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丕只說過「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對於文人自賤卻視若未見，因為他是封建帝王。其實在依附封建帝王、軍閥權貴的文人當中，歷來不乏人格自賤者，由效忠而幫閑，乃至幫忙、幫凶，露出奴性、俳優品相。三國時期的若干智計之士，即屬於政治上的無行文人，比生活中無行更加令人厭惡。
中國的文學批評史上，最早的一篇專門性的理論文章，一般都認為當數曹丕的《典論·論文》。該文破題就寫到「文人相輕，自古而然」，並且舉出班固藐視傅毅作例證。他還認為「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文人相輕」事出有因。他能夠理解，卻不贊同文人「不自見之患」。在《與吳質書》中還寫到，「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作為一位封建帝王，又兼詩人、文學批評家，應該說，曹丕道出了人所未言，點中了搞文學的文人們的一處死穴，百代千秋仍然具備警示價值。不過他的主業畢竟是封建帝王，寫詩、作論僅止為業餘愛好而已，這些批評並不等於政治評價。而文人們歷來只有一部分寄興文學，按照孔、孟以來的「入世」傳統，大多數文人，尤其是所謂「智計之士」，總會攪和到政治當中去，有些還變成了文人政治家（或者政客）。三國人物不乏其例。
先秦文人通稱為「士」。春秋戰國時期的王綱解紐，諸侯割據，戰亂不斷，與三國時期頗為相似。然而又有一個根本的區別，那時候的「士」還是一個受尊重的社會階層，諸子百家各宣其說，爭鳴共存，「士」們多能堅守相對獨立的人格操守和理想訴求。經歷秦始皇「焚書坑儒」，漢武帝「獨尊儒術」以後，被封建皇權政治閹割過的儒、法、道學說逐步淪為專制統治術的解說辭，賴以存身的「士」們也相應地逐步淪為專制統治術的衛道士。不是靠立說揚名立萬，而是憑做官求榮至顯，順理成章地變成「士」們的基本選擇，於是形成了「士大夫」群體。「士大夫」群體再也不是先前那個社會階層，而是逐步變成了一個不少成員業已人格去勢的，總體結構常在趨時變異的，那樣一個專制集權體制內的附庸性階層。
這個階層的人兼有雙重身份：既是官僚文人，又是幫閑文人。
這種雙重身份，決定了他們既要遵從專制集權體制內的明規則，恪守封建宗法正統的「三綱五常」，無條件效忠君主，又要接受專制集權體制內的潛規則，人身依附於君王主子，幫閑、幫忙乃至於幫凶。專制集權體制原本就是一口政治污穢大染缸，除了一部分確實追崇孔孟，能夠人格自律的正人君子，相當多的「士大夫」和候備「士大夫」都難免人格異化，染上奴性、俳優病毒。魏明帝時期做過縣令的李康，寫過一篇《運命論》，把自賤文人稱作「希世苟合之士」。他抨擊這類人「俯仰尊貴之顏，逶迤勢利之間」，「以窺看為精神，以向背為變通」，卻以辱為榮，「脈脈然自以為得」。文人自賤作為這種社會歷史的惡性產物，連「治世」尚且不免屢見不鮮，到了三國這種「亂世」自然更為五花八門，層出不窮。
從三國前期到三國中期，賈詡的權謀智計，對於北方地區的軍閥混戰，甚至當時歷史的走向，都產生過重要影響。他先後投靠董卓、李傕、郭氾、張綉和曹操，到曹丕稱帝後官至太尉，爵封魏壽鄉侯，活到77歲才壽終正寢。生前為張綉獻計智勝曹操，其後又勸張綉審時度勢，歸順曹操，以及建安十六年（211）為曹操獻計離間韓遂、馬超，戰而勝之，他的形勢分析和謀略運用都極精明，堪稱為奇才。但他這樣地屢次易主，從必效忠，始終如一都是以「家與身俱全」作為利益準則，為之不惜讓千萬人頭落地。
早在漢初平三年（192）三月董卓伏誅，追隨董卓的涼州將士驚惶恐懼，「校尉李傕、郭氾、張濟等欲解散，間行歸鄉里」的特殊關頭，時任討虜校尉的賈詡即主動地阻止他們說：「聞長安中議欲盡誅涼州人，而諸君棄眾單行，即一亭長能束君矣。不如率眾而西，所在收兵，以攻長安，為董公報仇。幸而事濟，奉國家以征天下；若不濟，走未後也。」一言而逆轉大勢，直接促成李、郭等鋌而走險，收眾十萬，一個月後就攻陷長安，趕走呂布，殺掉王允，屠戮士民達萬餘人。接下來李、郭等人連年混戰，荼毒長安，進一步造成了「人相食啖，白骨委積，臭穢滿路」的空前慘狀，古都長安珍積400年的簡策帛書也毀損殆盡。李傕等要給賈詡論功封侯，他只是輕描淡寫地推辭道：「此救命之計，何功之有？」裴松之特為此事作注，一針見血地評論道：「夫仁功難著，而亂源易成，是故有禍機一發而殃流百世者矣。當是時，元惡既梟，天地始開；致使厲階重結，大梗殷流，邦國遭殄悴之哀，黎民嬰周余之酷，豈不由賈詡片言乎？詡之罪也，一何大哉！自古兆亂，未有如此之甚！」賈詡為了「救」自己以及李、郭一幫主子的「命」，竟不惜幫凶助惡，主謀成惡，其殘賊大罪真是令人髮指，其人品卑賤真是無以復加！千百年以來，如此一言而禍國殃民，他真是一個十分難得的反面教員！
