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6月21日，農曆五月廿五，清帝國發布《宣戰詔書》，向八國聯軍開戰。慈禧在《詔書》中說：「與其苟且圖存，貽羞萬古；孰若大張撻伐，一決雌雄。」李鴻章時任兩廣總督，他給盛宣懷的電報里說：「廿五矯詔，粵斷不奉，所謂亂命也。」並要盛轉告張之洞和劉坤一。於是，在盛宣懷、張謇、余聯沅等人串聯下，張之洞、劉坤一、李鴻章等封疆大員不聽朝廷而實行「東南互保」。
武昌首義成功，革命黨和袁世凱達成妥協後，孫中山、黃興等人出於制約即將出任臨時大總統的袁世凱的目的，堅持袁氏在革命黨勢力範圍內的南京宣誓就職，而袁世凱深悉「虎不可離山、魚不可脫淵」的奧妙，不願離開北京這個北洋軍閥的大本營。南京臨時政府參議院曾就此問題進行表決，「經過激烈辯論，竟以多數票通過臨時政府設於北京的決議。孫中山、黃興聞訊震怒……黃興尤怒不可遏，兩手插入軍服口袋中，踱來踱去……黃興遽曰：『政府決不為此委屈之手續，議院自動翻案，盡於今日；否則吾將派憲兵入院，縛所有同盟會員去！』」
「二次革命」後，孫中山重組中華革命黨，規定入黨都要按指印、立誓約，絕對服從孫中山。廖仲愷與孫長期交往，友誼甚深，履行了這一手續，其《誓約書》為：立誓約人廖仲愷，為救中國危亡，拯生民困苦，願犧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權利，附從孫先生再舉革命。務達民權、民生兩主義，並創製五權憲法，使政治修明，民生樂利。措國基於鞏固，維世界之和平。特誠謹矢誓死如左：一、實行宗旨；二、服從命令；三、盡忠職務；四、嚴守秘密；五、誓共生死。從此永守此約，至死不渝，如有二心，甘受極刑。中華民國廣東惠陽縣廖仲愷，民國三年五月二日立。
民國初年，陳寶琛做了大清小皇帝的師傅。一天，陳看見再無別人，就從懷裡拿出一紙條，神秘地對溥儀說：「這是臣昨天卜得的易卦，皇上看看。」溥儀見卦詞為「我仇有疾，不我能疾，吉！」陳解釋說，這是說皇上的仇人袁世凱前途兇惡，不能危害於他，是個吉卦。陳師傅還燒了龜背，弄過蓍草，結果一切都是吉利的，寬慰皇帝可以大大放心，並搖頭擺腦地說：「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元兇大憨的袁世凱作孽如此，必不得善終；不我能疾，不我能疾，優待條件載在盟府，為各國所公認，袁世凱焉能為疾於我乎？」
1915年5月9日，陸徵祥、曹汝霖、施履本三人將「二十一條」親自送往日本公使館。曹回憶這次經過，「余心感凄涼，若有親遞降表之感。」陸徵祥跟他說起以前「隨節俄館」時，俄財長維德為租借旅大問題跟楊儒談判，磋商不洽，竟將條約擺在公案上令楊簽字。楊答以未奉我皇命令，不能簽字。維德拍案咆哮，出言不遜，驕橫無禮。楊氣憤填胸，年事又高，出門時在石階上滑跌，遂至不起。曹由是感嘆：「弱國外交，言之可嘆。」
1917年1月9日，北京大學舉行開學典禮，蔡元培發表就職演說，這就是著名的《就任北京大學校長之演說》。蔡與北大學生約法三章：一是抱定宗旨，「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二是砥礪德行，「諸君為大學學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責無旁貸，故諸君不惟思所以感已，更必有心勵人」；三是敬愛師友，「自應以誠相待，敬禮有加，至於同學共處一堂，尤應互相親愛，庶可收切磋之效。」
1918年5月，廣州非常國會在西南軍閥的收買操縱之下，改組護法軍政府，取消大元帥制，改為七總裁制。孫中山的實際權力被剝奪，他在廣州無法主事，便向非常國會提出辭去大元帥職，並發通電說：「……顧吾國之大患，莫大於武人之爭雄，南與北如一丘之貉。」
民初，北京的教授們經常領不到薪水，一次，幾百位教員去要求政府發放欠薪，遭到武裝憲警的鎮壓。法政大學校長王家駒像死人一樣躺在地上。北大政治學教授李大釗挺身與士兵理論，責備他們毫無同情心，不該欺負餓肚皮的窮教員。北大國文系教授馬敘倫額頭被打腫一大塊，鼻孔流血，對著憲兵大喊：「你們只會打自己中國人，你們為什麼不去打日本人？」
