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生性詼諧，愛說笑話。他對門下子弟李鴻章和俞樾曾有評語：「李少荃拚命做官，俞蔭甫拚命著書。」
章士釗認為康有為的文章，多有誇大之詞，是其性習使然，又系政治作用為之也。他以為「南海詩文，向欠洗伐之功，筆端起處，即傾河倒峽而出；其勉強趁韻處，往往活剝生吞，無暇咀嚼，以詩律言，誠達不到一個細字。」
梁啟超曾說讀龔自珍詩文「如受電擊」，他自己的文字也實現了這一閱讀效果，他「以飽帶感情之筆，寫流利暢達之文」，他的《新民說》、《少年中國說》等以其一瀉千里、汪洋恣肆的文字，新鮮活潑的思想傾倒了幾代讀者。正是「筆鋒常帶感情」，使得梁啟超的政論富有極大的感染力，影響了幾代人。
1903年，孫詒讓見到《鐵雲藏龜》後，閉門謝客，足不出戶，把自己關在樓上的一間書房中，兩個月不曾下樓，專心研讀這些奇怪的文字。有一天，下人突然聽到他大叫一聲，上樓一看，孫也打開房門走了出來，滿面喜色地喊道：「我解通了！我解通了！」孫成為文明史上第一個讀通並考釋甲骨文字的人。
王國維通過考釋甲骨文，使《史記·殷本紀》所傳的商代王統得到了物證，證實了司馬遷是一個嚴肅的歷史學家。郭沫若說：「殷墟的發現，是新史學的開端；王國維的成績，是新史學的開山。」
周善培對梁啟超說：「中國長久睡夢的人心被你一支筆驚醒了，這不待我來恭維你。但是，作文章有兩個境界，第一個是能動人，讀你的文章，沒有不感動的。第一步你已經做到了。第二個是能留人。司馬遷死了快兩千年，至今《史記》里有許多文章還是使人不厭百回讀的。你這幾十年中，作了若干文章，你試想想，不說百回讀不容易，就是使人讀兩回三回的能有幾篇文章？」
齊白石崇拜王闓運，曾拜王為師，但王闓運私下說，齊白石的畫還可以，詩則是薛蟠體。胡適認為這個評價很不公道。
陳獨秀初見沈尹默，大聲說：「我叫陳仲甫，昨天在劉三家看到你寫的詩，詩做得很好，字其俗入骨。」受此棒喝，沈開始發憤鑽研書法。
錢玄同問蔡元培：「蔡先生，前清考翰林，都要字寫得很好的才能考中。先生的字寫得這樣蹩腳，怎樣能夠考得翰林？」蔡笑嘻嘻地回答說：「我也不知道，大概因為那時正風行黃山谷字體的緣故吧！」
蔡元培看到梁漱溟一篇文章而決定聘其做北京大學印度哲學講席，梁漱溟辭以對印度哲學實無所知。蔡說：「你說你教不了印度哲學，那麼，你知有誰能教印度哲學呢？」又說，「我們亦沒有尋到真能教印度哲學的人。橫豎彼此都差不多，還是你來吧！你不是愛好哲學嗎？我此番到北大，定要把許多愛好哲學的朋友都聚攏來，共同研究，互相切磋；你怎可不來呢？你不要當是老師來教人，你當是來合作研究，來學習好了。」
《新青年》為編委輪流制，編委七人：陳獨秀、周樹人、周作人、錢玄同、胡適、劉半農、沈尹默。錢、劉化名寫文章在《新青年》發表，駁林琴南的復古謬論，胡適對此大加反對，認為「化名寫這種遊戲文章，不是正人君子做的」，並且不許劉半農再編《新青年》，要由他一個人獨編。沈尹默對胡適說，「你不要這樣做，要麼我們大家都不編，還是給獨秀一個人編吧。」周氏兄弟對胡適的態度也大加反對，他們說：「你來編，我們都不投稿。」胡乃縮手。
黃侃曾任北大中文系教授，他講《文選》和《文心雕龍》十分傳神，吸引了大批其他系的學生。黃善於吟誦詩章，抑揚頓挫，給人一種身臨其境的美感，所以，學生們情不自禁地唱和，成了北大校園一種流行的調子，被師生們戲稱為「黃調」。
章太炎為黎元洪寫《黎大總統墓志銘》，售價為好幾千塊「袁大頭」，可能是晚清以來潤格最高的諛墓文字。章本人其實最想為孫文寫墓志銘，而國民黨新貴與其隔膜，遂留下歷史遺憾。
王國維死後，陳寅恪的學生劉節等人請陳寅恪撰文紀念，這就是有名的《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陳認為王國維是近世學術界最重要的人物，故撰文來昭示天下後世研究學問的人，特別是研究史學的人。他認為研究學術，最重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獨立的精神，故說：「士子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他還寫道：「為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思想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仁聖所同殉之精義，夫豈庸鄙之敢望。」
