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父子成為曹魏政權掘墓人，經歷了一個演變過程，而曹氏父子恰是促成者，歷史彷彿在開玩笑。掃卻玩笑的迷霧，看一看司馬懿那一顆難以捉摸之心，比指一指司馬昭那一顆路人皆知之心，對於後世人更具吸引力。那也是另外一種「黃天」代替「蒼天」，無關乎宿命。
漢語成語「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典出於三國後期，事見《三國志·魏書·三少帝紀》裴注引《漢晉春秋》。曹魏高貴鄉公曹髦在位的甘露五年（260），這個時年20歲的傀儡皇帝眼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乃召侍中王沈、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面見，對他們說：「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其辱，今日當與卿自出討之！」其背景在於，嘉平六年（250）時任大將軍司馬師擅權廢齊王曹芳，另立曹丕的孫子，東海定王曹霖的兒子，時年14歲的曹髦繼位，改元為正元。正元二年（255）司馬師死，司馬昭繼任大將軍，錄尚書事，同其兄一樣專擅軍政大權，兒皇帝曹髦無非一個擺設而已。到甘露五年，司馬昭任相國，封晉公，加九錫，權勢尊顯已可與建安末年的曹操比擬，業已成年的曹髦於心不甘，意欲有所作為。王經勸阻說：「今權在其門，為日久矣，朝廷四方皆為之致死，不顧順逆之理，非一日也」；倘若「欲出疾而更深之」，勢必「禍殆不測」，因而「宜見重詳」。曹髦不聽，決計起事。王沈、王業向司馬昭告密。於是乎，由中護軍賈充、太子舍人成濟出面，將曹髦殺於南闕之下。隨即另立曹操的孫子，燕王曹宇的兒子，常道鄉公曹奐為帝。那就是曹魏政權的末代皇帝魏元帝，在位僅六年，到咸熙二年（265）就禪讓給司馬昭的兒子司馬炎了。
正如王經對曹髦所說，司馬氏「權在其門，為日久矣」。溯流竟源，要追到司馬懿。司馬懿（179—251）字仲達，河內溫縣（今河南溫縣西南）人，出身於一個累世二千石的地方豪族世家。其父司馬防，東漢末年任尚書右丞，曾舉薦曹操擔任北部尉。曹操稱魏王不久，特將司馬防請到鄴城，設宴歡飲。席間曹操問道：「孤今日可復作尉否？」司馬防率爾回答說：「昔舉大王時，適可作尉耳。」曹操大笑，對司馬防引薦自己步入仕途的銘感之情，盡在如實對答和開懷大笑之中。有這層特殊關係，司馬防本人以及其子司馬朗（懿之兄）、侄司馬芝（懿之堂兄）都先後投靠曹操，並得到重用。《晉書·宣帝紀》記載，司馬懿年輕時就「聰亮明允，剛斷英特」，被當世名士楊俊、崔琰譽為「非常之器」。陳壽為晉臣，撰《三國志》不敢犯諱給司馬懿及子、孫立傳，但在《崔琰傳》里，也提到崔琰曾對司馬朗說：「子之弟，聰哲明允，剛斷英特，殆非子之所及也。」司馬懿早年曾在本郡作過郡吏，直到建安十三年（208）曹操任丞相後，時年30歲了才被闢為相府文學掾。在曹操身邊，他得到迅速提升，「遷黃門侍郎，轉議郎，丞相東曹屬，尋轉主簿」。（見《晉書·宣帝紀》）東曹屬主管人事，主簿綜理相府庶務，都屬貼身秘書性的親重職務。
然而在曹操時期，或許智囊團的傑出之士太多了，司馬懿雖然時有建言，卻並沒有表現出多少「非常」之處。建安二十二年（217）曹丕立為魏太子，曹操任命司馬懿為太子中庶子，那是一個掌管太子宮禁侍衛的重要職務，從此讓他成為曹丕的「四友」之一（另三人為陳群、吳質、朱鑠），仕途進入了關鍵轉折點。建安二十五年（220）曹操一死，曹丕繼位為丞相、魏王，立即封司馬懿為河津亭侯，轉任丞相長史，相當於今之總理辦公室主任，上了很大的幾步台階。
