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殺華佗，表明政治強權對於科學技術的戕殘，可以從精神一直到肉體。縱然尚不是如此極端，在要求科學技術服務於經濟、政治、軍事、社會需求的同時，還要求科學技術服從於實用，也可能導致對於科學技術發展的扭曲和阻滯。
中國民間廣為人知的第一「神醫」，很可能不是先秦的扁鵲，而是三國的華佗。那也靠了《三國演義》。第七十五回上半回寫「關雲長刮骨療毒」，替關羽刮骨療毒的便是華佗。他「割開皮肉，直至於骨，骨上已青」；又「用刀刮骨，悉悉有聲」。待華佗「刮盡其毒，敷上藥，以線縫之」，關羽便大笑而起，對眾將說道：「此臂伸舒如故，並無痛矣。先生真神醫也！」華佗也稱讚關羽：「某為醫一生，未嘗見此。君侯真天神也！」演義至此，羅貫中特地獻上一首詩：「治病須分內外科，世間妙藝苦無多。神威罕及唯關將，聖手能醫說華佗。」數百年間傳唱不衰，華佗的「神醫」之名，遠逾於歷代醫學巨擘，杏林高手。其實並沒有這樣一件事。關羽攻襄樊在建安二十四年（219），此前大約十一年，華佗就已被曹操殺掉了。儘管如此，華佗確有其人，確有其技，《三國志》和《後漢書》都把他的事迹列入《方技傳》或《方術傳》。
華佗字元化，又名旉，漢末沛國譙（今安徽亳州）人，生卒年不詳，大約在2世紀中葉至3世紀初葉。他「兼通數經，曉養性之術」，尤其「精於方葯」，內科、外科、婦科、兒科以及針灸、按摩莫不擅長。據兩史本傳記載，華佗在歷年的從醫實踐中，認真吸納前人成果，融入自身經驗，在許多方面都有所創新。凡治病用藥，他精通藥理，配伍處方「不過數種」，從不搞藥物拼湊大包圍。而且手一抓就准，用不著稱量。憑針灸施治，也「不過數處」。如果「疾髮結於內，針葯所不能及者」，如現代醫學所指稱的腫瘤、淤積之類，他就用自創方法實施手術治療。他發明了麻沸散，讓患者以酒服下，「醉無所覺」，然後「刳破腹背，抽割積聚」。這種中醫中藥麻醉術，自主創新於1700多年以前，不僅領先中華，而且領先世界，是他對中華醫學作出的最大貢獻。如果疾病病灶在腸胃，華佗也能夠「斷截湔洗，除去疾穢，既而縫合」，再敷上他特製的「神膏」，四五天之內傷口便會癒合，一個月左右病人就能完全康復。諸如此類在全身麻醉的狀態下進行的腫瘤摘除、腸胃切除手術，當世非常了不起，迄今仍然不簡單，因而醫學界尊稱華佗為「外科鼻祖」。
兩史本傳中，列舉了華佗多方位的施治效例，有的甚或近乎神奇。廣陵太守陳登得過一種病，成天胸膈阻悶，面色發赤，吃不下飲食。華佗望、聞、問、切後，斷定他的腸道長了寄生蟲，便給他配了湯藥，服藥後果然吐出不少蟲來，隨即病除人康。一位姓李的將軍妻子患病，痛苦不堪，請華佗診治。華佗診斷為妊娠期間身體受傷，胎兒沒有生下來所致。李將軍承認妻子確曾受傷，但又據實堅持說「胎兒去矣」，不肯相信。華佗說，從脈象可以斷定，「胎未去也」。李將軍依然不信，及至百餘日後妻子病勢加重了，才又請華佗來。華佗把脈後說：「脈理如前，是兩胎。先生者去，血多，故後兒不得出也。胎既已死，血脈不復歸，必燥著母脊。」扎針用藥後，李妻果然有了欲產不能的感覺。華佗又指出，這是由於死胎久枯，不能自出，必須探手入產道取出。當場指導一個女人探取之，果然取出一個死胎，「但其色已黑」。還有兩個府衙小官吏，一個叫倪尋，一個叫李延，「俱頭痛發熱，所苦正同」。華佗給他們診治，卻認定「尋當下之，延當發汗」。有人問為什麼用藥不一樣，華佗解釋「尋外實，延內實，故治之宜殊」。倪、李分別服藥後，次日一早即已健起如常了。東陽人陳叔山的小兒子「二歲得疾，下利常先啼，日以羸困」。求治於華佗，華佗診斷為「其母懷軀，陽氣內養，乳中虛冷，兒得母寒，故令不時愈」，用藥四物女宛丸，十天即病除。諸如此類，堪稱高明，現代的名醫也很難達到。
