自尋到一冊古本《大學》，甚是喜歡，抄錄全篇又將之與今文《大學》相校相勘，不知已過了如許時日。」
曾國藩弱冠之年，給自己改號為「滌生」，以求改過自新。十年過後，他從苦讀的考生變成了入直的翰林，可是反躬自省，發現身上毛病不但滌除未盡，反而越來越多。於是痛下決心，勇猛改過。貪睡戀床，不能黎明即起，他就罵自己「一無所為，可恥」；喜歡吟詩作賦，尋章摘句，而沒有把精力用於經史等有用之學，他認為癥結在於好名，同樣「可恥」；給地方官員寫信，口氣親熱了點，那是「意欲餌他饋問」，「鄙極丑極」，應該重寫一封，「作疏闊語」；喜歡侃大山，爭口頭上的便宜，那是妄語，若再犯，「明神殛之」；跟人說黃段子過嘴癮，「聞色而心艷羨」，是「真禽獸」。於此「日三省吾身」，十年有成。
胡林翼自己要求去貴州當差，以為「此邦貧瘠，或可以保清白之風，而不敢負良友厚意。」他到任「遍謁光榮，誓不取官中一錢自肥，以貽前人羞。」
李鴻章二十歲言志：「蹉跎往事付東流，彈指光陰二十秋。青眼時邀名士賞，赤心聊為故人酬。胸中自命真千古，世外浮沉只一漚。久愧蓬萊仙島客，簪花多在少年頭。」其入都詩說：「丈夫只手把吳鉤，意氣高於百尺樓。一萬年來誰著史，三千里外覓封侯。」
丁日昌回鄉之後，病體沉重，加上心灰意冷，因而表示要一心鑽研古文，不再問人間事。李鴻章很不客氣地批評他說：你這樣做，不是不可以成為一大名家，將作品藏之名山，傳之無窮，但從漢朝到現在，不患無文人學人，察其究竟，仍不過是文學而已，「於當時奚益？於後世奚裨？人生如朝露，倘及時得手，作成一件兩件濟世安民頂天立地事業，不更愈於空言耶？」話語鏘鏗有力，丁日昌由此再次扶病出山。
譚嗣同以嫡出，不得父歡。12歲時，二姊、生母及長兄因染時疫，前後五日內相繼病歿，譚也被傳染，昏死三日，自此有「復生」之字。復生由是輕其生命，深念高望，私懷墨子摩頂放踵之志。他說：「為度一切眾生故，無不活畏，無惡名畏，無死畏，無地獄惡道畏，乃至無大眾威德畏，蓋仁之至矣。」
孫中山曾對蔡元培說：「我不善處成功，而善處失敗；愈失敗，我的精神愈煥發。」
黃興自幼接受了「夷夏之辨」的思想，尤其是明末王夫之反滿的民族主義思想，他曾說：「丈夫處蠻夷猾夏之秋，當有事於大者遠者。」
鄒容少時即對科舉制度十分不滿，他向熱衷於科舉功名的父親說：「臭八股兒不願學，滿場兒不愛入」。他問父親：「衰世科名，得之又有何用？」
秋瑾住在北京，值義和團運動失敗之後，她感慨地說：「人生處世，當匡濟艱危，以吐抱負，寧能米鹽瑣屑終其身乎？」後來，她對王時澤說：「吾自庚子以來，已置吾生命於不顧，即不獲成功而死，亦吾所不悔也。」
1904年，陶成章自日本歸國後，積極奔走於浙江各地，聯絡會黨，策劃革命。他經常日行八九十里，用麻繩束腰，穿著芒鞋，蓬首垢面，慘淡經營，四過杭州，而沒有回家。一次將近除夕，人們勸他回家過年，他說：「幸老父猶健，家計無憂，一至故鄉，恐被人情牽累，不能復出矣！」「既以身為國奔走，豈尚能以家繫念耶！」
1905年，徐錫麟遊歷浙江各地，交結了他稱為「奇才力士」的會黨成員，他對人說：「涉歷四縣，得俊民數十，知中國可為也。」
吳樾幼年進私塾讀書，12歲起，年年參加童子試，均落第。19歲後不再學習八股，愛讀古文辭，特別喜好歷史。「每讀明史，朗誦長吟，感嘆唏噓不能置。」
武訓立誓乞討辦學後，從破廟中出來，滿街跳躍歡呼，若瘋若狂。並且高唱道：扛活受人欺，不如討飯隨自己；別看我討飯，早晚修個義學院。
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反對偽立憲的吳樾暗殺五大臣，自己被炸，重傷身死，其致未婚妻遺書上說：「願子為羅蘭夫人，」「欲子他年與吾並立銅像。」