歷來封建帝王將相身邊的親信，升宮致顯都比別的人方便，司馬懿在曹丕時期，自然進入了「進步」（當今中國官場術語）快車道。曹丕當丞相、魏王不久，又委任司馬懿為督軍御史中丞，那是一個臨時設置的權要職務，相當於後來歷代的監軍加今之中央特派員，讓他以「御史中丞」身份代表曹丕，行使監督領軍將帥的重要權力。司馬懿及時抓住邀寵效忠良機，憑新任要職聯絡一批朝廷大臣上表勸進，僅止過了17天，曹丕便接受漢朝末代皇帝劉協的「禪讓」請求，實現父親曹操的遺志，成為魏國開國皇帝。這樣的翼戴之功，使他進一步博得曹丕信任，躋身成為當朝心腹重臣之一。黃初五年（224）曹丕出征東吳，即任用司馬懿為撫軍大將軍、錄尚書事留守許昌，代其統攝後方的行政和軍事事務。到外地出巡，也讓司馬懿留守坐鎮，儼然依為股肱。黃初七年（226）五月，時年40歲的魏文帝曹丕「疾篤，召中軍大將軍曹真、鎮軍大將軍陳群、征東大將軍曹休、撫軍大將軍司馬宣王，並受遺詔輔嗣主」。這四個臨終顧命的輔政大臣，兩人為曹氏宗親，兩人為當初魏太子的「四友」成員，都有最高軍職大將軍頭銜，共同組成了曹丕身後的最高權力核心。時年48歲的司馬懿效忠曹家父子18年，由相當於今縣處級官員的相府文學掾起步，登上了相當於今國家主要領導人的官場巔峰，都仰賴曹家父子，特別是曹丕的眷顧栽培。曹丕無論如何料不到，這四個輔政大臣，唯有司馬懿會對曹氏的皇權基業由輔到削。
實事求是地說，司馬懿決然不是一個天生的背叛者和野心家，他在接受顧命重任以後，為保曹魏天下，還是盡心竭力的。與此前相比，正是以輔政作為起點，他的建功立業進入輝煌時期。黃初七年（226）七月曹叡即位，是為魏明帝，司馬懿以撫軍大將軍職務統領禁軍，八月即受命率兵去襄陽解圍。當時吳將諸葛恪領軍圍攻襄陽，司馬懿大軍到達，業已退走。曹叡改任他為驃騎大將軍，坐鎮宛城（荊州治所，在今湖北荊門縣南），都督荊、豫二州軍事，主持魏國南部戰區的對吳作戰。這是司馬懿平生第一次出任戰區最高指揮官，在宛城四年，雖然魏、吳兩方只在淮南地區打過一仗，襄樊一線再沒有大的軍事衝突，但對他個人而言，不啻是從為政股肱到衛國干城的一次政治角色轉換。有了統兵作戰的歷練和資本，對他後來呼風喚雨的騰挪施為，構成一個極為重要的有利條件。簡單一點說，這是他人生的又一關鍵轉折點，從此他手裡握有「槍杆子」，在那個亂世中，「槍」可以指揮「政」。沒有這裡的「槍」作底墊，就不可能有後來的司馬父子權傾朝野，直到司馬炎以晉代魏。
坐鎮宛城期間，司馬懿終於一顯「非常之器」，那就是智平孟達。孟達原是蜀漢的房陵（治在今湖北房山縣）守將，黃初元年（220）獻城降魏，魏文帝曹丕特意合併房陵、上庸、新城三郡為新城郡，任其為太守，率領舊部駐上庸（今湖北竹山縣），形成蜀漢肘腋間的一顆釘子。孟達「既為文帝所寵，又與桓階、夏侯尚親善」，在新城倒也活得自在。但桓階、夏侯尚相繼先亡，曹丕又死了，朝中失去了依怙，這位降將就「心不自安」起來。諸葛亮得知這一消息，就多次寫信策反，孟達也回信表態願響應。與孟達一起降魏的申儀素與孟達有隙，秘密上表告發其「與蜀潛通」，曹叡還不相信。
司馬懿派參軍梁幾去調查，勸孟達入朝，孟達驚懼不已，遂於太和元年（227）冬起兵叛魏，打算配合蜀軍攻洛陽。諸葛亮去信提醒，要孟達提防司馬懿從宛城來攻。孟達卻按常理分析，宛城距洛陽800里，距上庸1200里，司馬懿要上奏朝廷請准後才能出兵，往返加起來起碼也要一個月才能兵抵新城，屆時他已打到洛陽了，沒有預作防備。殊不知司馬懿審時度勢，特事特辦，不上奏朝廷就於次年（228）春果斷出兵，並且倍道兼程，日行軍150里，八天就包圍上庸，直搞得孟達措手不及。圍城強攻16天，孟達部將李輔、外甥鄧賢等開門投降，孟達被擒授首。司馬懿帶著上萬俘虜凱旋宛城，又趁申儀來祝捷，將其抓捕起來送往京城治罪。就這樣迅雷不及掩耳，乾淨利落地平息了叛亂，也剝奪了蜀漢北伐一個可利用的援手。從中反映出，司馬懿的確「聰哲明允，剛斷英跱」，具備傑出政治家不可或缺的膽識和謀略，用兵打仗也能夠出奇制勝。
太和四年（230）七月，司馬懿奉詔，配合大司馬曹真伐蜀，攻入蜀境，因雨退還。次年（231）曹真死，諸葛亮第四次興師北伐，兵出祁山，司馬懿臨危受命都督雍、涼二州諸軍事，代替曹真主持西部戰區的對蜀作戰。曹叡詔令中說：「西方事重，非君莫可付者。」以此為起點，展開了他與諸葛亮之間的鬥智鬥力，前後歷時四年。
面對諸葛亮這樣一個軍事指揮才能優於自己的國家敵人，司馬懿不像對付孟達那樣以奇制勝，而是調整成為穩沉持重的求實應變。第一次對壘，他看出諸葛亮之所以選擇三月進攻隴西，意圖在於搶割當地新熟的麥子，以解決蜀軍補給線太長，軍糧接續不上的難題，因而不必輕易交鋒，只把作戰重心放在阻撓蜀軍搶割行動上，便可以迫使蜀軍不戰而退。上邽（今甘肅天水市）是魏國的民屯重點縣，司馬懿派遣部將費耀、戴凌率領精兵前去防守，自己則率車騎將軍張郃、雍州刺史郭淮等領兵趕往祁山大營解圍。諸葛亮畢竟不是等閑之輩，獲悉魏軍主力將至，立即分兵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