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子兵法·謀攻篇》說：「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辱罵和恐嚇都可以當作心理戰手段，用于軍事對抗，也用於政治鬥爭，三國人物多有高手。某些辱罵和恐嚇並無預謀，但只要出自敵對行動，也會凸顯戰鬥色彩。
《三國演義》第九十三回下半回寫「武鄉侯罵死王朗」，三國歷史上沒有這回事，又是羅貫中虛構出來的。王朗字景興，東海郯（今浙江嵊縣）人，歸順曹操前曾任會稽（今浙江紹興）太守，曹丕稱帝拜為司空，曹叡即位升任司徒。在擔任司空期間，他和時任司徒華歆、尚書令陳群、太史令許芝、謁者僕射諸葛璋等人，都先後給蜀漢丞相諸葛亮寫過信，勸其審時度勢，上順天命，下從人心，舉蜀國之地降魏。諸葛亮不為所動，作《正議》一文駁斥勸降理由，表達了以弱勝強，統一天下的信念。這些事都記載於《諸葛亮集》，《三國志》本傳裴松之注詳加引述，以葆忠貞。那以後，王朗於太和二年（228）病逝於洛陽，生前從未參與過對蜀作戰，更未在兩軍陣前與諸葛亮發生對罵。羅貫中僅就一點勸降影子，就把王朗移花接木到諸葛亮的首次北伐事件當中，讓他作魏軍主帥曹真的軍師，在祁山陣前勸諸葛亮「倒戈卸甲，以禮來降」，結果反被諸葛亮當場罵得又羞又怒，倒於馬下而死。文學不等於歷史，羅貫中如此虛構非但不足為怪，抑且活泛可讀，給人留下深刻印象。從中還可以看出，辱罵儼若一種心理戰手段，可以產生奇特作用。
《孫子兵法》第一篇《計篇》，即已強調「兵者，詭道也」，指出為「將」五要之一就在智計。第三篇《謀攻篇》又說：「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毀人之國而非久也，必以全爭於天下，故兵不頓而利可全，此謀攻之法也。」這些文字里，雖然並沒有直接列舉「詭道」智計，但像諸葛亮罵死王朗那種辱罵，分明合乎「不戰而屈人之兵」一說，堪稱一種「謀攻之法」。事實上，中外古今的軍事對抗和政治鬥爭當中，不只是辱罵，還包括恐嚇在內，都經常成為一種心理戰的具形選擇。其間也有一些猝發性的辱罵和恐嚇，儘管沾不上「謀攻」的邊，但只要出自軍事上或政治上的敵對行動，同樣能見人見事，凸顯出戰鬥色彩。這方面，三國人物多有高手，也多有好例，值得後人仔細咀嚼。
「建安七子」中有個陳琳，擅長寫章表書記，曹丕《與吳質書》評價他的「章表殊健，微為繁富」。官渡之戰前，他在袁紹麾下作幕僚，袁紹命他撰寫檄文聲討曹操。這篇檄文被後人題作《為袁紹檄豫州》，收錄於《文選》卷四十四，與後來唐初駱賓王撰寫的《代李敬業傳檄天下文》異曲同工，都以辱罵得痛快淋漓著稱於世。就檄文性質而言，肯定是一篇遵命文章，屬於職務行為，而非個人專利。但誠如明人張溥在《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陳記室集題辭》中所說，陳琳「為袁本初草檄詆操，心誠輕之，奮其怒氣，詞若江河」，「後世即有善罵者，俱不及也」。其「善罵」表現在，從曹操祖父曹騰罵起，稱其「與左悺、徐璜（漢末擅權宦官，左稱『左回天』，徐稱『徐卧虎』），並作妖孽，饕餮放橫，傷化虐民」。次罵操父曹嵩，「乞丐攜養，因贓假位，輿金輦璧，輸貨權門，竊盜鼎司，傾覆重器」。然後罵到曹操頭上，指其「贅閹遺丑，本無懿德，狡鋒協，好亂樂禍」。這樣查三代，罵三代，極盡人格侮辱之能事以後，才洋洋洒洒，真真假假，或誇大其辭，無限上綱；或無中生有，肆意詆毀，曆數曹操的樁樁罪行，斑斑劣跡。其宗旨，就是要給曹操政治上定性：「歷觀載籍，無道之臣，貪殘酷烈，於操為甚」。從而「布告天下」，追隨袁紹起兵討賊，建立「非常之功」。借用當今的話說，這篇以「罵」名世的檄文，實質上是袁紹集團在官渡之戰前公開發布的罪行榜、聲討書和動員令，兵馬未動而先打宣傳戰，意欲在心理上先將曹操逼到死角。
據裴注引《典略》說，這篇檄文傳到曹操手裡時，他的頭風痛老毛病正巧發作了，是卧在病榻上面讀的。讀罷居然翻身而起，興奮地說：「此愈我病！」儘管這樣的心理效應恰與袁紹期望相反，但檄文之罵對於曹操心理刺激之深之巨，殊非常人所能想像。其後經官渡之戰，曹操打敗了袁紹，進而佔領冀州，陳琳歸降曹操。曹操對陳琳說：「卿昔為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惡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陳琳趕緊謝罪。幸好曹操這位政治家確有寬懷大度的一面，「愛其才而不咎」，留下他在身邊擔任司空軍謀祭酒，掌管記室，相當於現今的文字秘書。對這段「罵」的前後因果，南朝劉勰在《文心雕龍·檄移》中評論道：「陳琳之檄豫州，壯有骨鯁，雖奸閹攜養，章實太甚，發丘摸金，誣過其虐，然抗辭書釁，激然露骨。
