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在治世不一定繁榮，在亂世卻可能昌盛。這是因為文學作為一種個人性、個性化的精神創造活動，固然要受特定社會歷史時期經濟、政治、道德、民俗……諸多外在因素的制約，但歸根結底，創作主體獲得的自由程度起著決定作用。以建安詩文和正始詩文為標誌的三國時期文學的飛揚蹈厲，即為亂世文學昌盛的一個樣本。
從東漢末年開始，一直到西晉滅吳實現短暫統一，百餘年間的政治腐敗和戰亂頻仍，直接導致了民生凋殘、經濟危殆、道德磽薄和風俗變異，不折不扣是個亂世。但在這個亂世中，就像軍事領域的官渡之戰、赤壁之戰、夷陵之戰彰顯以少勝多、以弱勝強而響震古今一樣，文學領域的建安詩文和正始詩文，也以詩歌、駢文、辭賦、評論的同步昌盛彪炳史冊。詩歌承續漢樂府民歌風韻，開闢出了文人五言體詩新階段，五言體詩取代兩漢辭賦而成為文壇主導形式，四言體詩、七言體詩、雜言體詩亦頗不俗。駢文同樣承接東漢的排偶辭句、敷設辭藻、講求聲律、運用典故之風，更講求內容充實，形式鮮活，為南北朝趨於極致鋪墊了道路。辭賦成就雖然不及詩歌大，卻追蹤著東漢班固《竹扇賦》、班昭《針縷賦》、張衡《溫泉賦》開啟的小品時尚，致力於短小抒情，從而突破了兩漢大賦定勢，引領出六朝抒情小賦。評論的代表作為曹丕《典論·論文》，輔翼之作還有他和曹植、吳質、楊修等人批評當時作家、作品的一些書信，標誌著文人專門性的文學評論的開端，對詩文創作振翅飛揚起到了激勵作用。這一切，在秦始皇一統天下那樣的治世，甚至在清康、雍、乾三代那樣的盛世，都未曾出現過。
為什麼三國亂世會出現文學飛揚？按照時人耳熟能詳的文藝理論，很容易首先想到，是那個亂世的慘烈現實，給文學創作提供了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素材和題材。應該說，這是毋庸置疑的。
離開了生活源泉，文學創作註定會成為無本之木，無源之水。迄今光耀文學史冊的三國作家，無一不是亂世生活的經歷者和見證人，其中不少人還是三國歷史的直接參与者和方向把持人。沒有初平元年（190）的關東聯軍討伐董卓，曹操就寫不出《蒿里行》，如明人鍾惺所評成為「漢末實錄，真詩史也」（見《古詩歸》）。沒有「興平中（194—195），天下喪亂，文姬為胡騎所獲」，「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以及後來被曹操「以金璧贖之，而重嫁於（董）祀」，蔡琰就寫不出《悲憤詩》二章以「感傷亂離，追懷悲憤」（見《後漢書·列女傳》）。沒有從17歲起就避亂於荊州，依附劉表15年，王粲就寫不出《登樓賦》。甚而至於，沒有與兄長曹丕之間的太子權位之爭，曹植就寫不出《吁嗟篇》和《洛神賦》。例證可謂舉不勝舉。然而，倘若把特定社會歷史時期經濟、政治、道德、民俗……諸多外在因素的制約作用過度擴張，認為能夠決定文學創作的價值品位，那就難免陷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又將如何的尷尬和困惑。比一比蜀漢，處在同樣的社會歷史條件之下，文學創作竟是榮枯兩重天，便當以人為本地作出進一步考索。
三國時期的文學創作欣欣向榮，歷歷可觀，主要體現在曹魏陣營（東吳次之，人才和成果到西晉時期方才凸顯出來）。在曹魏陣營，從曹操、曹丕、曹植父子開始，對文學創作主體的個人自由認同度都比較高，這是文學創作能否繁榮昌盛的關鍵所在。因為文學創作在本質上屬於一種個人性的、個性化的精神創造活動，創作主體個人自由的實現程度，直接決定著寫什麼、怎麼寫和寫得怎麼樣。自由是什麼？參考德國古典哲學奠基人康德的詮釋，自由就是不違心做事和不做違心事。他認為，只有人的意志處於自由狀態下，道德觀念才有意義。曹操其人從小就「任俠放蕩」，意識和行為相當解放。大權在握後，他幾度頒布求賢令，提倡「唯才是舉」，鼓吹「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這就不但有利於他在政治上、軍事上廣攬人才，而且有助於信其言者、望其風者衝破儒術的道德樊籬，在文學創作中趨向思想解放、題材解放和形式解放。曹丕的《典論·論文》進一步專談文學，宣揚「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以自由行文而博取「聲名」，經當時的國家領導人或准國家領導人如此倡導，自然成為了文學之士的價值取向。於是乎，如曹丕《典論·論文》所描述的那樣，「咸以自騁驥騄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如曹植《與楊德祖書》所描述的那樣，「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荊山之玉」，蔚然形成了自由創作、自由競爭的文場風氣。一貫「任性而行，不自彫勵」的曹植，政治上由爭寵到受壓，心志才情便更多地轉移到了文學上，卓然領異於建安文場。