曹操集團的另外一個「智計之士」劉曄，也具備「佐世之才」。
他出身於劉姓皇室宗親的一個分支，不僅擅謀略，還有幾分豪氣。
20多歲時，揚州地區的部曲首領鄭寶、張多、許乾等人聚眾割據，鄭寶尤為霸道，打算脅迫劉曄出面倡導，「驅略百姓越赴江表」。適逢曹操派使者來到揚州，劉曄立即去拜謁使者，邀其來家作客。又邀來鄭寶，乘其不備而殺之，然後詐言「曹公有令，敢有動者，與寶同罪」，將鄭寶隨從全都嚇走了。投靠曹操後，從司空倉曹掾升任主簿，一直做到行軍長史兼領軍，成為親信智囊之一。建安二十年（215）征漢中，「山峻難登，軍食頗乏」，曹操產生了「速還」之念，他卻主張「不如致攻」。曹操採納了他的建議，一戰而「漢中遂平」。
曹丕於黃初元年（220）稱帝，封劉曄為侍中，賜爵關內侯。分析蜀、吳形勢，劉曄仍然頭頭是道，但又處處希迎曹丕旨意。曹丕想伐蜀，朝臣內外皆說「不可」，他竟當起兩面派來了。單獨入朝見曹丕，他總說「可伐」；出與朝臣言，他又改說「不可伐」。中領軍楊暨為「帝之親臣」，持不可伐之議最堅決；他敬重劉曄，每次同劉曄交換意見，劉曄都講的不可伐之意。有一回，楊暨「切諫」反對伐蜀，曹丕責以「卿書生，焉知兵事」。楊暨就說：「臣言誠不足采，侍中劉曄先帝謀臣，常曰蜀不可伐。」於是曹丕召劉曄來對質，「帝問曄，終不言」。事後單獨見曹丕，他說「伐國」是「大謀」，用兵是「詭道」，自己是為了保密才不說「可伐」的。單獨見楊暨，又責備楊暨不懂釣「大魚」要先「縱而隨之」，等到「可制而後牽」的道理，宣稱「人主之威，豈徒大魚而已」，教訓人家「不可不精思」。他這樣巧舌「應變」，首鼠兩端，終於引起他人「曄不盡忠，善伺上意所趨而合之」的非議和抨擊，也引起了曹丕的懷疑，試驗了幾次，就真相大白。劉曄降職大鴻臚，失意發狂，終竟「以憂死」。裴注引《傅子》批評他說：「諺曰『巧詐不如拙誠』，信矣！……獨任才智，不與世士相經緯，內不推心事上，外困於俗，卒不能自安於天下，豈不惜哉？」
如今看，劉曄與賈詡大不一樣，他是盡忠而幫閑、幫忙，幫得過了頭，既養成了刻意揣摩，迎合主子意向的奴性，又學會做逢人說人話，逢鬼說鬼話，自以為靈巧變通，其實挺愚蠢可笑的俳優，落入了人格分裂、喪失自我的泥淖。裴松之為他惋惜，我認為，可憐、可哂亦復可悲，難以一語了之。
如果說，賈詡出壞主意，劉曄做兩面派，都有保身而不明哲的因素使然，那麼，華歆作過惡事，就是自覺地為虎作倀。年輕時，他與邴原、管寧一起遊學，三人結為朋友，時人稱譽三人為「一龍」，華歆為龍頭，邴原為龍腹，管寧為龍尾。據《世說新語·德行》記述，華歆曾與管寧一起在園中鋤菜，發現菜地有片金，管寧視之若瓦石，照舊揮鋤不顧，他卻拾起來掂了又掂，然後才擲去。又曾同在一席上讀書，偶有乘軒冕者從門外經過，管寧讀書如故，華歆卻停止讀書跑出去佇足觀望。由這兩件小事情，管寧看出華歆希慕財寶和權勢，便與他在席子上割劃開來分坐，當面聲明「子非吾友也」。成語「管寧割席」，即本於此。
華歆以後出仕為官，跟從過董卓、袁術、孫策、孫權，官渡之戰時投效曹操，由議郎，參司空軍事，入為尚書，轉為侍中，一直做到尚書令，頗受曹操信任。建安十九年（214），伏皇后給其父親伏完寫信，「言曹操殘逼之狀，令密圖之」事狀泄密，曹操派時任尚書令的華歆為副手，隨同御史大夫郗慮進宮去強迫漢獻帝廢除伏皇后。華歆帶兵入後宮收伏皇后，伏皇后「閉戶藏壁中」，出身文人的華歆竟抓住伏皇后的頭髮把她拖到外殿。當時傀儡皇帝劉協也在外殿，與郗慮同坐，恐懼不安。伏皇后披頭散髮，赤足跣行，哭泣著對劉協說：「不能復相活邪？」劉協答道：「我亦不知命在何時！」掉頭問郗慮：「郗公，天下寧有是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