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廷黻說，琦善在鴉片戰爭中，軍事方面雖無可稱讚，亦無可責備，外交方面則審察中外強弱形勢和權衡利害輕重，「實在是超越時人」。
方宗誠說：「自道光以來，公卿不下士久矣。近惟曾相國及潤芝宮保（胡林翼）開此風氣耳。」
章太炎謂曾國藩之起兵「平洪楊」並非「贊清」，而是為了扶持「名教」。在曾看來，一切治國活動，上至天文、地理、軍政、官制，下至河工、鹽漕、賦稅、國用以及「平洪楊」這類軍事活動和「曲全鄰好」的華洋交涉活動，均屬「禮」，即道德實踐活動的範圍。
繆鳳林說，自唐太宗以後，左宗棠是對國家主權領土功勞最大的第一人。
從1867年正月郭嵩燾就被迫賦閑，回鄉一呆就是八年。由此得以冷靜地思慮世界，研究洋務。在給朋友的信里他不無得意地說：在當前懂得洋務的「同志諸君」中，「中堂（指李鴻章）能見其大，丁雨生（丁日昌）能致其精，沈幼田（沈葆楨）能盡其實。」而他自己做到「既精且大」。
李鴻章說王韜：「狂士也，名士也」。
周作人說王韜：「王氏在同光之際幾為知識界的權威，但脫不去名士才子氣。似乎終於是一個清客，不過在太平之時專門幫閑，亂世則幫忙而已。」
梁啟超說李鴻章：不識國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勢，不知政治之本原。
李鴻章訪歐，德國人款待最優異，德皇威廉二世稱譽李為東方俾斯麥以取悅之，其意蓋以為中國以東亞大國而見挫於日本，必復興軍備，力洗雪恥，一切所需，德國可乘機供應，故於李加意聯絡，以專其利。結果大失所望，因不悉其時中國之情與李之真實地位也。梁啟超亦以為李斷不能與俾斯麥相比：「此非以成敗論人也，李鴻章之學問智術膽力，無一能如俾斯麥者。其成就之不能如彼，實優劣勝敗之公例然也。」
1901年11月，李鴻章去世，臨死前說：「環顧宇內，人才無出袁世凱右者。」力保袁繼任直隸總督。
張之洞性行怪僻，起居無節，對部下嚴格，部下「小有過失，訶責之聲達於戶外」。曾與袁世凱相會於保定，袁率部屬中有直隸藩司楊士驤，因出身翰林故，為張之洞引為同調，座間張惟與楊士驤娓娓而談，於袁世凱若無睹，所談者又皆翰林故事。袁枯坐一旁，至不能贊一詞。士驤敏於應付，甚為之洞讚賞，張後來對人說，「不意袁慰庭作總督，藩司仍有楊蓮府！」袁聞此事，謂士驤曰：「君既受香帥知遇，何不請其奏調湖北，俾可日常相處？」士驤笑曰：「縱便香帥有此意，司里亦不願伺候這種上司！」論者以為張之洞晚清重臣，德才不濟，無能鎮懾袁世凱，反為後者所輕，至於袁跋扈不臣，問鼎輕重。
黃遠庸說，《紅樓夢》中李宮裁笑平兒云：你奶奶還要什麼鑰匙，你就是你奶奶一把總鑰匙——袁世凱與梁士詒的關係「頗復似之」。
人們問起汪精衛對肅親王的印象時，汪精衛說：「一位了不起的政治家。」
嚴復說：黎元洪「德有餘而才不足」。
王闓運曾評論他兩個根基最好的弟子：一個是廖登廷（即廖平），「思外我以立名」；一個是楊度，「思依我以立名」。廖「猶能自立」，楊則「隨風轉移」。
譚人鳳說宋教仁「英而不雄」，並說：「國民黨中人物，袁之最忌者惟宋教仁」。
蔡東藩評論說，「宋教仁為國民黨翹楚，學問品行，均卓絕一時，只以年少氣盛，好譏議人長短，遂深觸當道之忌」，「鋒芒太露，英氣未斂」，「不少晦其鋒芒，儲為國用」。
左舜生說宋教仁，「鋒芒甚銳，政權欲也極強，當國會選舉期間，他乃以一在野黨領袖資格，在各處演說，大逞雄辯，對袁政府多所指責」，因此遭人暗殺。
左舜生說宋教仁是一個書生：「中山與克強，僅在民元八、九月間，與袁有過短時期的接觸，他們對袁不能深知，自在意中。宋教仁比孫、黃年事更輕，閱世更淺，讀書也不夠深入，以為只要一部『約法』，一個在國會擁有多數議席的『黨』，藉著『責任內閣』的空名，便可以對付袁氏而有餘，這豈不是書生之見？」
章太炎民元入京，一見陳宦，懼然曰：「中國第一人物，中國第一人物，他日亡民國者必此人也。」第二日，此語傳遍京師，人初以為太炎偏執，後乃服太炎神慧，而陳宦深恨之，乃設計囚太炎於龍泉寺。
芥川龍之介說章太炎：狂傲，自私，要做王者之師。
周作人說：章太炎是中國最後一個樸學家。