在曹氏父子翼下，聚集了被合稱為「建安七子」的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瑀、應瑒、劉楨，以及繁欽、應璩、吳質、杜摯、繆襲、邯鄲惇、左延年等一班著名作家，堪稱盛極一時。他們無不「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見《文心雕龍·明詩篇》），打造成為「建安風骨」。到曹髦、曹芳當政時期，乃至於魏末晉初，阮籍、嵇康等「竹林七賢」自由表現形式不同，實質相似，引領著魏晉文學進入了自覺時代。
曹操既是政治、軍事領袖，又是文場魁首。他的傳世詩儘管只有20餘首，但遠祧《詩經》、《楚辭》，近承漢樂府民歌，直擊動蕩混亂的社會現實，抒發一統天下的理想抱負，的確做到了詩如其人，我筆寫我心。尤其是五言詩，對把這種詩體從樂府民歌推向文人詩式，作出了突出貢獻。《嵩里行》和《薤露》都「用樂府題，寫漢末時事」，「以所喪亡之哀，足當輓歌也」（見方東樹《昭昧詹言》）。
《苦寒行》和《卻東西門行》都寫軍旅生涯體驗和感受，用比興，用倒唱、順唱對襯，客觀傷時和主觀傷懷悉皆痛切徹骨，真實感人，而且具有相當濃厚的漢樂府情味。四言詩當時業已式微，曹操舊瓶裝新酒，藉以抒懷言志，也為一時之冠。如《短歌行》為爭取荀彧而作，活用《詩經》「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二句和「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四句，傾吐「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的衷情，誠樸的語詞、吞吐的筆致寓入了豐沛的情愫、雄健的氣勢。《步出夏門行》第一首《觀滄海》和第四首《龜雖壽》，前者描寫其「東臨碣石，以觀滄海」的所見所感，後者暢述其「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的所思所願，既有「霸氣」又有「菩薩氣」（譚元春語，見《古詩歸》），可謂四言絕響。陳祚明認為「曹孟德詩如摩雲之鵰，振翮捷起，排焱煙，指霄漢，其迴翔扶搖，意取直上，不肯乍下，復高作起落之勢」（《採薇堂古詩選》），或許有過譽之嫌。不過無論怎麼說，曹操以其積極趨時進取的自由心態從事詩歌創作，的確開了建安詩風。
曹丕一生只活了40歲，但他「好文學，以著述為務」，在皇帝作家中堪稱前無古人，後少來者。他的詩，氣宇比乃翁曹操遜色，藝術成就卻在其上。撇開他和曹植都憑著天潢貴胄身份，寫過一些「憐風月，狎池苑，述恩榮，敘酣宴」（見《文心雕龍·明詩篇》）的酬唱詩不說，他的詩題旨歸也有不少關涉出師盛況、統一大業、婦女不幸、遊子心切的，寫什麼悉從己意。在怎麼寫和寫得怎麼樣上，曹丕的過人之處在於，語言精雅，情調諧婉。沈德潛指出，「子桓有文士氣，一變乃父悲壯之習矣。要其便娟婉約，能移人情。」
（見《古詩源》）他承繼了《古詩十九首》那種情調，而又賦予文士雅化的精醇娟麗，開了後世唯美詩風、婉約詩派的先河。他的七言詩《燕歌行》二首，在漢詩詩體發展史上，尤為七言體詩的發軔佳作，精美瀏亮，凄惋動人。曹丕的文學評論，比創作貢獻更大。他的《典論·論文》，文學史界公認為中國文學批評專著的發端佳構。兩樣都是亘古第一人，兩樣都稱佳，他的文學地位和影響自在不言中。
《典論·論文》的特出貢獻主要有四點。第一點，曹丕明確地提出，「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文學是否真的那麼了不起，姑且不管它。然而，把文學從先秦兩漢一以貫之的六經附庸地位切割出來，肯定它的獨立性、崇高性和不朽性，無論如何是破天荒的，解放性的，言了前人之未能言和未敢言。第二點，曹丕對不同文體的不同形式要求作出了點畫：「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儘管涉及的文體並非都屬文學，但這種區分畢竟呼應了文學的獨立性，揭示了文體的差異性，為文學未來的演進和發展指出了新方向。第三點，曹丕首倡了「文氣」之說，主張「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所謂的「文氣」，就是創作主體個人才情性格見諸作品的個性顯示。文學個性是文學自由的精魂所在，無論曹丕的說法如何粗礪，他終究是率先強調了重視文學個性，這一貢獻絲毫不亞於上述兩點，甚或有所過之。第四點，他不僅一般性地批評了「自古而然」的「文人相輕」現象，而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