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來，幾乎每一個歷史階段，都會遺留下一些難解的人事之謎。三國時期最大的待解之謎，不是貂蟬的身世，不是曹操的疑冢，不是赤壁之戰是否借過東風，而是永安託孤那一段忠信佳話。整個兒託孤故事其實就是權謀博弈，劉備和諸葛亮在這場特殊的博弈中，都發揮出了超一流水平，直看得人眼花繚亂。
蜀漢章武二年（222）六月，劉備在其悍然發動的討吳戰爭中慘遭敗績，狼狽逃回到夔門內的魚復（今重慶奉節東）才停下來。
他將魚復改名永安，竟窩在那裡，不肯回成都。章武三年（223）春，他染上痢疾，既而轉雜他症，終至一病不起。當年二月將諸葛亮從成都召來永安，四月臨終前，向諸葛亮和李嚴託孤，慘淡地走完了生命的最後歷程。這就是歷史上極著名的永安託孤；因為新莽末年公孫述據蜀稱帝期間，託名白龍獻瑞而自號「白帝」，曾將魚復城改稱白帝城，所以永安託孤又被習稱為白帝託孤。後來的民間述聞以及戲曲傳唱，卻將託孤本事改造了，變成劉備只向諸葛亮一人託孤，或者用趙雲替換李嚴，變成所謂「文托卧龍，武托子龍」。但無論怎麼改造，主題渲染只有一個，那就是劉備與諸葛亮肝膽相照，親密無間，國事、家事盡行託付，形成一段忠信佳話傳唱不衰。
然而，真是那樣的嗎？與諸葛亮一同領受託孤遺命的李嚴，自從劉備死後，當世就沒有當過一天顧命大臣，後世又被長期掩沒，鮮為人知，就構成了一個疑團。《三國志》的記述異常簡略，另是一個疑團。《先主傳》里僅止提到：先主病篤，託孤於丞相亮，尚書令李嚴為副。
《諸葛亮傳》文字稍多，也只是說：章武三年春，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於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
《李嚴傳》則寫道：三年，先主疾病，嚴與諸葛亮並受遺詔輔少主。以嚴為中都護，統內外軍事，留鎮永安。
參酌三傳，劉備為什麼要託孤給諸葛亮、李嚴兩人？諸葛亮聽了劉備哪些話，為什麼會「涕泣」？李嚴既受命同「輔少主」，並且「統內外軍事」，為什麼事後並未當此重任，卻「留鎮永安」？疑團滾滾，聚合成雲，簡直叫人輕易看不透，異常費思量。連善於把諸如孫堅討董卓時「梟其都督華雄」六個字敷演成為關羽「溫酒斬華雄」洋洋洒洒一篇故事的《三國演義》，第八十五回寫到此事，也筆墨收斂，跡近照抄《諸葛亮傳》：先主命內侍扶起孔明，一手掩淚，一手執其手曰：
「朕今死矣，有心腹之言相告。」孔明曰：「有何聖諭？」先主泣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邦定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則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為成都之王。」孔明聽畢，汗流遍體，手足失措，哭拜於地曰：「臣安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乎？」言訖，叩頭流血。
羅貫中顯然讀出了陳壽的微言大義，才對諸葛亮的如此誠惶誠恐，悚懼失態，將「涕泣」作了傳神發揮。要破解託孤疑雲之謎，我認為，決不能忽視這樣的細節。
其實，對於劉備話里暗藏的機鋒，前賢早已經點破。裴松之注《三國志》，完成於劉宋永嘉六年（429），距劉備託孤只不過206年。他注託孤一事，只引用了晉人孫盛一段評語；而晉繼魏立，孫盛與三國歷史相去未遠，所見所識當比他的前人、後人更加清醒。
他說的是：
夫杖道扶義，體存信順，然後能匡主濟功，終定大業。語曰：「弈者舉棋不定，猶不勝其偶。」況量君之才否而二三其節，可以摧服強鄰，囊括四海者乎？備之命亮，亂孰甚焉？世或有謂備欲以固委付之誠，且以一蜀人之志，君子曰不然。苟所寄忠賢，則不須若斯之誨；如非其人，不宜啟篡逆之塗。是以古之顧命，必貽話言；詭偽之辭，非託孤之謂！幸值劉禪暗弱，無猜險之性，諸葛威略，足以檢衛異端，故使異同之心無由自起耳。不然，殆生疑隙不逞之釁。謂之為權，不亦惑哉？
