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時期的「中國」並非現代民族國家形態的中國。魏、蜀、吳分峙割據，卻都把一統天下當作立國目標，因而迥別於古往今來專事分裂的政治實體。三國歷史特出的文化價值，不在提供了多少史鑒範本，而在對於中華民族國家的最終打造成型，階段性地發揮出了超越秦、漢的催化作用。
讀三國歷史，總體性地會遇到兩個潛在問題：其一為，孫、劉聯合抗曹，假若實現了滅曹目標，相互之間又將如何？其二為，曹操東征烏桓，諸葛亮南征七擒孟獲，孫權多次派兵鎮壓山越人，都關涉到民族問題，對之又該怎麼看？這兩個問題，都緊扣著中華民族國家的前世今生，因而還牽出了第三個問題：三國時期所說的「中國」，與大一統的中華民族國家到底存在什麼關係？
第一個問題誠然是假設。實際的歷史演變早已彰然揭示，不是魏、蜀、吳，而是司馬氏的晉結束三國紛爭，實現天下一統。那個一統卻相當短暫，就被更加四分五裂的南北朝另行取代，其間並未顯示什麼「合久必分」。然而曹操、劉備、孫權全都不是星相家或預言家，他們及其繼承人在世之日，從來都未料到會是那種走向。
相反地，如今假設出來的問題，在孫、劉兩方的的確確實際存在著。蜀章武三年（223）劉備病逝未久，諸葛亮派遣鄧芝「修好於權」，孫權就作過試探：「若天下太平，二主分治，不亦樂乎？」鄧芝當即開誠布公地答道：「夫天無二日，土無二主，如並魏之後，大王未深識天命者也，君各茂其德，臣各盡其忠，將提枹鼓，則戰爭方始耳。」孫權開懷大笑：「君之誠款，乃當爾邪！」這一番外交對答表明，一旦假設變成為現實，聯合抗曹的兩個戰略合作夥伴就不再是合作關係，而是敵對關係，必然將兵戎相見，通過戰爭解決問題。同時意味著，孫、劉兩方的裂土割據，決非他們分別立國的終極目標，他們的終極目標都是要一統天下。在這個終極目標上，他們的共同敵人曹魏方面，從來就是十分明確的。因此，曹、劉、孫都不同於袁術、劉表、公孫淵那樣的地方軍閥割據勢力，專事分裂而不思統一。兩種「分」，形似同而實迥異，根本區別就在是否依歸於「合」。無論古往今來，對於中華民族國家的根本利益來說，是否以追求「合」、維護「合」為終極目標，都是鑒別從政者和為政者的政治態度前進還是倒退的一條基準分界線。正因為如此，才不宜簡單地著眼於三國分峙之形，認為是對秦、漢統一的悖逆和倒退。
如何看三國，無疑有多重審視維度，民族問題即為其一。現今由56個民族結合而成的中華民族，並非從來就有的，而是經由數千年的社會變遷、人口流動和種族混合，逐步演進產生的。作為這個民族大家庭里最大族群的漢族，亦非從來就有的，而是經由從遠古到夏、商、周、秦的歷次大規模民族衝突、民族同化和民族融合，到西漢時期才雜交形成的。這其間以及爾後長時期內，漢族佔據著黃河、長江之間開發程度相對最高的廣袤土地，相繼建立起了秦、漢那種睥睨天下的中央王朝，在中華文明發展和中國歷史進程當中居於舉足輕重的地位。但在現今中國版圖的其他地區，歷來還居住著眾多的其他民族。那些民族或部族也建立過若干自為地域中心、區域中心的國家形態或准國家形態的政治實體，在相互之間，尤其與中央王朝之間，歷來都保持著臣服、依附、衝突甚或敵對的錯綜複雜關係。魏、蜀、吳三國雖非中央王朝，卻都承續著中央王朝衣缽，要面對和處理與各自周邊的其他民族，乃至各自境內的少數民族的非恆定關係。無所正視或處理不善，就會危及他們自身的國家安全，這就演生出了不少歷史故事。
北方的曹魏國境線最長，所面臨的民族問題也最複雜。其東的遼河以至黑龍江、鴨綠江流域，居住著烏桓（或作烏丸）、夫餘、挹婁、高句麗等民族和部族，烏桓勢力較強，當時與鮮卑同稱「東胡」。東漢末年，烏桓分化為遼東、遼西、右北平三郡三大部族，遼西烏桓大人（領袖名號）蹋頓「總攝三王部，眾皆從其教令」。袁紹與公孫瓚爭奪幽州的時候，蹋頓遣使見袁紹要求「和親」，並派兵「助紹擊瓚，破之」。袁紹死後，袁尚、袁熙率殘部逃奔三郡烏桓，「欲憑其兵力，復圖中國」（《後漢書·烏桓傳》）。烏桓勢力坐大，對曹操南下以圖荊州、江東形成後顧之憂，便採取征服政策，於建安十二年（207）親自率軍東征。大戰於柳城（今遼東朝陽），「斬蹋頓及名王已下，胡、漢降者二十餘萬口」。繼之以強迫遷徙分散政策，將降者「及幽州、并州柔所統烏丸萬餘落，悉徙其旅居中國」，以加速其強制同化。還從中抽取驃壯將士補充兵力，「帥從其侯王大人種眾與征伐」，從此，三郡烏桓兵成為曹魏軍中的「天下名騎」。到建安二十三年（218），徙入并州代郡的烏桓人造反，曹操派其四子曹彰率軍征討，「大破之，斬首獲生以千數」，「北方悉平」。