華佗不只是醫術全面精深，而且還十分重視健身養生，把體育運動與預防疾病結合起來。他在先秦以來前人「導引」術的基礎上，發明了一套「五禽之戲」，用以「除疾，兼利蹄足」。其一為虎戲，四肢撐地，前後各躑躅三遍，再引腰忽前忽後，然後仰身向天，四肢返伏撐地，向前行七遍，向後行七遍。其二為熊戲，先正身仰躺，用雙手抱膝抬頭，再左捶地七遍，右捶地七遍，然後蹲在地上，用手左右推地各七遍。其三為鹿戲，其四為猿戲，其五為鳥戲，亦各有其法（參見《太上老君養生訣·五禽》）。其要領就在，模仿虎的撲動前肢，熊的伏倒站起，鹿的伸轉頭頸，猿的伸腳縱跳，鳥的展翅飛翔等動作，連成一套活動全身關節、肌肉、筋脈的健身體操。他對弟子吳普說：「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使極耳。動搖則谷氣得銷，血脈流通，病不得生，譬猶戶樞，終不朽也。」這些話，說得唯物而辯證，既精闢又精彩，現代某些醫學專家或體育專家，未必能在百字以內說明白。吳普照著他的方法堅持作「五禽之戲」，活到了九十餘歲，仍然「耳不聾，目不冥，牙齒完堅，飲食無損」。
曹操與華佗算是同鄉，他有頭風病，「每發，心亂目眩」，相當痛苦，自然要找華佗診治。華佗用針灸施治，時常是針到痛除，「隨手而差（愈）」。但頭風痛相當地頑固，治表難治里，不免反覆發作。
華佗對曹操說：「此近（短時間內）難濟，恆事（長期堅持）攻治，可延歲月。」曹操當時正逐鹿中原，不時率軍出征作戰，怎麼能做到「恆事攻治」？他便仗恃手中的權柄，要讓華佗留在他身邊「專侍」，成為專職私人醫生。華佗走南轉北，普濟眾生慣了，又怎麼能安於「專侍」？加上久離家鄉，思歸心切，便以回鄉「取方」為由，提出告假「暫還」。回到家裡後，又託辭妻子生病，需要照顧，一而再、再而三地請求推遲返回曹操身邊的期限。曹操多次寫信去催，並命令郡縣官員督促成行，華佗就是不肯再轉來。曹操大怒，派人前往實地調查。行前規定了兩手：「若妻信（果真）病，賜小豆四十斛，寬假限日」；如果有虛詐，立即「收送之」。結果一查就露餡，華佗被逮捕下獄，面臨死罪。荀彧為他說情：「佗術實工，人命所縣（懸），宜含（包涵）宥（寬恕）之。」曹操不同意，憤然道：「不憂，天下當無此鼠輩邪？」華佗的生命於是被剝奪，其時大約在建安十三年（208）南征荊州之前。
華佗臨死前，把他平生醫學結晶的一卷書託付給獄吏，強調說：「此可以活人。」但獄吏知道他是曹操「欽點」的重犯，畏懼刑法苛嚴，遭株連而禍及己身，無論如何不敢接受。華佗也明白茲事體大，後果嚴重，便不勉強獄吏，帶著無限遺憾而「索火燒之」。這一燒，華佗一生那麼珍貴的醫道醫術、醫方醫案，竟然大都化作了灰燼，未能遺傳下來。對中華醫學，對中華文明，這是無可挽回的、異常重大的損失！損失的造成，不該怪華佗，而該怪濫用政治強權，從精神到肉體把華佗消滅的三國第一政治家曹操。
華佗被消滅以後，曹操的頭痛未除，竟然還說：「佗能愈此。小人養吾病，欲以自重。然吾不殺此子，亦終當不為我斷此根耳！」居然倒打一耙，誣指華佗是「欲以自重」，故意「不為我斷此根」。專制獨裁的封建帝王就是這樣一個邏輯，你那些醫道醫術只能為「我」所用，為「我」服務，否則我就要把你從人間乾淨、徹底地一抹了之。直到後來他的愛子倉舒病重了，他才感嘆「吾悔殺華佗，令此兒強死也」。但他的追悔，僅止限於「令此兒強死」，絕然未曾念及天下蒼生。完全可以說，曹操一生殺了那麼多的人，最不該殺的就是「神醫」華佗，因為殺一華佗遠不僅限於具體個人而已，他殺掉的還有一份中華醫學的珍貴的成果。
幸而任何政治強權的毀滅力或破壞力總是有限的，與華佗同時的另一位醫學泰斗張機，逃過了曹操或者別的政客、軍閥的屠刀。張機字仲景，南陽涅陽（今河南鄧縣東北）人，大約生活於漢末和平元年（150）至建安二十四年（219）之間。從建安元年（196）至建安九年（204），中原地區的戰亂頻仍，死人遍野，引發了瘟疫流行，張氏宗族200餘人在不到十年間死去三分之二，其中百分之七十都死於傷寒發熱。漢代及其以前所稱的傷寒，並不限於由傷寒桿菌引起的腸傷寒病，還包括了霍亂、痢疾、肺炎、流行性感冒在內的急性傳染病，傳染性和死亡率都相當高。自幼博覽群書，精心研習醫道的張機其人，在悲痛之餘，進一步刻苦鑽研《內經》、《陰陽大論》等古代醫學典籍，積極吸納東漢以前眾多醫家的醫方醫案，結合自己的從醫實踐，集中精力專攻傷寒病以及其他內科、外科、婦科雜病的病理、診斷、治療和用藥。積數年之功，到東漢末年終於撰成了《傷寒雜病論》十六卷，涵納傷寒和雜病兩大部分內容。流傳到晉代，醫學家王叔和又加以編輯整理，演變成了《傷寒論》和《金匱要略》兩部書。
《傷寒雜病論》是中華醫學發展史上，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