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分峙和紛爭，「人謀」得失起著決定性作用。最高的「人謀」是戰略策劃，諸葛亮隆中對策，就是追求「鼎足之形」的一個戰略策劃範本。但實現「人謀」必須落到「人為」，而「人為」總會包括主、客觀的諸多因素，任何一種異動都會導致變故。諸葛亮本人踐行隆中對策，並未做到完美無缺，當是毋庸避諱的「人為」失范。
《三國志》為三國人物作紀立傳，紀傳主人公合計437人，除稱王稱帝者曹操、曹丕、曹叡、劉焉、劉備、劉禪、孫權七人而外，將相公卿中只有蜀漢諸葛亮和東吳陸遜二人單列一傳（附及子孫、他人），異常明顯地卓爾不群。《諸葛亮傳》中，主要記述了他的隆中對策、使吳聯孫、北伐曹魏三大平生行事，兼及其他零星事迹。
這三大平生行事貫穿一條主線，隆中對策是他初登政治舞台所作的戰略策劃，借他的用語當叫做「人謀」；而使吳聯孫和北伐曹魏，則是他踐行這一「人謀」所為的兩大實事，可以對應套用稱為兩大「人為」。陳壽的評語，將他譽為「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主要就著眼於這三大行事。
諸葛亮字孔明，漢靈帝光和四年（181）出生於徐州琅邪郡陽都縣（今山東沂水縣），黃巾起義爆發那一年他只有4歲。15歲的時候（195年），跟隨叔父諸葛玄遷徙荊州；兩年後諸葛玄死，17歲的他便結廬隆中（今湖北襄樊西），過起了「躬耕隴畝」的隱居生活。這期間，他一面潛心讀書，努力通悉兵書戰策、天文地理，一面四處遊學，結識了潁川（今河南中、南部）石廣元、徐元直，汝南（今河南上蔡一帶）孟公威等名士。石、徐、孟三人讀書務求精熟，諸葛亮卻「獨觀其大略」，透露出卓犖不凡的個性。他身高八尺（約合今1.86米），平素好為《梁父吟》，經常自比為管仲、樂毅，當時人大多並不認同，唯有徐元直和博陵（今河北蠡縣南）崔州平相信他不是吹牛皮。他還得到了老一輩的襄陽名士龐德公、司馬徽的賞識，龐德公將他比作「卧龍」；沔南（今湖北沔陽）名士黃承彥也看中了他，主動招他作女婿。後來他在《出師表》里追述青年時期的這段人生歷程，概括為「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
究其實，「苟全性命於亂世」確是實情，「不求聞達於諸侯」則有點口是心非。一個經常自比為管仲、樂毅的人，哪裡能夠像龐德公、司馬徽那樣，長久耐得住隱居的寂寞？在與石廣元、徐元直、孟公威遊學的時候，諸葛亮就時不時地「抱膝長嘯」，並對三人說：
「卿諸人仕進，可至刺史、郡守也。」而三人「問其所志」，他卻「笑而不答」。那三人猶自能當相當現今省級、地級的高官，他豈不能夠出將入相，位極人臣？爾後孟公威思念鄉里，打算北歸謀求進步，諸葛亮批評他說：「中國饒（多的是）士大夫，遨遊（飛黃騰達）何必故鄉邪？」裴松之一眼看透，此言「為公威計者可也」，如果「兼為己言，可謂未達其心」。裴松之引用老子「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的話，道破諸葛亮「高吟俟時，情見乎言，志氣所存，既已定於其始矣」。
他要「游步中華，騁其龍光」，必不甘於「沉翳」。他如果「委質魏氏，展其器能」，定非陳群、司馬懿之類人物「所能頡頏」，何況其餘的人。他並不擔心「功業不就，道之不行」，而是有著自己明確的政治選擇。裴松之認為，諸葛亮「雖志恢宇宙而終不北向者，蓋以權御已移，漢祚將傾，方將翊贊宗傑，以興微繼絕克複為己任故也」。這句話有三層意思：一、東漢政權己風雨飄搖，註定覆滅了，不值得去知不可為而為之，勉力收拾爛攤子，跟著殉葬；二、曹操是篡漢國賊，自己要忠於漢室正統，不應該為區區名利去投順於國賊；三、要等待出現漢室宗親人傑，輔佐其效法光武中興，實現漢王朝又一次興滅繼絕。這就是諸葛亮抱定的志趣，他這位「卧龍」，一直都在等待時機。
時機終於來了。經徐庶（元直）推薦，劉備三顧茅廬，來請他出山。其時為建安十二年（207），諸葛亮隱居隆中，已經有10年之久，年屆27歲。而劉備時年已屆47歲，從河北狼狽逃竄到荊州來依附劉表，也已經有8年之久。劉表讓他屯駐在新野（今河南新縣），表面上照顧同姓宗親，實際上讓他看守北大門。在新野小城一住六七年，騎馬征戰慣了的劉備髀里肉生，經常為「日月若馳，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悲傷得慨然流涕。好在有時間進行反思，痛感多年無所成就，就因為身邊雖有虎將關羽、張飛、趙雲跟著東拼西殺，卻沒有高明謀士出謀劃策，從而滋生了求賢的渴望。一方面求賢若渴，一方面「待時鳳翔」，自然容易一拍即合。但諸葛亮仍然要慎投明主，硬是擺足了架子進行試探，讓劉備一再枉顧，兩人才坐到一起。劉備懇切地說：「漢室傾頹，奸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短淺，遂用猖獗，至於今日！