辜鴻銘曾對羅家倫說：「現在中國只有二個好人，一個是蔡元培先生，一個是我。因為蔡先生點了翰林之後不肯做官就去革命，到現在還是革命。我呢？自從跟張文襄（之洞）做了前清的官之後，到現在還是保皇。」
蔡元培說：「近代學者人格之美，莫如陳獨秀！」
傅斯年說：陳獨秀是中國革命史上光芒萬丈的大彗星。
陳銘樞說陳獨秀：謗積丘山，志吞江海，下開百劫，世負斯人！
汪原放說：蔡元培道貌溫言，令人起敬，吾國之唯一人物也。
周氏兄弟的業師壽洙鄰說蔡元培：「孑民學問道德之純粹高深，和平中正，而世多訾嗷，誠如莊子所謂純純常常，乃比於狂者矣。」又說：「孑民道德學問，集古今中外之大成，而實踐之，加以不擇壤流，不恥下問之大度，可謂偉大矣。」
馮友蘭說：蔡元培是近代確合乎君子的標準的一個人。曾子說：「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歟，君子人也。」儒，「粥粥若無能」，但是「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這樣的人，才是君子。孔子說「君子可欺以其方，難枉以非其道。」馮說，蔡先生的人格，是儒家教育理想的最高的表現。
傅斯年說：「蔡元培先生實在代表兩種偉大文化：一曰，中國傳統聖賢之修養；一曰，西歐自由博愛之理想。此兩種文化，具其一難，兼備尤不可覯。先生歿後，此兩種文化，在中國之氣象已亡矣！」
1940年蔡元培病逝於香港，全中國不分政治派別，均表深切哀悼。國民政府發布褒揚令說：蔡元培「道德文章，夙負時望」，「推行主義，啟導新規，士氣昌明，萬流景仰」。
1927年，在中共特委召開的會議上，周恩來報告蔣介石的方針及中共對國民革命軍的工作時說：蔣「最秘密的還是五老會議，是參謀部。張靜江是主席，吳稚暉是小丑，李石曾是花旦，蔡元培是學究，戴季陶是軍師。」
胡適跟陳獨秀關係非常，或暢談，或爭論。有一次爭論得厲害，陳獨秀問：「適之，你連帝國主義都不承認嗎？」胡適生氣了，說：「仲甫，哪有帝國主義！哪有帝國主義！」拿起拐杖，在地板上連連篤了幾下，就走了。而他在檢討自己時對陳獨秀的苦幹精神是佩服的，他說自己「一方面不能有獨秀那樣狠干，一方面又沒有漱溟那樣蠻幹，所以我是很慚愧的」，他崇敬兩人的精神，相形之下他自己顯得軟弱多了。
胡漢民談孫科時說：「因為他是中山先生之子，所以有革命脾氣；因為他在外國長大，所以有洋人脾氣；因為他是獨子，所以有大少爺脾氣。他有時只發一種脾氣，有時兩種一同發，有時三種一起發。」
章伯鈞與女兒章詒和議論男人的相貌，他說：「共產黨裡面有三個美男子，如周恩來。國民黨里有三個美男子，如汪精衛。民主黨派也有三個，如黃琪翔。儲安平也是其中之一。」「爸爸，在這九個人裡面，誰最漂亮？」「當然是汪兆銘啦。我們的安徽老鄉胡適自己就講過，一定要嫁他。」「那汪精衛漂亮在那兒呢？」「在眼睛。他的眼睛不僅漂亮，而且有俠氣。這個結論不是我下的，是個新派詩人說的。我看，儲安平眼睛也有俠氣。」
殷海光說梁啟超，雖然他已經是歷史人物了，「可是在這發霉的社會看來，反而顯得他的見解是那麼鮮活、剛健、康正、開朗而有力。」
陶行知推行「生活教育」，郭沫若以為那是孫中山「喚起民眾」、「抉助農工」的具體化，他稱陶是「孫中山死後一位孫中山」。
魯迅說，《新青年》每出一期，就開一次編輯會，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其時最惹我注意的是陳獨秀和胡適之。假如將韜略比作一間倉庫罷，獨秀先生的是外面豎一面大旗，大書道：『內皆武器，來者小心！』但那門卻開著的，裡面有幾枝槍，幾把刀，一目了然，用不著提防。適之先生的是緊緊的關著門，門上粘一條小紙條道：『內無武器，請勿疑慮。』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這樣的人——有時總不免要側著頭想一想。半農卻是令人不覺其有『武庫』的一個人，所以我佩服陳胡，卻親近半農。」
蔡元培為《魯迅全集》撰序，他稱「先生閱世既深，有種種不忍見不忍聞的事實，而自己又有一種理想的世界，蘊積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