古直在廬山東林寺設帳收徒，杜宣等人前去聽課，古直問他帶了什麼書，杜說只帶了一部《辭源》，古直勃然大怒：「怎麼我的學生用《辭源》？」杜說：「我不認識的字，不查《辭源》查什麼？」古更加怒了，大聲地說：「怎麼，我的學生查《辭源》？」後來古直緩和下來，才說：「做學問，不能靠二手貨，不懂的字，要查《說文》，查《爾雅》，查《水經》」，「要查這個字的第一次出現的地方，這樣才可靠。《辭源》這一類書，是二手貨，不可靠的。我們做學問要有窮根究底的精神才行。」
李權興在巴黎讀書，看托爾斯泰和羅曼·羅蘭的小說直至神經衰弱，終於在一次散步時暈倒，大病一場。病中大熱大瀉，昏昏沉沉，老是夢見一個白衣金髮的女神，領著他遨遊空中。他後來覺得「沒有病死，或許是天使的幫忙，不可不紀念她，於是幾次用金髮做筆名。後來朋友公認為很新穎，遂索性大膽地作為自己唯一的名字」。他說：「我的筆名之所由來，完全是一個夢的結果」。
20世紀20年代初，一部分留法的中國學生，趁戰後德國馬克大幅度貶值之機，紛紛到德國去「享受低價馬克之福」。李金髮為了改變一下自己的環境，亦於1922年冬與林風眠等人結伴而行，一起到柏林遊學去了。當時德國正處於經濟極為困難的「凶年」，他們則是一群去「享受低價馬克之福」的「食客」，李金髮就把寫於德國的第二本詩集題名為《食客與凶年》。
汪原放標點古典書時，遇到一個問題，舊小說里有些淫穢的地方，若給青年學生看了，不太好，他不知道怎麼辦。胡適之主張刪節，用省略號表示有刪節。陳獨秀說，不如刪掉就是了，只要上下銜接得上，無傷大體。如果用省略號表示刪節，那是此地無銀三百兩了。最後依了陳獨秀的意見。
梁實秋、羅隆基等人偷看胡適日記，胡笑容滿面地說：「你們怎可偷看我的日記？」隨後嚴肅地說：「我生平不治資產，這一部日記將是我留給我的兒子們唯一的遺贈，當然是要在我死後若干年才能發表。」
陽翰笙曾請茅盾為他的小說《地泉》寫序，茅盾直言不諱：「你的書是用革命公式寫的，要我寫序，我只有毫不留情的批評它。」陽翰笙倒也大度：「批評也是好事。」茅盾推辭不得，只好動筆作序，直言這是一部不成功的小說，或者說失敗的小說，太過符號化。沒想到陽翰笙竟然把如此尖刻的批評原文出版，茅盾連嘆：「雅量，真是雅量。」
葉德輝為大藏書家，他喜歡在珍藏的圖書中，夾入一兩張春宮畫片，其友陳子展問他何故。他說：「避火。」因為「火神原是個小姐，服侍她的丫環達三十六位之多，後被玉皇大帝貶為灶下婢，因此她變得躁急易怒。她平時穿淡黃色，一發威時便穿紅衣而引起火災，但因出身閨閣，在盛怒之時，若看到這玩意，也不禁害羞起來，避了開去。」
常書鴻在巴黎有10年時期，那正是現代主義猖狂一時、不可一世的時候。常無法接受那些顛狂的技術，甚至對畢加索，他也只是喜歡畢的早期作品，對其後來立體主義的畫風深惡痛絕，他年輕的妻子葉蘭卻喜歡藝術的新奇。有一次，他指著畢加索的名畫《鏡前的婦人》說：「這是繪畫變了質，實在令人嫌惡！」葉蘭辯護說：「這是令人嫌惡的，可是，薩特說得好：最大的快感從嫌惡之中產生！」
張奚若和金岳霖是好朋友，但有的時候也吵架，有一次話不投機，爭論起來了。金岳霖說張真是充滿傲慢與偏見（《傲慢與偏見》是女作家簡·奧斯丁的著名小說。），張奚若馬上說，你才真是缺乏理智與情感（《理智與情感》是簡·奧斯丁的另一部著名小說。）。
趙元任與林語堂偶爾通信時，寫的是漢字的英文，例如「狄兒外剃，豪海夫油鬢？（親愛的語堂，你近來忙些什麼？）」林語堂非常喜歡。
黃侃一身傲骨，滿腹牢騷，他睥睨學術界二三十年，目空一切！甚至對太炎先生的經學，有時也會批評一聲，「粗！」一次馬寅初去看他，談到《說文》，他一概置之不理，再問，他便不客氣地說：「你還是去弄經濟吧，小學談何容易，說了你也不懂！」
左翼作家聯盟在上海成立，多有人光會叫革命口號，而無較好的作品。魯迅雖為聯盟尊崇，卻說：他們是左翼，但不是作家。
陳寅恪愛做對子。1926年，陳與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三先生並稱國學研究院四大導師。一天，陳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