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這就定下了「計將安出」的主題詞，諸葛亮的回答，便成了著名的《隆中對》。
諸葛亮的隆中對策，首先運用天時、地利、人和的傳統理論，對全局戰略形勢作了精闢分析，並特彆強調「人謀」的重要。所謂「人謀」，意謂政治、軍事鬥爭中當事人的謀略，最高層級為戰略謀劃。他從董卓以來軍閥競起、列強紛爭的「當代史」切入主題，舉劉備曾經攪和其間、至「今」記憶猶新的曹操與袁紹逐鹿中原，「遂能克紹，以弱為強」作為論據，提出了「非唯天時，抑亦人謀」的中心論點。借用現代話語，「天時」涵納了諸般客觀條件，「人謀」則是戰略謀劃為主導的主觀能動性建構。兩者相比較，「人謀」更具決定性作用。當時的那個當「今」天下，曹操「已擁百萬之眾」，軍事實力儼然處於霸主的地位，又「挾天子而令諸侯」，政治優勢也獨一無二，所以諸葛亮認為「此誠不可與爭鋒」。而「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天時、地利和人和也有獨家優勢，所以諸葛亮認為「此可以為援而不可圖」。這無異於告訴劉備，既定的形勢十分嚴峻，向北「爭鋒」或向東「圖」地都是辦不到和不可取的，唯一可能的有利選擇僅存在於荊州、益州。
他進而指出，「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地緣政治的要衝地位罕與倫比，歷來都是「用武之地」。但「其主不能守」，人不和造成了地難盡其利，「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就看劉備是否「有意」奪到手裡。益州的地利也很明顯，軍事上是「險塞」，經濟條件上更有「沃野千里」，漢「高祖因之以成帝業」。但其主「劉璋暗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內外上下的人際現狀都有利於劉備攫為己有，也看其是否「有意」。條分縷析，明白無誤，不利方面和有利方面對照鮮明，天下大勢恍若擺到了劉備目前。
分析全局性戰略形勢只是「人謀」的前提和基礎，更重要的，劉備更渴求弄醒豁的，在於如何適應形勢，規划出一套圖謀進取的可行性方案。因而接下來，諸葛亮就整體推出了他的對策，是為「隆中對策」。他建議劉備充分利用自己「帝室之胄」的正統身份，搶奪政治優勢話語權，以期「信義著於四海」。以之為依憑，第一步在政治上「總攬英雄，思賢若渴」，軍事上壯大自己的實力，不失時機地奪取荊州、益州，建立根據地。第二步，一旦「跨有荊、益」，就要千方百計地「保其岩阻」，用好地利，同時在外交上「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政上「修政理」，力求本固基牢。第三步，才是捕捉形勢變化的有利時機，待到「天下有變」，從荊州、益州兵出兩路揮師北伐。如果這樣三步走，就「霸業可成，漢室可興」。如此實在而又誘人的戰略策劃，劉備當是第一次聽到，渾如撥雲見青天，當即便通盤接受下來。從此，劉備集團實現了戰略思想和行動路線的根本性突破，蜀漢政權建立以後也大體以之作為基本國策。
諸葛亮的《隆中對》，大致描繪出了曹、劉、孫三家紛爭，魏、蜀、吳三國鼎峙的三國歷史基本走向和總體格局，對劉備集團絕處逢生尤其具有轉折性的戰略意義。在對策當年，北方霸主曹操正集中優勢力量北伐烏桓，掃滅袁紹的殘餘勢力；江東孫權剛鞏固了六郡根據地，正準備西征黃祖，奪取荊州；荊州的劉表，益州的劉璋都還依仗地利形勝，儼然一方偏霸之主；漢中的張魯，西涼的韓遂、馬超也都各佔一方，韓遂、馬超尤有東進爭雄之勢；唯有劉備勢孤力薄，寄人籬下。三分趨向，並未顯形，甚至假設性都還不存在。諸葛亮既對天下大勢瞭若指掌，決不可能不顧及這些。但他正是通過眼光獨到的多方比較，看出了促成天下三分的可能性，從而選擇合乎他的「翊贊宗傑，以興微繼絕克複為己任」志趣的劉備作為「明君」，經由隆中對策，邁出了施展才幹、匡濟天下的第一步。可以說，除了諸多錯綜複雜、與時俱變的「天時」條件交相發生作用而外，他的構劃隆中對策的「人謀」，以及後來踐