敢矣攖曹公之鋒，幸哉免袁黨之戮也！」倘若轉換為辱罵袁紹，陳琳不但本人必死，勢必還會禍連於三族。
無獨有偶，半個世紀後，鎮東將軍毌丘儉、揚州刺史文欽舉兵造司馬氏的反，也使用了辱罵手段。時在正元二年（255）正月，有慧星長數十丈，起於吳、楚之分，划過西北方向的夜空。毌丘儉、文欽「以為己祥」，「遂矯太后詔，罪狀大將軍司馬景王，移諸郡國，舉兵反」。在仿造的太后詔令中，他們曆數司馬師的11條大罪，不乏惡語相加。如罪一「盛年在職，無疾託病，坐擁強兵，無有臣禮」，罪二「為臣不忠，為子不孝」，罪四「權勢自在，無所領錄」，罪五「有無君之心」，罪六「不顧大義」，罪八「不奉法度」，幾乎將封建宗法綱常倫理固有的各項罪名都扣到司馬師頭上了，有的罪名還是從不同角度反覆加重。不忠不孝就類於禽獸，在封建社會深入人心，雖然尚未明指司馬師類於禽獸，但婦孺皆知其理，等於已經說了。到第十一罪，更由政治、品德牽扯到生理，抓住司馬師新割眼瘤未愈，罵為「天不長（助長）惡，使目腫不成」，也夠刻毒的了。其用意，仍同袁紹當年令陳琳草檄罵曹相似，就是要多向度地把司馬師罵絕搞臭，從而廣泛地造成輿論，以使自己從心理上儘可能地取得將吏士民的認同響應，而置對方於心理劣勢，輿論劣勢。這一場「謀攻」，一度部分奏效，母丘儉、文欽得以「迫脅淮南將守諸別屯者，及吏民大小皆入壽春城（今安徽壽縣），為壇於城西，歃血稱兵為盟」，擁眾五六萬插旗割據於一時一地。另一方面，司馬師也承受到了一定的心理壓力，擔心朝廷內外反對者甚多，萬一用兵戰敗，將會難以收拾。猶豫再三方決計出兵，親征淮南，以母丘儉被殺，文欽逃往東吳為最終結果，平定這場叛亂。
曹操也曾罵過劉備。建安二十四年（219），劉備率軍攻漢中，陽平（今陝西勉縣西北）一戰殺死曹軍大將夏侯淵。曹操聞訊極為震怒，親自率軍入漢中，直抵陽平關欲與劉備決戰。劉備卻駐軍山頭之上，憑藉險峻地勢，森嚴壁壘，拒不與曹操決出一個你死我活。劉備間或也挑逗一下，派遣養子、時任副軍中郎將劉封出面挑戰，重要將領都不出營。曹操氣得不行，大聲呵罵：「賣履舍兒，長使假子拒汝公乎？待呼我黃須來，令擊之！」所謂「黃須」，指他的四子曹彰。曹彰與其兄曹丕、曹植雅好文學不同，「少善射御，膂力過人，手格猛獸，不避險阻」，一向以衛青、霍去病作為榜樣。此前一年（218）代郡烏桓人造反，曹彰以北中郎將職銜，代理驍騎將軍，率部北征，所向皆破，北方悉平。曹操在長安召見凱旋而歸的曹彰，曹彰不伐己功，功勞盡歸諸將。由於曹彰的鬚髮微黃，曹操持著他的黃須誇獎：「黃須兒竟大奇也！」如今抬出「黃須兒」，無非想從心理上刺激劉備，促其在曹彰到來以前就決戰。殊不知罵了「賣履舍兒」，稱了劉備的「爺爺」（自稱「汝公」，猶如罵了劉備「孫子」），仍如400年前項羽罵劉邦一樣，傳承「高祖之風」的劉備心理承受能力極強，堅決不上當，堅持不應戰。從三月圍到五月，曹操心理上先拖垮了，決計撤軍北還。正是在此背景下，他傳出了「雞肋」的口號，引發楊修自作聰明，搶先收拾行裝，招致殺身之禍。很可能，當時曹操的心氣不舒，也是殺楊修的一個偶然因素。
同在這一年，龐德罵關羽，另是一種情況。龐德原為西涼馬騰、馬超父子麾下的一員勇將，建安十六年（211）隨馬超逃到漢中，依附張魯；二十年（215）曹操進入漢中，收降張魯，龐德也隨眾歸降。曹操素聞龐德驍勇，一來就拜為立義將軍，封關門亭侯。二十四年（219）關羽攻襄樊，龐德率領所部參戰，駐守樊城南。他的堂兄龐柔在蜀中，樊城諸將頗疑之，他表明態度說：「我受國恩，義在效死。我欲身自擊羽。今年我不殺羽，羽當殺我。」與關羽戰場交鋒，龐德一箭射傷了關羽額頭。他常騎白馬，「羽軍謂之『白馬將軍』，皆憚之」。曹軍主將曹仁派他駐防到樊北十里，恰逢霖雨十餘日，漢水暴溢，平地水深五六丈，造成水淹七軍之慘，龐德只好帶領餘眾避水上堤。關羽引水軍乘船攻擊，亂箭從四面射向堤上，龐德被甲持弓，奮力抗擊，從黎明一直力戰到午後，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