孫盛的評語，首先指出了劉備那些話分明在試探，既違道義，亦非信順，因而「亂孰甚焉」。其次揭穿了劉備那樣做決不能表明「委付之誠」，對真正信託的「忠賢」根本不該有「若斯之誨」，對並非「忠賢」之徒說那種話適足以「啟篡逆之塗（途）」，因而實屬「詭偽之辭，非託孤之謂」。再其次「幸值」云云，從正反兩面剖析後果，指斥劉備如此這般運用權謀，「不亦惑哉」。這些一針見血、入木三分的精當評語，裴松之顯然引為同調，所以只引孫評作注。可嘆千百年以降，治三國史、說三國事的人多矣，對這條裴注竟然視若未見，總把劉備當作仁德信義的標本，把諸葛亮當作忠貞節義的楷模，把託孤故事向著理想願景演繹，以至將那片疑雲幻化成了一片彩雲。
孫盛的評語有事理依據嗎？有。早在西漢初年，漢高祖劉邦踐行鳥盡弓藏、兔死狗烹之道，陸續剷除八個異姓王之後，即已刑白馬盟誓，約定「非劉氏王者，天下共擊之」。劉邦死後，呂后篡權，雖然封了呂姓王，對於這條約定仍不免心存忌憚，以之告誡呂產、呂祿。待呂后一死，周勃、灌嬰等聯手誅滅諸呂，廢除諸呂所立的少帝，都以這條約定為旗幟而正名分，明確宣稱「非劉氏，不當立」。
（《史記·呂后本紀》）漢武帝劉徹死後，身為外戚、官居大將軍、大司馬的霍光，與車騎將軍金日磾、左將軍上官桀、御史大夫桑弘羊、丞相田千秋同領遺詔，輔佐八歲的太子劉弗陵繼位，是為昭帝。霍光統攬朝政大權，既沒有封王，更沒有代之。昭帝在位十三年，於元平元年（前74）早逝，沒有子嗣，霍光就奏請皇太后同意，奉迎武帝的孫子昌邑王劉賀進京，擬擁立為帝。但劉賀在主持劉弗陵喪事期間，暴露出了種種劣跡（遠非劉禪那種「不才」），霍光又自承考察不細之責，奏請皇太后同意，由皇太后親自出面在未央宮承明殿廢掉了昌邑王。其後霍光與其他大臣鄭重合議，選擇流落民間的武帝曾孫、時年十八歲的劉詢繼位，是為宣帝。霍光領受武帝託孤之重任，輔昭立宣，確保了劉氏皇權，促成了「昭宣中興」，成為西漢麒麟閣名臣之首。（《漢書·霍光傳》）
西漢末年，王莽專權，平帝元始元年（公元1年）受封安漢公猶自數四「固讓」，博得了「謙恭」令譽；到孺子嬰居攝元年（公元6年），他就撕去偽裝，成為「攝皇帝」，安眾侯劉崇立即認定他「必危劉氏，天下非之」，引眾以攻之。劉崇雖因之而招致了「謀逆」之罪，但其反王莽之舉說明，白馬盟約「非劉氏王者，天下共擊之」深入人心。（《資治通鑒·漢紀二十八》）延及東漢近兩百年間，託孤遺命亦不鮮見，擅權的外戚無人敢於異姓稱王；直到獻帝建安二十一年（216）曹操進爵為魏王，才又一次破壞了這一條明規則。即便如此，建安二十五年（220）魏代漢興，還上演了劉協三次奉璽禪讓，曹丕三次上書辭讓的政治諧戲，足見劉備確實毫無「託孤」之「誠」。所謂「輔之」、「自取」，貌似有兩種選擇，實只有一種選擇。倘若諸葛亮稍一思維短路，就會落到「天下共擊之」的篡逆境地，與王莽、曹操無異。清代康熙年間擔任過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相當於現今的監察部副部長）的巫山人傅作楫，寫過一首七言律詩《永安宮》，三、四兩句「嗣子不才君可取，老臣如此罪當誅」，就深得個中三昧。後來人傅作楫尚且一語中的，當事人諸葛亮能不一眼看穿？
劉備的話何等陰刻，何等險惡！他聽得毛骨悚然，如臨深淵，只好選擇當場「涕泣」，「汗流遍體，手足失措，哭拜於地」，甚至於「叩頭流血」，發誓以死效忠。
劉備要的就是這樣一種效果。他喜怒不形於色，話語綿里藏刀（若是針，也是見血封喉的毒針），陰險權詐的風格異於曹操。這是他的政治品質，也是他的政治權謀。之所以要做得如此之詭異偽善，歸根結底出自於他的政治考量，那就是要不惜手段地維護好不容易才打下的他這一個劉氏江山，使之能夠二世、三世傳承不衰。夷陵敗後不回成都去，執意窩在遠離蜀漢都城的魚復，並且將魚復改名為「永安」，奧秘正在其間。作為一個老謀深算的政治家，他就是要避開都城人事的繁瑣喧囂，挑選這樣一個地處夔門之內，大江之濱，兩百年前曾為同屬偏霸之帝的公孫述白龍獻瑞的形勝之地，耳目清靜、心氣平和地尋思謀劃蜀漢政權永安之道。
當其初，他並沒有大限將盡的不良預期，而是還想重振雄風，有所作為，甚而還打算再一次伐吳。攘外必先安內，他當時的主要著眼點，還在如何繼續貫徹著重依靠「地頭蛇」的既定方針，得心應手地駑馭歸屬他的兩大利益集團。由於入蜀後最受信的法正已於建安二十五年（220）病故，益州新臣的另一代表人物許靖也於章武二年（222）去世，確定一個益州新臣利益集團的新掌門人，成為當時人事調整的重中之重。蟄居永安兩個月之際，他便選中了輔漢將軍李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