1923年，「少年共產黨」在巴黎召開大會，選出新的執行委員。周恩來為此次大會寫給國內青年團中央的報告說：「選舉新執行委員會五人：捉掀、伍豪、石人、裸體、覺奴。」「裸體」即汪澤楷，「伍豪」是周恩來。
陳獨秀在上海指揮過多次罷工運動，每有重大決議，如應否罷工，什麼條件，如何談判，可否簽字，等等問題，都是工運幹部和他一起開會決定的。經常是夜裡到某同志家裡開會。向警予回憶說，有一天晚上夜很深的時候才開完會出來，在弄堂里，陳獨秀一面走，一面說：「他那個三番沒有和成，真可惜，已經聽張了，七條一定有，但總不出來……」直到看弄堂的開了鐵門放大家出去之後，陳才不再談牌經以為掩護。
孫中山辭世，北京中央公園社稷壇公祭時，豫軍總司令樊鍾秀特致送巨型素花橫額（闊丈余，高四、五尺），當中大書「國父」兩字。他的唁電挽幛，均稱「國父」，這是中山先生在公開場合被尊稱為「國父」之始。當時台灣同胞感念中山先生不已，紛紛舉行追悼會，台灣民報亦尊稱中山先生為「國民之父」。民國二十九年四月一日，國民政府表彰其「倡導國民革命，手創中華民國，更新政體，永奠邦基，謀世界之大同，求國際之平等，光被四表，功高萬世」之偉大事迹，通令全國，尊稱孫中山先生為中華民國國父。
「三·一八慘案」後，魯迅、周作人、朱自清等都作文紀念。3月23日，北京各界人士、各社會團體、各學校齊聚北京大學大操場，為「三·一八慘案」的亡靈們舉行萬人公祭大會。北大代校長蔣夢麟在會上沉痛地說：「我任校長，使人家子弟，社會國家之人材，同學之朋友，如此犧牲，而又無法避免與挽救，此心誠不知如何悲痛。」他說到這裡潸然涕下，引得「全場學生相向而泣，門外皆聞哭聲」。
1927年12月1日，蔣宋聯姻。結婚典禮分別按基督教和中國傳統方式舉行，前者在宋宅進行，證婚人是中華基督青年全國協會總幹事余日章，隨後又在上海大華飯店舉行傳統婚禮，證婚人是南京政府大學院院長蔡元培。美、英、法、日本、挪威等十幾個國家的領事出席婚禮，宋家的新成員，自此正式得到國際列強的承認，為蔣以後的統治找到了靠山。蔣介石當日在報上發表《我們的今日》：「我今天和最敬愛的宋女士結婚，是有生以來最光榮、最愉快的事。我們結婚以後，革命事業必定更有進步，從今可以安心擔當革命的大任。我們結婚，可以給中國舊社會以影響，同時又給新社會以貢獻。」
1928年5月17日，日本公使芳澤訪張作霖，威逼利誘張與日本加深合作，遭張拒絕，張說：「我這個臭皮囊不要了，也不能做這件叫我子子孫孫抬不起頭來的事情。」
汪精衛到南京做了行政院長，見到從前一同反蔣的人，總是表示他好比是消防隊隊員，被主人叫來「打短工」的。覃振勸汪，沒必要那樣替蔣介石「背黑鍋」，汪說：「我既已跳下毛坑，就臭到底吧。」
1932年，中原西北災荒。記者報道說：「鹿邑本境經股匪擾五月之久，廬舍為墟，糧米盡罄，鬻妻子以延生。二區朱愷店，三區老鴉店，五區寧平鎮，六區澤民鎮，八區桑園集，均立人市，年幼婦女每人不值10文，十一二歲幼童僅易千文，孩提嬰兒拋棄遍地……某婦買一饅頭，留小姑為質，賣饅頭者索錢不得，小姑謂我寧不值一饅頭，一賣燒餅者代償饅頭賬而換得此幼女。」
1933年3月10日，蔣介石跟張學良見面，蔣說：「當前的局勢好比在驚濤駭浪中的一葉小舟，舟內只能坐下一人，我倆中間誰離開小船好呢？」張學良出於他的「領袖情結」，為了維護領袖的地位，慨然離去，交出軍權，出國考察，代蔣受過。張曾說過：「我張學良沒有統一中國的能力，但我有決心服從統一中國的人。」
李大釗靈柩停放六年，無法安葬。1933年4月初，已病得奄奄一息的趙紉蘭帶著女兒來到北平，請北大代辦安葬。蔣夢麟校長答應了。當其時，國民黨正在江西「剿共」，北平城裡也到處捕共產黨人。蔣夢麟、胡適、沈尹默、周作人、傅斯年、劉半農、錢玄同、馬裕葆、馬衡、沈兼士、何基鴻、王烈、樊際昌等13名北大教授自願發起公葬，每人捐20元。北大教授李四光等人捐10元，馬寅初等人捐20元，梁漱溟等人捐50元，外地有魯迅捐50元。公葬之際有兩幅輓聯廣為流傳，其一：為革命而奮鬥，為革命而犧牲，死固無恨；在壓迫下生活，在壓迫下呻吟，生者何堪。其二：南陳已囚，空教前賢笑後死；北李如在，哪用吾輩哭先生。
王樹聲是知識分子出身，在紅軍隊伍里打了很多游擊，經驗仍感不足。符定一教過他很多這方面的知識。符一度決定搶奪一些財物，好到漢口去購買槍枝子彈。有一次，隊長派王樹聲和另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