長城以北的匈奴民族，先秦時期就是燕、趙等國的強大對手，西漢政權長期交替運用武力征討和「和親」安撫兩手，與之周旋共存。東漢年間南匈奴內附，徙居於西河、北地、朔方、五原、雲中、定襄、雁門、代郡等地，即今寧夏、陝北、晉北一帶。到東漢末年，并州境內的匈奴人有三萬餘落，十餘萬眾，趁中原大亂不時進擾河內諸郡，漢末女詩人蔡文姬就是那時候被擄掠去的。初平三年（192），曹操在內黃（今河南內黃縣西北）打敗了於扶羅單于率領的匈奴人。興平二年（195）於扶羅死，其弟呼廚泉繼任單于，曾出兵幫助袁紹逐鹿中原。一直到建安七年（202），曹操派鍾繇率軍討平，呼廚泉單于才歸附曹操。建安十一年（206）曹操吞滅袁紹的外甥高幹，委任梁習作并州刺史，梁習剿撫兼用，加強了對南匈奴的控制。一是「禮召其豪右」，讓其在地方政府供職，誘使他們脫離部眾。二是強征身強力壯的匈奴人作「義從」、「勇力」，替曹魏出征打仗。三是安置「降附者萬計」，「同於編戶」，「勤勸農桑」，逐步習慣農耕生活。四是「稍移其家」，先後把上萬口匈奴人遷往鄴城，既扣作人質，又促其漢化。五是「其不從者，興兵致討」，前後「斬首千數」，形成威懾效應。到建安二十一年（216），連呼廚泉單于也在朝見時被扣留在鄴城，而讓左賢王去卑回去監領其部眾。隨後又實行分而治之政策，曹操將南匈奴切割為五部，每部各遴選一名匈奴貴族擔任大帥，並派去一名漢人擔任司馬，實地監督。各部帥的家屬統令聚居於晉陽（今屬山西），侯王以下的部眾一律降為編戶齊民（見《晉書·北狄匈奴傳》），強使融入漢人生活。到魏末，匈奴人部帥稱都尉，連職官稱號也改變了原有的符號。其實施結果，極大地淡化了匈奴民族的文化傳統，加速了群體漢化的進程。
鮮卑族也是「東胡」一支，漢末逐漸取代匈奴的地位，成為北方塞外最大一個民族。曹魏政權對這個新興強大民族，採取了既不同於對烏桓，又不同於對匈奴的兩手並用政策，即分化利用和懷柔招撫。其部族大人如步度根、軻比能、素利、彌加、厥機等多有矛盾，互有爭鬥，但依附曹魏之後，均加封為王，令他們一併接受漢官持節護烏桓校尉節制。建安十七年（212）曹操西征關中，河間郡的田銀、蘇伯趁機造反，時任烏桓校尉閻柔叫軻比能率部參與鎮壓，軻比能立即率領三千鮮卑騎兵投入戰鬥，幫助曹魏政權很快平息了這場叛亂。軻比能啟用漢人作為謀主，傳習漢字，教作兵器，駕馭部眾，使其部族日漸強盛，發展「控弦十餘萬騎」，於是尾大不掉，時叛時附。曹丕稱帝後，任用田豫為烏桓校尉，田豫就扶弱抑強，縱容和支持步度根、素利與軻比能「三部爭鬥，更相攻擊」，以期坐收漁人之利。後來幽州刺史王雄領烏桓校尉，於青龍三年（235）派勇士韓龍刺殺了軻比能，改立其弟統領部族。曹魏政權還注重漢化教育，雁門太守牽招的治下「庠序大興」，從鮮卑等族中挑選有才識者入太學「還相教授」，收效相當顯著。
西部的氐、羌民族，西漢時期也相當強大。氐人主要居住在武都（郡治在今甘肅徽縣）、汧隴（今陝西千陽）一帶；羌人主要居住在青海高原，東漢年間一部分內附，大多居住在涼州東部諸郡，史稱「東羌」。再向西，在今新疆和帕米爾高原上，還分布著西域諸民族。當年董卓從一介行武升至將軍，就憑藉「數討羌、胡，前後百餘戰」，戰功卓著。董卓依靠的西涼軍中，也有許多氐、羌人，特別勇猛善戰。另外兩家西涼大軍閥———馬騰、馬超父子和韓遂，基幹將士也多氐、羌人，所以屢次東向爭鋒，曹操討平他們頗費了些工夫。建安十九年（214）曹操親自率軍西征，好不容易靠離間分化和武力征伐除掉韓遂、趕走馬超後，即「徙氐五萬餘落出居扶風、天水界」。正始元年（240）齊王曹芳上台後，又命令雍州刺史郭淮，把三千餘落氐人強行遷入關中。先武力征服，再強行遷徙，曹魏政權對於較近的羌、氐兩族，採取的基本政策與對烏桓人相似，目的也一樣。而對於較遠的西域諸民族，則維持兩漢既定格局，「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