朱執信參加革命後，仍留著辮髮，身上穿著他父親留下的長袍大袖的舊式衣服，即如他所說：「衣服襤褸，辮子盤有頭頭。」一般人見了，指為怪僻，看不出他是堅定的革命黨人。革命黨人見之，笑他「頑固」，他則付之一笑，依然故我。好心同伴勸他剪掉，甚至武力強迫，他竟拔出小刀，嚴肅地說：「誰要再要我剪辮子，我就和誰拚命。」朱執信此舉後來反而保護了自己。
徐錫麟字伯蓀，紹興人，以排滿革命為職志，到安徽謀差得巡撫恩銘信任，任警察學堂總辦。而徐因此伺機刺殺恩銘，徐被捕後被恩銘衛士分食心肝。有人問徐：「恩撫台待你不薄，何故如此？」伯蓀說：「恩待我是私交，我對他是公義，私交何得勝過公義？我一死而已，不必多言！」
民初，陳獨秀說：「我辦報十年，中國局面全改觀。」
清末民初，蔡元培為北大校長，事務冗繁。有一次，北大學生因為不肯交講義費，幾百人聚集要求免費。蔡先生堅持校紀，不肯通融以至秩序大亂。於是這位身材矮小，瘦巴巴的文人，站在紅樓門口，揮拳作勢，怒目大聲喊道：「我跟你們決鬥！」包圍他的學生只好紛紛後退。
胡適在美留學時，初與同鄉梅光迪關係很好，以兄弟相稱。但當胡適提出「要須作詩如作文」之後，立即受到梅的批評，關係越來越僵。胡適的態度，特別是後來陳獨秀以及錢玄同等人加入戰團，以徹底否定中國文化為己任時，引起哈佛的中國留學生們的憤怒。張鑫海憤慨地說：「羽翼未成，不可輕飛，他年學問成，同志集，定必與若輩鏖戰一番！」故直到1922年才有《學衡》雜誌的創刊，這意味著「鏖戰」的開始。梅光迪曾引春秋人申包胥對伍子胥說的話自況：「子能覆楚，我必復之。」
1918年，27歲的胡適到北大任教時，已成了全國知名的文學革命提倡者。林語堂以清華教員身份迎接他。兩人見面時，林「猶如觸電」。胡博士引用十五世紀人文主義者伊拉斯摩斯從義大利返回祖國荷蘭時的豪語說：「我們回來了。一切都會不同了。」
趙元任年輕時，求知慾極強，愛做物理實驗，酷愛體育運動，從初中開始堅持記日記。在南京求學期間，一度染上惡習：抽煙、嗜酒、手淫。一旦他意識到這些危害時，以堅強毅力強制自己根除了，常以父命名寓意告誡自己：「元任，任重道遠。」後果然博學多才，被尊為「漢語言學之父」。
蔣百里29歲時任保定軍校校長，他到校視事的第一天，向學生們訓話，較為簡潔：「今天方震到校，有兩件事向同學們一談：一點關於精神方面，一點關於教育方面……方震如不稱職，當自殺以明責任。」半年後蔣自殺，震動全國，幸而得救。
民初，蔣介石在政治上開始嶄露頭角，但仍不脫上海灘「小混混」色彩，其時日記中充滿了荒唐放蕩與自責克制的矛盾。如1919年10月初他下決心：「以後禁入花街為狎邪之行。其能乎，請試之！」「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世人可以醒悟矣！」但10月15日又記道：「下午，出外冶遊數次，甚矣，惡習之難改也。」其後幾個月，日記中充滿自責，也確無「不良記錄」。但1920年初，他又無法控制自己的慾念，1月15、18日分別記有：「晚，外出遊盪，身份不知墮落於何地！」「上午，外出冶遊，又為不規則之行。回寓所，大發脾氣，無中生有，自討煩惱也。」直到夏天前的日記屢有：「邇日好遊盪，何法以制之？」「晚，又作冶遊，以後夜間無正事，不許出門。」「晚，游思又起，幸未若何！」這年夏天，他遇到舊友，言談中感到別人對自己的不屑、痛感自己為人所鄙，在8月7日的日記中云：「世間最下流而恥垢者，惟好色一事。如何能打破此關，則茫茫塵海中，無若我之高尚人格者，尚何為眾所鄙之虞！」9日則記道：「吾人為狎邪行，是自入火坑也，焉得不燔死！」以後的日記仍有大量的「理」「欲」交戰的記錄，但此時已基本是只有「邪念」而無「邪行」了。他寫道：「我之好名貪色，以一澹字葯之。」「見姝心動，這種心理可丑。此時若不立志奮強，窒息一切慾念，將何以自拔哉！」「欲立業，先立品；欲立品，先立志；欲立志，先絕欲。」「盪心不絕，何以養身？何以報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